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的事

　　这顿饺子酒是在李宪平的办公室喝的，赵贵臣弄来的果真是瓶粮食酒，要是在两年前那是很平常的酒，过年请客是拿不出手的，可如今却成了珍品，像喝上了茅台。赵贵臣与酒一起带来的还有几片驴肉，也是酒馆给他留的，三两驴肉收了他两块钱，让人还觉得像得了一个大便宜。
　　酒过三巡，李宪平谈到装配车间的工作，他说：“最近你那个车间不少人完成不了定额，去年就不如前年，去年的下半年又不如上半年，怎么黄鼠狼下刺胃一窝不如一窝了？一年不如一年了？定额没变呀！”
　　赵贵臣说：“还不是这两年粮食紧张闹的，那点儿定量半饥半饱的，肚子里又没什么油水，干这么重的体力活钉不住。车间里好几个闹浮肿啦，能钉着上班的就不错了。就拿甘兴旺来说吧，过去那是多棒的主儿！现在就欠走道没打晃了。过去那是一张烙饼卷半斤猪头肉的主儿，现在中午吃的是什么！你这当领导的说说，这种情况到什么时候是一站？”
　　李宪平听了一个劲地摇头，他知道这一切全是事实，他不好说什么。做为他这一级的干部，他知道的自然比赵贵臣更多一些，也清楚造成目前这种现象的一些原因。大跃进的那一年是丰产没有丰收，全国因大炼钢铁，大搞“小土群”，农民全炼钢去了，造成很多粮食烂在地里没收上来。接下来连续两年是全国大面积的自然灾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忽略农业的必然结果。对当前的形势在干部当中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传说这话是中央一位高层领导讲的，有人干脆说是国家主席刘少奇说的。不管这话是谁讲的，他从心里是赞同的。他从自己的老战友那里也听到了一些在报纸，广播中无法得到的消息，他知道都是真实的。但这些他对下面怎好乱讲。
　　他的老战友张向东之所以转业是受了他老父亲的株连。张向东的父亲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一直在北京军区担任要职。只因在揭批彭德怀右倾反党的斗争中为彭德怀说了几句同情的话，被免职转业到了地方，很快又株连到张向东。
　　他还知道，彭德怀之所以落到一个“反党”被罢官的下场，只是因为在芦山会议上曾向毛主席上万言书反映大跃进中一些浮夸风，以及全国大炼钢铁中带来的一些问题，他听到的彭老总反映的问题觉得都应是实际情况，谈不上攻击谁，更算不上反党。至于“万言书”的全文是什么，他这一级的干部无从了解。但他觉得张向东绝不会在这种问题上撒谎。那次国庆节期间的重逢，他是听到李宪平无意间讲到自己在“反右倾”中险些挨整，二人谈得投机，张向东才吐露了一些他父亲“犯错误”的情况。虽然彼此信任，又谈得投机，但一些问题还是点到为止，并没深谈。这些话题，李宪平都没向邹晓风谈起过，他自然更不会随便对自己的下属乱讲。他从内心里已经认定，彭老总十之八九是被冤枉了。
　　赵贵臣见李宪平半天沉默不语，以为是对他工作的不满，咧着大嘴笑笑说：“这么多人完成不了定额我比你当厂长的还急，我一直琢磨一个主意就是不敢提。今儿借着酒劲我想说说，反正我觉得我这个主意绝不是馊主意。”
　　李宪平笑笑说：“你还有不敢的时候，有什么主意尽管说，说错了也没什么。”
　　赵贵臣端起酒来说：“我先喝一口壮壮胆儿再说。”说完饮了一口酒，又扔到嘴里一片驴肉吃了说：“我的主意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实行记件工资！一搞计件工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让大伙儿铆足了劲干，到时候按完成的数量发工资，每个月至少可以多挣点儿钱弄几斤高级食品吃一吃，解决肚子问题，生产上去了，肚皮也不饿了，这不两全齐美嘛！”
　　李宪平笑笑没有说话。赵贵臣说的记件工资不是没有实行过，１９５６年的时候不少企业试行过一段，效果也不错。但后来报纸上对记件工资展开了讨论，认为记件工资是资本主义产物的看法占了上风，并加以讨伐，不久就全取消了记件工资。如今是困难时期，用这个办法刺激一下生产未尚不是一个好主意，但要带这个头肯定是冒很大的风险，就是报上去区里也不见得敢批。
　　赵贵臣不死心地又劝道：“我有个亲戚在外地，听他说人家那儿已经有搞记件工资的单位了，实行的当月就见效！上上下下全高兴，当工人的多拿钱，当干部的省心了。灵验得很！不信你就先在一个班搞个试点，先来两个月的计件工资试试。”他说得很轻松，他把事情一贯看得十分简单。
　　李宪平笑笑说：“不用试，我知道灵验得很。可不符合政策，乱来不行，要搞也要上边批，这种事最好还是别由咱们这样的小厂子挑头儿。就是想挑头儿上面也不会批你。再等等吧，既然计件工资确实对生产有好处，上边或许有松口的时候。”
　　赵贵臣扫兴地说：“真他妈的怪事，明明是有利于生产的事，可偏偏又不符合政策？你说这政策为什么总跟生产扭着来呀？改一改费什么屁事！”
　　李宪平打断他的话说：“别说那么多的废话！快吃饺子吧，光顾了聊计件工资了，饺子全凉啦！到现在我才明白，敢情你小子弄来一瓶酒是没憋着什么好屁！让我晕晕糊糊批准你干计件工资，往勾里带我？”说完两个人全笑了起来。

　　4．困难时期结婚不容易，变着法不留客人吃饭
　　
　　１９６１年的２月１５日是农历牛年的春节，２月６日是曙光木材厂年前最后一个厂休日，陈爱兰新婚的日子就定在这一天。再过几个月她将年满２８周岁，厂里与她同龄的女工，不少人的孩子都会打醋了。
　　陈爱兰自懂事那天就喜欢军人，崇尚英雄，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她择偶的首选目标就是军人，或有过战斗经历的人，为此她暗恋了李宪平两年。那次她大胆想向李宪平坦露心迹，刚引了一个头，便被李宪平巧妙地慌称自己在农村已成家拦住了她要说出口的话，虽避免了她的难堪，但也使她的精神受到重创。当她终于弄清李宪平说谎之后，深感自尊心受到伤害，实难使自己恢复平静，便鼓起勇气向工会主席潘树仁一诉衷肠，潘树仁听出有让他从中撮合的意思，被其感动不得不告诉她实情。陈爱兰回家大哭了一场，死了那条心，一度变得心灰意冷，但李宪平在她的心目中反而更高大了，想找一位军人做自己的终身伴侣的愿望也更强烈了。
　　如今陈爱兰终于如愿以偿，她的爱人是位现役军官，年龄比她小一岁，是她表弟的战友。她爱人是河南农村的老家，这次是婚假与探亲假连在了一起，先在北京结婚，婚后随她爱人一起回河南老家过年探亲。
　　陈爱兰的婚事在厂里弄得动静很大，她是厂里未婚青年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又是厂里宣传工作，工会活动中的骨干分子，群众基础好，不但制材车间为她敛了份子买了礼物，不少与她不是一个车间的人也出了份子。潘树仁牵头，在干部中也攒了一个份子，李宪平，谷玉森、王富达等人都掏了一份，邹晓风去区委党校学习一个月不在厂，潘树仁替他做主算了一份，几个人一合计买了两个暖瓶送她。
　　陈爱兰有个心愿，想请厂里的领导给她当证婚人，因为男方部队的领导很重视，派来团政治部的一位副主任来做证婚人。她觉得到时候如厂里主要领导不出面会很没面子，如邹晓风在厂这不是什么难事，她当面请他当这个证婚人十拿九稳。想请李宪平吧，她实在没什么把握，也不清楚对方会怎么看待这种邀请。谷玉森她是不想请，她觉得谷玉森笑得太假，跟他打交道心里总不那么自在。能请得动的还有工会主席老潘，人虽不错，又是热心肠，但她觉得老潘没有领导风度，又不善当众讲话，形象也差了一些，关键是他没有当过兵的经历，与对方的领导一比似乎就矮了一头。比来比去，她还是觉得李宪平能当她的证婚人更好一些。潘树仁她当然也要请来，那毕竟是她可以信赖的人。
　　陈爱兰自有她的心路，她转弯抹角地将自己的想法对老潘说了，说邹书记您去请，实在请不来，这个证婚人只能由您来当了，李厂长我是请不动的，也就不碰这个钉子啦。反正到时候人家部队的领导怎么样说，您也怎么说几句就行了。
　　潘树仁怎么会看不出陈爱兰的心思！邹晓风在党校休息的是星期天，陈爱兰是利用星期二的厂休日结婚，邹晓风肯定来不了她不会不知道。陈爱兰明明知道他的口才不行，却偏偏要提证婚人在婚礼要讲话的事，显然是让他知难而退，她本意是想请厂长李宪平可又不明着说。老潘理解这鬼丫头的心思，便痛痛快快地说，让咱们李厂长当这个证婚人吧，都是当过兵的，与部队上的人见了面好说话。这事包在我身上，他答应也要答应，不答应也要答应。
　　陈爱兰听了当然高兴，立即顺水推舟说，这事我听您的，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老潘找了一个机会对李宪平说了，李宪平听了百感交集，抓了半天头皮才说话，他说：“我这样的光棍汉给人家当证婚人合适吗？我听说这种角色不是讲究要找有家有业，上有老，下有小的全福人嘛！”
　　老潘说：“不懂就别瞎说，非要找全福人的是媒人，懂吗？人家是请你当证婚人！证婚人是什么？是那种德高望重的人，就像阁下这样的。”
　　李宪平打量了一下老潘，眼睛一亮说：“这么说，证婚人也是你来当最合适呀！厂工会主席，又长得慈眉善目的，干这种事不正对路嘛！到那天我可以去照一个面，向新人道个喜。你就别给我派活儿了，你来当这个证婚人！”
　　老潘嘴一撇说：“净说外行话。人家男方的证婚人可是个团政治部副主任，我呢，连个厂里的主要领导都算不上，往前边一站不对称。你就不同了，厂长，支部副书记，你这个资格要是还在部队，起码是副团级，往那一站就盖他一头。给小陈争了面子，也给咱曙光厂争了面子。再说了，要个头儿有个头儿，要风度有风度，讲几句话也能讲出彩来，你就别让我这小老头儿受这个罪啦！”
　　李宪平仍没有点头的意思，到不是他难求架子大，他是觉得充当这种角色心里有些别扭，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别扭。因为不是给别人当证婚人，是陈爱兰。
　　老潘有些发火地说：“李宪平啊，李宪平，你要是不答应可不是伤我的心，是你伤小陈的心，太伤人家的心啦！你以为是我非要给你派这个活儿？”他压住火，将陈爱兰如何在他面前动心眼的事告诉了李宪平。
　　李宪平苦笑了笑说：“好吧，那就赶着鸭子上架，当一回证婚人。”一听老潘道破实情，他很是感动，是被陈爱兰的一片心意所打动，突然觉得自己欠了人家很多，很多。
　　困难时期的婚事是很令人头痛的事，要是两年前，花上四五百元就能把婚事办得很风光，一桌酒席二三十元就能吃得相当不错，能上好酒好烟。如今就是翻上十倍的价钱也办不来，首先是没那么多的肉和油，烟和酒也难买到，粮食也是个主要问题，你不能让客人带着粮票肉票来。所以这时期办婚事不请人吃席，只请人抽支烟，吃块糖，意思一下，谁都能理解。
　　办婚事不办酒席，但饭总是要吃的，您不能让两边的至爱亲朋全饿着肚子走。留下吃饭的全是娘家人，自己人，吃什么好说，一般的平民百姓这种日子口有请盖饭的，这是困难时期最流行的饭食，白米饭上浇上两勺卤，用不着炒菜了。再次一点的请人吃汤面条，弄个水饱，好在谁都能理解，青菜每人只凭本供应七两，老太太们早上五点钟就要到商店门外排队，去晚的买不到。冬瓜切得块儿跟西瓜似的往外卖，能买到就算不错。总之炒不了菜，能用细粮待客已经是相当够意思了，当时的粮食定量粗粮的比例要大于细粮，而且客人交的粮票全是粗粮，不会是面票。谁家办一回婚事，办完了要吃一个月的玉米面窝头。要是哪家办婚事能请人吃一顿炸油饼，或是打卤面什么的，那就够得上新闻了。
　　即便如此，办婚事所要花费的费用仍很惊人。不置办酒席，但喜糖，喜烟必不可少，再少也要预备二十斤糖，十来条烟吧，这就是钱！
　　糖要凭购货本供应，每人每月有二两水果糖定量；香烟是每个烟民每月就那么几盒，不够抽的可以到黑市上去买烟票，或是弄点叶子烟抽。那时候烟瘾大又没那么多钱的主，有抽蓖麻叶的。高级奶糖五元一斤，是平价糖的十倍，买二十斤糖就要一百元，是一个二级工两个半月的工资。在黑市上买了烟票再弄烟，一盒大前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