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的事

千八百三十人一年的食用。
　　从以上统计的数字看，可谓战果辉煌。
　　这篇评论见报的当天中午，陈爱兰连续广播了三遍。两天来，她始终处于极大的兴奋之中。两天前，她的一篇“老太太轰麻雀有绝招”的报道在北京日报见了报。内容写的是她家的邻居李老太太因患腿病下不了床，不能参加街道组织的歼灭麻雀的行动，就将自家的一个大铃铛拴在屋门外，绳子的另一端拴在屋里的床头上，看见麻雀落下喘气就拉动绳子，铃铛一响吓跑了麻雀。虽说稿子登上报只剩下不到三百字，题目也作了改动，但登的位置比较突出，她的不少亲戚，朋友都看到了这篇报导，吵着让她请客。两天里，她先后买了二斤大白兔奶糖快撒完了。
　　人们吃了她的糖还要逗她，问什么时候吃她的喜糖。快满二十五岁了，这种年龄的单身女性是很容易引人注目的，厂里厂外都有熟人张罗给她介绍朋友，但又都被她以各种理由回绝了，人们猜想她一定有了意中人，八成是部队上的军人。因为传达室接到过给她的来信，信的落款是部队的番号。其实信是部队上一位表弟写来的，但她从不解释，反到愿意将错就错。
　　陈爱兰的内心深处真的藏了一个人，已深藏很久，那就是厂长李宪平。将这样的人暗恋为自己的意中人，有时连她自己都不敢相信，她不止一次地告诫自己，这是不可能的，人家是个厂长又是立过战功的功臣，而自己只是个普通女工，两者的差距太大了，但她就是“轰不走”那个影子，仿佛那个影子已牢牢地印在了心里。对她来说，暗恋是苦恼的，也是幸福的。令她苦恼的是内心的秘密似乎只能深藏不露，哪怕是对自己的母亲也不能说。一旦说出去，再知心的朋友也会给对方留下攀高枝的疑问。
　　她曾无数次地扪心自问，如果对方不是一位领导干部，她会喜欢吗？答案是肯定的，她喜欢他爽朗的性格，喜欢他带有幽默的谈吐。但说出去有谁会相信呢？人们一定会说她是盯上了人家的地位。她承认彼此之间地位的悬殊，一方是身经百战的领导干部，是厂长，另一方只是个高中都没读的普通工人，冷眼一看，两者之间的差距如同天上地下。所以她又不止一次地想到了放弃，但她从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屡次得到信息又使她一次又一次看到了希望。这个人就厂里的书记邹晓风。
　　邹晓风喜欢在她面前提李宪平，讲他的过去，讲他的光荣史，用的全是褒美之词。讲的次数多了，有时竟是重复他已讲过的故事，但他讲得依然是那么认真，似乎所讲的一切全是为她一个人准备的。
　　有时她正在邹晓风的办公室请书记审阅广播稿，李宪平要是这时进来，邹晓风总会不失时机地夸上她几句说，瞧瞧，小陈的这篇稿子写得满够水平啊！要不就会对她说，以后我不在你就找咱们李厂长，在部队人家也是位大才子呢！他学问全是从他父亲那儿学来的。接着就会向她介绍李宪平的父亲是如何为国捐躯的。他讲这些故事时是那样的动情，那怕是重复也是如此。她如何破译邹书记的意图呢？似乎答案只有一个。尽管她对自己的判断信心不足，但对此她还是心存感激，留住了心中那个希望。
　　给她印象最深的是一次与她换电影票，那是厂里组织看电影“红色风暴”，邹晓风问明她发的票是后面的，就提与她换票，说怕在前面看晃眼。换给她的票是十排中间的，位置比她的票好得多，电影快开映时才发现坐在她身边的是李宪平。得知她的票是换来的，李宪平只说了一句，还是你这丫头儿鬼。结果闹得她整场电影没看好，可散场再找李宪平早已被人拉走了。
　　至于陈爱兰对李宪平态度的判断，她虽没有观察到他对自己有什么亲近的举动，但至少可以断定对方并不讨厌她，这是可以肯定的。李宪平有时支使她帮着打个水，买个饭的十分随便，这像对别的女同志那样客气。
　　陈爱兰特意留下了几块大白兔奶糖，准备给李宪平的，她已两次从厂长办公室门前在前走过，但门始终上着锁。这天下班前，她再次从厂长办公室门前过，门开着却是一屋的人，只好又一次失望地走开了。
　　下班后，她假装打电话，躲在传达室直到看见邹晓风骑车出了厂门她才出了传达室，手里挥动着一个广播稿奔了办公室。不知为什么，邹晓风虽是她心目中的红娘，但她最怕的又是邹晓风知道了她的心思。
　　厂长办公室的门敞开着，她进屋的时候李宪平正蹲在屋中央修他的洗脸盆，地上到外是水迹，像是脸盆漏了，见了她头也没抬地问了一声：“怎么，下班了还要广播？有什么好事说说先让我一饱耳福。”
　　陈爱兰心里“嘣嘣”乱跳，却故作轻松地说：“我想找邹书记看一下稿子，没想书记下班溜得真快。”说完又问道：“你跟一个脸盆较什么劲儿呀？”
　　“较什么劲？下午我一回来整个一水淹七军，屋里全是水。轰麻雀轰的，把我的脸盆全敲漏了，我只能先用棉球给它堵上。”李宪平说着直起腰自嘲地笑了笑又说，“谁也不怨，脸盆我是自愿贡献出来的，让小老头儿给敲漏了。他说自己屋里的盆早就快漏了，不敢使劲敲，就拿我的盆玩上命啦。”
　　陈爱兰听了哧哧地笑着说：“我家街坊也有把盆敲漏的，两口子为这个还吵架呢！”说着，从兜里掏出了奶糖放在了桌上。
　　李宪平见了故作惊讶地叫道：“哟――什么时候办的喜事？怎么也不先通知一声就发喜糖了！”
　　“讨厌！明知故问是不是？”陈爱兰脸涨得通红通红地将买糖请客的原由解释了一遍，讲过又借题发挥道：“成家着什么急呀？论年龄也该你这当领导的带个头啊！”话一出口，她顿时感到脸上一阵发烧，怀里就像钻进了一只小兔子，垂下了头看也不敢看李宪平一眼。
　　就听李宪平“哈哈”一阵大笑说：“你还让我带什么头啊？再带头就该犯错误啦！本人早就成家了，孩子都快能打醋了。我的家在农村，你不知道？陈大广播员可真是太官僚啦！本人的情况全厂谁不知道啊？”
　　如同一盆凉水浇在了陈爱兰的头上，她抬起了头，满脸挂满失望的表情，将信将疑地凝望着对方，始料不及的打击已使她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掩饰自己的失态。她从李宪平的表情里找不出一点开玩笑的痕迹。
　　“你不信可以问老邹嘛！这还有说瞎话的？”李宪平话说得极为轻松，有意不看对方，剥了一块糖扔进了嘴里。他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将暖壶的水倒进脸盆自言自语地说，“试试还漏不漏。”他刚才的那些的话完全是即兴发挥，能把瞎话说得这么好连他自己都有感到惊奇。
　　陈爱兰这时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也随之像什么也没发生，装着样子关心起脸盆来。
　　她记不清自己是怎么进的家门，她谎称已在厂里吃过饭了，便将自己一个人关在屋里。她的心里充满了悲凉，仿佛眼前的一切全改变了模样，变得冰冷，变得是那样陌生。她觉得自己的自作多情是那样稚嫩可笑，自己的单相思险些落下笑柄。她曾几次萌生要给李宪平写情书的念头，一度这念头又是那样的强烈。但一想到彼此条件如此悬殊，也是出于本能的胆怯，才令她一次又一次打消了这个念头。她拼命的工作，学习，乃至为报社写稿，都是她企图缩短与对方的距离的一种努力，却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那一夜她失眠了。夜深时觉得有些饿，她才想起自己根本没吃晚饭，只好找出几块大白兔奶糖充了饥。心渐渐静下来，思絮清晰了一些，她才觉得李宪平的话不大像真的，她细心观察李宪平一年多了，这期间经历了两个春节，据她所知，李宪平根本就没出过北京，更没歇过探亲假，给她印象最深的是这年的大年初一，他和邹晓风一起给厂里的的军属董师傅拜过年。这种事，董师傅绝不会乱说。如果他有家，哪有两年春节不回家过年的道理！况且，邹晓风对她讲了那么多有关李宪平的事，从没提过他有家小啊！如果他是成了家的人，邹晓风如此津津乐道的在她面前谈论李宪平，对其变着法儿的褒奖，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呢？一想到这些，陈爱兰顿觉眼前一亮，心境也为之一爽。但这清爽的感觉一闪即失，因为她很快意识到，如果李宪平确实是在撒谎，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对方根本看不上她。
　　陈爱兰的心情一下子又跌到了谷底，眼前又变得漆黑一团。这一年当中，不少亲戚朋友为她张罗过对象，有些条件相当不错，但都被她以各种理由婉言回拒，就是因为心里有了一个人。如今自己心上的这个人，连个表白的机会都不给她就要从她的心里溜掉，如同一场戏没开演就落幕了，给她留下的只有无限的惆怅与酸楚，还有那解不开的迷。　

第二章　1958夏、秋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日子　
　
　　１．“高产卫星”满天飞，比着谁能吹得一鸣惊人
　　
　　大跃进在全国真正迅速展开，始于这一年５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而同年５月１６日升天的苏联第三颗卫星，在某种程度上则成为推动中国大跃进起飞的另一股精神助力，不久，中国就将自己的一颗又一颗的“高产卫星”抛上了天。
　　苏联老大哥的新卫星比第一颗重了１５倍，比第二颗重了１．６倍，远远超过了美国人。中国发射的“高产卫星”自然不能含糊，６月１２日，河南省遂平县率先放了一颗亩产小麦３５３０斤的卫星；喝采之声未绝，河北省安国县便发射出亩产小麦５１０３斤的卫星；接着便是西平县亩产７３２０斤的卫星上天。小麦出足了风头，跟着便是早稻，湖北省麻城县放出了一颗亩产３６９００斤的高产卫星，人们吃惊的嘴还没合上，广西环江县就放出了亩产１３万斤的高产卫星……
　　生产出这么多粮食怎么办？最先为这事发愁的是伟大领袖。８月１１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毛主席到了徐水》的报道，他老人家在听了县委书记张国忠汇报全县夏秋两季计划要拿到十二亿斤粮食时，毛主席不觉睁大了眼睛，笑嘻嘻地看了看屋里的人，说道：
　　“要收这么多粮食呀？”这时候，毛主席显然是想起了张国忠在路上介绍的本县情况，就伸出又厚又大的坚强的巴掌，算账一般地说：“你们夏收才拿到九千多万斤粮食呢！秋季要收十一亿呀！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大家一时被毛主席问住了。后来，张国忠答道：
　　“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主席说：“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
　　李江生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毛主席说：“那就得每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的酒精啊！”毛主席呵呵笑着，左右环顾地看看大家。大家不觉都跟着笑了起来。张国忠也笑道：“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毛主席说：“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
　　很多人都在私下里小声说着：“毛主席看问题看得多远，想得多周到啊！”
　　“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毛主席又笑道，“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这篇文章，陈爱兰利用中午连续广播了两遍。极大地鼓舞了曙光厂职工的士气。全厂职工家里能有台收音机的寥寥可数，能看到报纸的更有限，大多数职工还是要靠厂里的午间广播了解国家大事。
　　跃进之年，曙光木材厂的宣传水平又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厂里的大部份建筑物的山墙都被利用起来制作成墙报，史丽云的美术才华在这里又有了用武之地，全厂各个墙报，黑板报的报头都设计的十分精美。在谷玉森的建议下，史丽云正式成为陈爱兰的助手。史丽云已被分配到装配车间部件组，负责验收从机加工车间转来的半成品部件，工作较为轻闲，她的一半精力全花费在板报上，什么“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天等于二十年”，“东风继续压倒西风”的大字标题都被她分别采用不同的字体书写得既苍劲有力，又有令人称道的美感。
　　苏联卫星上天的报头她显然是动了脑筋，报头样式设计得十分精彩，受到一致好评。只是一样，她依然是照别人的稿子抄写，自己一篇不写。陈爱兰几次鼓励她写篇稿子，都被她以各种理由惋拒。本来连为全厂的墙报制作报头她都不想干的，是谷玉森亲自找她谈了一次话才说服了她。
　　即便是抄写，史丽云的这份业余工作仍然十分繁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