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画传
且桓霰任颐钦庑叭耸健被估系乃拇ǖ叵碌车睦系吃保桓雎呒ё摇＝夥懦跗诿飨菇蛹?952年土改复查时，他曾写信给毛主席、反映四川某地一些过“左”问题，但信并未上达就被打成立场反动的“反革命”，折磨数十年，至80年代初才平反。小波到这个世界上就饱尝忧患和困苦，这对他的世界观和思想性格的形成不无关系。 1982年银河去美国，84年小波也去了。他没有奖学金，银河一人的奖学金两人用。开始打了一段工，以后她就不让小波打工了。小波在美4年，基本没打工，这情况开始我不知道，他家人也不大相信。一位老同志留美回来的孩子谈，他在匹兹堡期间，常去银河家玩，银河一下班回来就忙家务、做饭，小波在家里只是读书、写作，啥也不干。他几次说，李银河真“伟大”！不久前我问银河，她说“是这样，我不忍心让那样一个智慧的头脑去干粗活。”她还说，《黄金时代》就是那时构思写作的。 回娘家来，银河经常是一进门，把包往床上一丢，就打电话：“小波，冰箱里有什么什么你想着吃。”电话遥控安排他吃饭。我说，你以后买个大饼，套在他脖子上，要不你回去他就饿死了。这并非玩笑，而是生活真实。我常说，这小子真懒！其实这是冤枉了他。去年银河赴英国，他的生活更繁乱，头脑高度运转，总是废寝忘食，不知饥饱，不分昼夜，不断地写，脑体矛盾，终至爆发。 小波的猝死使我十分痛心又深感内疚。女婿是半子，女儿不在，我竟没给他以必要的照料。他嘴唇发青，有明显病相，也没督促他去医院检查。只在春节联欢聚会了一次。我家保姆难过地说，别看小波五大三粗的，完全像个小孩，你不让抽烟，他就装在袖筒里到凉台悄悄抽，他太腼腆了！ 我一直觉得，女儿在小波身上牺牲太多了，否则她自己的事业可能成就会大些。在美她不愿他打工，回京她又支持他退职，她负担家务和一切，让他集中精力写作。现在我才进一步了解，这不是牺牲，这是爱，一种特殊的爱。小波，好孩子，我对你了解太晚而你走得太早了！八十多岁的人没死，而四十多岁的人却先走了，一个正是创造盛年的人走了，一个老朽留下了，老天太不公平！ 我还有几句题外话，现在一些纪念小波的文章，表真意切，令人感动，但也有个别评价有些过高了。小波性格腼腆，不爱张扬，不求虚名，但重真情。而且他生前历经坎坷，刚刚在发展，处于成长的过程中，远未达到顶峰。过分的溢美之辞，他地下闻之也不会愉快的。
第四部分：悼念王小波送小波（图）
作者：冯小双 听到小波去世的消息，我先是震惊，继而是恍惚、惶惑：这难道是真的吗？这又怎么可能有是真的呢？一个星期以前，为了李银河的学生小马的工作问题，我刚刚和他通过电话；一个多月以前，为了课题的事，我和唐灿还请他吃了饭——想和他讨论一些问题且主要是想听听他的意见。为照顾他的口味，我们特意选了家川菜馆，并专门为他点了他爱吃的水煮肉片。 溜溜达达前往餐馆的路上，他说他头两天刚刚在邮局被小偷掏了钱包。唐灿说这就对了，小偷寻思你这样的人进邮局一准儿是要往家乡寄钱；我则说没错儿，你这副模样往好里说是叫民工，往歹里说叫盲流，人高马大又气壮如牛，小偷八成是把你当成了能下大力气挣钱的民工。他嘿嘿一笑说，“兴许当成了包工头儿”，然后又嘿嘿一笑，“可惜，只掏了我一个兜，这个兜里钱少，大头儿在另一个兜。” 在那家叫做“么妹”的餐馆里，我们就听你这个既像壮工、又像包工头的“当代著名学者、作家”侃侃而谈。其间你兴致颇高，话语颇稠，只是吃得很少，见嘴唇明显地发紫、发青——我们也没怎么往心里去。因为你似乎从来都是这么一副“乌赤麻黑”、落拓不羁的样子；不怎么吃菜倒并不多见，但也终未仔细多想。然后是意犹尽地挥手道别。 然后就是你溘然去世的消息。 于是，最初的日子里，死是什么。好好的人活着活着怎么说死就死了的疑问便也成了缠绕于心的死结，久久地无法解开。 4月24日是接送小波遗体去医院解剖的日子，恰逢我在“治丧办公室”（纯粹民间性质）值班。临近出发的时候，八宝山方面突然提出要有一个人带路，仓促间难以安排，这个活儿便阴错阳差地派到了我的头上。两位男士似也觉得有些不妥，意思是担心我会不会害怕。我说跟小波挺亲的，我不怕；另外，我想去。于是，没顾上吃午饭，我便跟着八宝山的灵车出发了。 早就有个习惯，却不喜欢在公众场合（譬如遗体告别仪式上）与死去的亲人、朋友见面，觉得在阴阳两界之外，还多了一层形式的隔膜。使本来最具私人化的感情不得不在公众面前倾泻，因而再真实的感情也难免有表演之嫌。而且，自小波去世之后，我一直有一种想单独去看看他的愿望却难以找到机会，虽然开始由于震惊也觉得难以接受他的遗容；但今天一说，竟意外地平静下来，且觉得冥冥之中的安排，或许也是一种天意了。 平生第一次坐在那种前头扎着大黑绸花、中间放具纸棺的灵车里，脑子里一片空白。车里除我之外，还有一位抬尸的师傅，再就是司机。他们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怎么死的？”——他们似乎不大关心死去的是什么人，因为人死了就都一样了；但他们关心人是怎么死的。我赶紧说是心脏病，我担心他们忌讳地些凶死、横死者。 离目的地已经很近了，但心里仍很平静。为什么要害怕呢？跟李银河、小波是20年心灵相通的朋友（跟李银河从中沉学到一起下乡，认识已三十余年），熟识、亲切，我没有害怕的理由。 终于，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小波的哥哥小平、弟弟晨光一起，我见到了小波。那是一间很大的屋子，小波的遗体放在一副伏地的担架上，上面盖着一条白被单。 我一直静静地战着。我想，什么是死呢？初读小波的《黄金时代》，我脑子里便留下了这样一幅永久的画面：月光下，一个20岁的男陔儿赤裸体地躺在天地之间，童贞的心灵，年轻的身体，生命的旗帜高扬着——这，便是我所理解的黄金时代了。而此刻，正值盛年的小波还是这样地躺着，不同的只是：生命的旗帜降落了。而这，也便是死了。我伏下身，为小波理顺了蓬乱的头发，我说小波，李银河不能来，她受不了，我代她来接你回去见她。然后我们便上路了。小波的遗体放在中间，小平和晨光守护在两边。上路之前，小平将一条烟递给司机说：“师傅，开慢点儿，人……怕颠。”但车仍开得很快。暮春的阳光明媚而灿烂，风也暖暖地，温馨中夹带着愧花的香味。我忽然想起20年前，有时候到李银河那儿去聊天，走晚了，李银河的妈妈便说：“让小波去送你，有他当保镖，你啥也不用怕。”小波便蹬上辆破自行车，我们一起上路。现在却是我来送他。小平和晨光也是特意从国外赶回来送他的。我想，有这样一双同样身高一米八几，也同样是铁塔般的至亲手足护送小波远行，小波应说是踏实的、安然的。 4月26日，遗体告别结束后，人们让李银河再最后看小波一眼，再跟小波说几句话。伏在小波冰冷的身上，李银河只是颤抖着问：“小波，你怎么不说话？怎么不说话？”她的泪水滴在小波的脸上，那泪珠儿却并不滚动、滑落——因为化妆施加的油彩，也因为波肤已失去了血肉的质感。而直到这一刻，我才真真切切地意识到：在终于见到李银河之后，小波的灵魂已飞升。小波真的已去往另一个世界。
第四部分：悼念王小波悼念王小波（图）
作者：崔卫平 生龙活虎快乐的王小波突然离去，听到这个消息，不啻如一声晴天霹雷。随即一股巨大的寂莫感难以阻遏地爬上心头。再也读不到他新写正气落地有声但却淘气无比的文章了。在可见的一段时间内，他留下的空白和遗憾肯定是无法弥补的！ 最喜欢他持续不断地对蒙昧主义所作的毫不留情的批判。在他那些千奇百怪的逻辑、句式和比喻背后，我想这是贯穿始终的主题，也是最让人肃然起敬的东西。你听听他说：“愚蠢是一种极大的痛苦；降低人类的智能，乃是一种最大的罪孽。”在我们这个常常以愚人自愚窃以为喜的环境中，说出这样的话来，是需要有作家的智慧和勇气的。他是舍得一身剐，敢把愚民拉下马。破除愚昧、学习知识在他那里，永远不是一件有关晋升和发财的途径，不是值得夸耀卖弄的资本；恰恰相反，求知的活动本身即是快乐，甚至就是美德。“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高兴。”这使得他从根本上区别于那些以无知为乐的伪智者。在今天的情况下仍然想从事智性和理性活动的人，都可以从他那里获得支持，找到一些令人喜悦的理由。 同样，最喜欢的是他对权力话语的一种理性。他解释自己之所以沉默若干年的缘故是“信不过话语圈”。而如果说他如今自己也“挤”进了这个圈子，是因为这个圈子已经“分崩离析”。他正是这样一个促使这种瓦解的人。他的方式是不再把自己弄成任何一种权力话语，不做出任何权力话语的架式和口吻。他的姿态准确地说是边撤退边前进。他常常谈到那个愚昧荒唐的年代和自己当时的种种遭际，我把这理解为一种还原和撤退，是换一种眼光来看，是回到普通人的身份和普通常识。正如他的淘气来自对新事物永不疲倦的好奇心一样，他的诙谐幽默也出于他这个人独特的憨直和朴实。我常常闹不清楚他是在说一句老实到家的话呢，还是在揶揄嘲弄。他有着中国男人身上并不多见的对待世界和自身的恰如其分的均衡感。我指的是平常心。他强词夺理的时候也仿佛在说：我就是这个弱点。 眼下我还不能谈论他写下的数百万字的小说。那是他致力最多、呕心沥血的领域。我得承认我还没有发展出恰当地看待他的小说的眼光，还没有理情他小说的渊源。但那肯定是一种神奇的充满机遇和有趣的新大陆。我还得承认这几年我受他的影响极大，他发表在《三联生活周刊》、《博览群书》、《中华读书报》、《北京青年报》等处的文章，能找来的我都仔细看了。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深深地愧疚，对这么一个自己从中受益匪浅的人，我却没有以任何一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敬意。我们在向某个人致敬时是这样的匮乏和忸怩不安。我们同代人之间的关心、问候和支援太少了。向同胞伸出友好的手并不是我们的习惯。我想他虽然写下那么多快乐的句子，但可能至死也没有完全摆脱他笔下提到的插队时的“郁郁寡欢”。他可能仍然是寂寞的。我们因此而不能原谅自己。 热爱生活的、淘气的王小波“像刮风一样”走了，现在让我们继续热爱这生活、继续淘气。
第四部分：悼念王小波母亲的忆念（1）…（图）
宋 华 难忘的1997年4月11日。 就是这天晚上10点多钟，忽然听到敲门声。 来的人是本居民区派出所的两位民警，他们进门就问：“王小波住这里吗？他是做什么的？他还有别的住处吗？” 我都作了如实回答。他们又问我有几个儿女，都在哪里上班？ 我说，我身边只有王小波，其他都在外地。他们又问我有什么病？我说，有心脑血管病。 我当即意识到深夜民警来访，必有事由；我急忙恳切地问：王小波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他们说：“没有什么事，我们查查。” 他们走了，我立即给小波住处打电话，没有人接。又拨呼机，直到12点也没有回音。 我的心在翻腾，一夜无眠。我坚信小波是个老实规矩人，不会出任何不法的事。首先想到的是，小波是否出了车祸？要不就是遇到坏人遭到了不幸？可能是民警看我年岁大，又有病，不肯告诉我。 12日天刚亮，我就给我弟弟弟妹和小波的姐夫打电话，请他们去派出所问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弟妹问后，回来说：“值班民警说，上一班没有交待，查记录也没有记载。不会发生人命大事。”我的心稍放宽些，但疑惑仍未解除。 13日上午公安局一个同志来电话，请我14日上午去他那儿，并问了与我同去的人的名字和电话。紧接着，他就给准备陪我同去的小波的姐夫打电话，在电话中，告诉了小波不幸的消息。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