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这些事件在传统史学中都是联想史的重要事件，某种意义上它们就是联想史。然而我们所追究的历史，不是以单一时间与事件作为线索，而是试图从关乎大局的人物的心理演变中找到联想的成长轨迹。　
　　与他们喜欢把联想作为一家独立的、没有生命的公司相比，我们更愿意将联想视为一个有血肉、思想、个性的生命，有变化、冲动、新陈代谢、细胞分裂与斗争的肌体。这不免使一些传统的历史爱好者感到颇为不快了。不幸的是，联想丝毫来不及顾及他们的内心感受，就得迫不及待地走进一个新的转折中。　
　　新的转折开始，在一场痛苦的争斗中，在一场莫名其妙的失败中，联想局进入了对局的状态。一切似乎都未改变，但一切都已经改变了。　
　　【注释】　
　　［1］、［2］《柳总在92年干部工作会上的讲话》，柳传志，1992年3月28日，联想档案，A01…1992…2…3。　

　　［3］《联想集团发展历程》，联想控股公司提供。　

曾经局中人：倪光南（1）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说起中国的长期革命，谓其“犹如一个大隧道，需要100年时间才能摸索过去。当这隧道尚在被探索的时候，内外的人物都难于详细解说当中弯曲的进程。即使革命人物也会被当前困难的途径迷惑，而一时失去方向感。今日的原始资料充满着愤怒和焦躁的文字，强调事情之衍化不如理想。可是着眼于宏观历史，我们不能不以积极的目光视之。我们所说历史的长期合理性有何意义？这就是说，纵使事实之衍化对我们个人不能如意，或者在短时看来荒谬不合理，可是把这些事情前后连贯，用超过人生经验的的角度看去，则它们有其意义；最低限度，这些事迹使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旅途之原委”。［1］　

　　我们把黄仁宇的判断放诸联想局中也会发现相同答案。自2004年初发起的关于联想“贸工技”和“技工贸”道路的争论，不时地将方向转移到柳倪的个人恩怨上。“技术论者”不能理解，为什么是倪光南而非柳传志出局，他们颇有些忿忿然。他们又兼对倪光南遭遇充满同情，不免对联想今日艰难转折幸灾乐祸了。　
　　“技术论者”显然忽视了联想局的一个细节，便是倪光南在联想局中的命运与联想汉卡在联想的命运是相同的，它们拥有一条相同的曲线。如果他们发现这眩惑的史实，到底会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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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52节　
作者：　迟宇宙　
　　　　　　　　　
　　联想汉卡自1985年诞生，成功实现商品化，至1989年共销售了2万套，其直接收入约占公司同期收入的10％。“由于芯片性能和PC机操作系统的汉化，尽管联想汉卡销售量1993年仍有万块之多，到1995年已降为万块，第二年停止生产汉卡。这个时期北京联想迅速发展，销售收入从1990年的2亿元急升到1996年的25亿元，净利润则从889万元上升到3476万元。”［2］　

　　　　　离奇角色　
　　倪光南是联想的离奇角色，他始终不认为他有义务遵守联想的一切制度。柳传志成为联想的一号人物之后，他开始喊“柳总”，但他从未停止对技术的偏爱。他曾承诺既不参加事务性的管理工作，也不参与决策的讨论，他有足够的借口。柳传志曾因开会迟到罚站过自己，但倪光南从未因此遭到羞辱。　
　　“从根本上说，倪光南可以认为柳传志很能干，但柳传志的能干要是和自己的技术比起来，柳传志的能干又算得了什么……办公司以前，柳、倪两个人地位太悬殊了，这种地位的悬殊其实是柳、倪后来产生矛盾的根源。”［3］　
　　柳传志曾经说：“只要我能将公司调动得住，为了表示对倪光南的一种尊敬和礼貌，可以将他放在很高的位置上。”倪光南也说：“从1984到1993年以前，柳传志是全部信任我的，绝对信任我，基本上，我说的他都支持。”　
　　但是很多副总裁已经认为，10年来柳传志已把倪光南“惯”得不成体统。他们并非毫无意见，只是出于利益的较量而不愿或不敢发作而已。他们知道柳传志试图为联想树立一个技术神，但他们越来越感觉到这个技术神在联想扮演的角色似乎离奇得过分。但他们无法反对，在倪光南告状之前，他们反对倪光南就是反对柳传志。所以某种意义上，倪光南告状成为一个各方重新入局博弈的契机。　

　　柳传志将倪光南的形象塑造得无以复加，他并非想将其扶到神坛后再拉下来。他倒宁愿倪光南老老实实地在神坛上呆一生。他教联想拿50万元以科学院名义奖给倪光南，然后让其以个人名义捐出，作为其光辉形象的一个注脚。他还教联想和计算所推荐倪光南为第一届工程院院士。他告诉曾茂朝：“联想需要树立一面旗帜。”曾茂朝妥协，但他警告倪光南说：“在学术上，并不是你在天上，别人都在地下，问题是联想需要你作为一面旗帜，陈大有就不比你差。”　

　　在香港，柳传志和张祖祥他们总是拿新华社标准的1000多港币的工资，但柳传志教张祖祥“给倪总多加5000元”；科学院1990年奖励给优秀企业家柳传志的一套房子，也被柳传志转手送给了倪光南。柳传志后来说：“我当时考虑了一下，不是做思想斗争，关键是我老婆这关要过得去。”［4］　
　　　　　都是李勤“惹”的祸　
　　汉卡慢慢衰落的时候，正是倪光南的权威慢慢衰落的时候。这位迷恋硬件技术的神已在“硬汉字枪毙软汉字”过程中展示出科学家或有狭隘一面，等到硬汉字系统从鼎盛走向衰落而其研究又无重大成果出现时，作为总工程师的技术威权其内心的恐惧、迷惘、沮丧、愤怒我们可以想像。　
　　从1991年开始，联想汉字系统走上了下滑曲线，倪光南的研发项目亦开始遭到李勤质疑，后者与柳传志均已知道“技工贸”道路如何不切实际，“贸工技”道路对联想多么重要。他们不再迷信技术神倪光南。他们清晰地发现倪光南立项太多的致命，知道联想根本无力纵容倪光南几十个项目一起上的“乱来”。　
　　1992年春节，负责北京联想运营的李勤与倪光南起了第一次正面冲突，他并不知道这将为未来联想种下祸根。李勤要改组一些部门，说要设总工办，建立立项制度，定出研发的指导思想。他暗示工程师们必须分清研发是种“西瓜”还是种“芝麻”？“是不是应该有重点？一年是不是就做有数的一两个重点项目？”　

　　没有人知道，李勤的行动在倪光南眼中是不是一次挑衅。倪光南之反应为不同意“芝麻”“西瓜”之说，觉得科学分不清“西瓜”与“芝麻”。李勤说：“怎么不好分？就按投入的资金的规模分。”最后大家都默不作声，心中各怀鬼胎。　

曾经局中人：倪光南（2）　

　　那天晚上，倪光南给柳传志打电话威胁要辞职，因为他反对立项审批和成立总工。他第二天早上又知会了李勤。柳传志与李勤迅速妥协，他们本已宣布曹之江任总工办主任，也只好找个搪塞的理由收回任命。“辞职事件”作为一种试探，以柳传志与李勤的妥协告终，“但李勤还是坚持住了研发立项审批权。”［5］　
　　在接下来的时光流转中，李勤开始不断地向工程师们灌输他的观念，说研发人员的考核标准是能否开发出为公司创造经济效益的好商品，能开发出创造高效益商品的研发人员就会被认为是最优秀的开发人员，在激励上就是最高档。　
　　“如果让我们在诺贝尔和得诺贝尔奖金的人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目前我们公司就会选诺贝尔，因为诺贝尔能产生效益；至于那些奖金获得者他也挺伟大，但是目前在咱们公司发展阶段我们还用不上。比如陈景润和倪光南来比，我们当然要倪光南，倪总是我们的宝贝，陈景润就另当别论了。”［6］　
　　李勤对倪光南含混的赞扬反倒像一种清晰的暗示，他不在意甚至根本没有时间在意倪光南的反应。他比倪光南更能清晰地看到“黑色风暴”的威胁。　
　　在1992年4月的一次总结会上，他说：“来势凶猛的黑色风暴降到了我们的头上，想躲是躲不掉的，那么我们怎么办？狼来了，不是把狼打死，就是被狼吃掉，我们只能横下一条心和狼拼了，结局可能有三个：一个是被狼吃掉；二是把狼打跑了；三是把狼打死。为了活命必须拼出第三或第二结局。”［7］　

　　1993年，因为研发中心屡屡无法成为“第三或第二结局”的支撑，投入800多万元的多口卡项目又遭失败，李勤与倪光南矛盾激化。倪光南认为失败原因是“速度慢了”，李勤则认为管理基础和公司能力不足；倪光南要求继续加大对研发的投入，给技术人员更好的待遇，李勤则认为加大投入也没有用。［8］　
　　李与倪的矛盾由来已久，这是一个企业的运营官、部队长与总工程师之间的矛盾，是利润与成本的矛盾。但是倪光南却不这么想。那一年北京联想第一次没有完成营业指标，倪光南便到科学院告李勤的状，罪责是：一、1993年没有完成任务主要责任在李勤；二、李勤不务正业学跳舞。　
　　对于没有完成销售指标，李勤在责难逃，但其繁杂背景和深埋的祸根，早已播种；至于“跳舞”说，李勤说：“跳舞是工会组织的，我一共去过四次。原因是，1992年年底，联想和科委、计委联欢，联想的领导班子既不会唱，也不会跳，没法接待别人，躲在一个角落，特别尴尬，就决定也学一学。”　
　　事实上，多年来联想始终鼓励员工们跳舞，《联想报》曾经批评不跳舞的男青年是“吃货”，“公关老太太”周晓兰正是靠跳舞才一次次为联想拿来了订单。　
　　科学院未贸然结论，他们征求柳传志意见，后者回答说：“如果你们要听倪光南的，将李总撤了，也把我一起撤了，我们班子集体都不做了，因为没法做。”　
　　1994年3月的北京联想已经混乱不堪，总裁室里的矛盾已经激化，明显的两派开始较量，一派支持李勤，一派支持倪光南；只是后者在数量上居于完全的劣势。柳传志从香港赶回北京，随后他在北京掀起了“联想思想大讨论”，以群众运动的形式稳定了局面。　
　　“我1993年为忙香港上市咬牙不回来，非把联想拱上去不可。这个矛盾后来全积累起来了，”柳传志后来说，“老李没错，认准了，但是老李态度上跟老倪挺牛，极大的火山爆发。老李麻木，他不知道，实际上老倪在向我这儿猛攻他，之所以后来老倪跟我像今天这样，看我坚决护着老李，他就连我一块……”　

　　多年之后，柳传志偶尔会抱怨一下李勤，觉得李勤那时候没有稳住倪光南，没有稳住局势。事实上他知道，倪光南的爆发并非李勤惹的祸，祸根在他多年前便已种下，它早晚要发芽，要破土而出。他扮演了倪光南的“加速放大器”，是倪光南的沃土。他对李勤的偶然抱怨，只是无奈的一声叹息罢了。　
　　　　　转移和爆发　
　　柳传志回到北京，美尼尔综合征又来折磨他。多年来它就像一个梦魇，始终围绕他不肯退却。他不知道他们之间的战争要持续多久，他只想取得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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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53节　
作者：　迟宇宙　
　　　　　　　　　
　　倪光南与李勤的矛盾无疑是诱使柳传志美尼尔综合征复发的主因之一，在承受梦魇折磨时，柳传志还要绞尽脑汁考量如何调和倪光南与李勤之间的矛盾。他以为依照惯例可以顺理成章地完成“和稀泥”，却不知道倪光南爆发了。　
　　倪光南1994年5月3日给“李总并总裁室成员（呈报董事长）”写了一封信，联想档案中叫做《倪光南关于车队问题给李总及总裁室的信》。在信中，倪光南指责一个叫王威的家伙（似乎是车队队长）在车队造谣说赵明漪（倪妻）曾找老蔡反映说：“小侯给倪总开车不安全。”倪光南认为这完全是捏造。　
　　他愤怒地责问李勤道：“如果要捏造我的‘意见’，把小侯给我开车认真遵纪的优点说成缺点，以便达到精简他的目的，试问这是想达到什么别的目的？为什么要把总裁室成员引入车队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