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学校长自白

　　　　希望你回学校工作，正确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狠抓科学研究，为办好武汉大学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以后两个多月里，我一方面要到外交部与高教部汇报在苏联的学习和反修斗争的一些情况，接待记者和各方面人士的访问；另一方面，我又要参加归国留学生的形势教育学习。我们先后听取了外交部、高教部和国家计委等单位关于国际国内的形势报告，参观了首都钢铁公司、密云水库、四季青人民公社等工农业建设成就，受到一次大好形势的教育，增强了对国家经济建设的信心。　　　　
　　　　大约9月中旬，结束了在北京的学习参观，我又回到了阔别两年多的母校，受到了学校领导和亲友们的欢迎，见到了出生10个月的儿子毛毛。他是我在苏联学习期间，于1962年11月3日出生的。给他取名“维宁”意指维护列宁主义路线，是我留学苏联和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一个见证。


第四章　黑炮手劫后余生发奋著书立说

　　　　20世纪的60年代，在中华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文化大革命”。“革”实质上也是乱，他们“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凡是“当权派”、“学术权威”和传统文化，都在打倒和扫除之列。这场“文化大革命”折腾了十年之久，文化、教育、科学事业遭到了摧残，国民经济几乎滑到了崩溃的边缘，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我首先是革命左派，后来被斥之为“保皇派”，最后被打成“走资派”，“苏修特务”，“百万雄师”的黑高参，炮打中央“文革”的“黑炮手”，历经磨难，劫后余生。　　　　
　　　　从苏联回到学校后，我继续担任有机氟化学科研组的组长，决心同时进行科研与写书两项任务，拿出像样的成果来。　　　　
　　　　1964年春，从学校传出消息说，学校有意选派我到英国留学，似乎有意要弥补我在苏联辍学受到的损失。但是，最后选定的却是外语系和物理系的两位优秀青年教师。后来有人分析说，那时学校领导分为两派，他们都把我作为争取的对象，希望我成为他们手上用于制胜的一张“政治牌”。　　　　
　　　　这年的秋天，我被晋升为化学系的讲师。在教授成堆的今天看来，这是不足挂齿的，但那时教授极少，讲师也不多，在困难时期，讲师还是享受营养品特供的高级知识分子呢！　　　　
　　　　当我回国后，我的导师曾昭抡先生正在主编《元素有机化学》丛书。这是一套大型的参考书，全书共六个分册，第一分册《通论》由曾先生亲自撰写，其他五个分册是：《有机硼化学》、《有机氟化学》、《有机硅化学》、《有机磷化学》和《金属有机化学》，分别由他的5名助手编写。由于我是从事有机氟化学研究的，在苏联也是学习有机氟化学的，所以曾先生就把《有机氟化学》一书的编写任务交给了我。　　　　
　　　　从1964年元旦开始，我就在编写《有机氟化学》和科研两条战线上拼搏，在时间分配上白天做实验，晚上和星期日写书。无论是在大学读书时，或是在苏联留学期间，我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一个人如果能同时做两件事，那就不要只做一件事。同样地，如果一件事一个人可以做的话，那就坚决不要让两个人去做，这就是我信奉的“有效工作”原则。　　　　
　　　　写书是一件十分艰苦的脑力劳动，既需要具有对浩如烟海的文献的驾驭能力，又要有严密的逻辑思维和归纳能力。虽然写书对我还是第一次，但是在大学时编写“疑难问题汇编”和在苏联采用的备课式备考的学习方法使我受到了锻炼，为我写书奠定了一定基础，因此写作起来也并不感到吃力。　　　　
　　　　至1965年6月底，历时一年半的时间；《有机氟化学》一书终于定稿了，一块石头总算是落下了地。该书共23章，25余万字，引用中外文献两千篇，为写作收集文献卡片两千多张，翻译英俄文献资料10多万字。这的确是一项巨大的文字工程，它是540多个挑灯夜战的记录，是汗水浇灌的一份果实。为此，我患了神经衰弱症，不得不住进医院治疗。　　　　
　　　　《元素有机化学》丛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65年7月初，我把《有机氟化学》书稿送到出版社，由他们审定出版。后来，我被告知，该书是委托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黄耀曾先生审查的，年底已通过。经过编辑加工，于1966年4月已发排，估计当年秋天可以面市发行。可是，很快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该书也被停止出版了。时隔15年以后，科学出版社又找出了我的书稿，仍然希望我修改出版，因为那时同类的书在国内还是空白。虽然我也有心要使夙愿得偿，但由于原稿部分失落，有机氟化学十多年又有飞速的发展，再加上我担负了繁重的领导工作，经过几次尝试，终因力不从心而告吹，使我抱憾终生。　　　　
　　　　在科学研究方面，虽然也在进行着，但由于主要精力放在写书上，所以进展不是很大。这时我的研究方向侧重于基础研究方面，既符合高等学校科研工作的特点，也是我个人的学术兴趣所在。我的研究题目是“氟代丙酮与亚磷酸三乙酯的反应机理的研究”，经过大量实验，证明了在这一反应过程中，由于含氟原子数目的不同，反应机理可以朝两个方向进行，既可以发生阿尔布卓夫重排，又可以发生派尔叩重排。这是一个新的发现，填补了文献中在这一反应研究上的空白。从本质上说，科学研究就是探索未知，就是创新，也可以说是立“说”。当然，我的这个发现只是一项具体的研究，谈不上是建立什么新的学说，只是拓展了前人的工作而已。


第四章　黑炮手劫后余生暴风雨的前夜

　　　　如果说1966年《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作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已经开始，那么1963年以后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就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夜，从理论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它作好了准备。　　　　
　　　　高等学校历来是社会阶段斗争的“晴雨表”，它既不能脱离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同时它又借助于舆论阵地影响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从1964年起，大学校园里的政治气氛变得越来越浓烈了，什么“突出政治”、“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等口号喋喋不休地天天挂在嘴上。与此同时，在教师与青年学生中，大张旗鼓地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白专道”、“业务挂帅”、“理论至上”等等。一时间，政治空气让人窒息，人们搞得晕头转向，个个谨小慎微。　　　　
　　　　当时，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正处在冷战期间，冷战并不意味着平静，争斗的重点转向了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正如当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所说：“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演变。”为了反修防变，特别是粉碎帝国主义在我国青年一代人中搞和平演变的痴心梦想，高教部推广了北京某高校的经验，在大学生中配备专职政治辅导员，一百个学生配一名，以严格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与管理，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当时大学里的文科师生，被派往农村这个“社会工厂”，参加农村的“四清”运动，接受阶级斗争这门“主课”的学习。不仅如此，有些学校惟恐落后了，任意停课冲击教学计划，还把理科师生派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在服从阶级斗争需要的大前提下，化学系应届毕业生180多人和我们一批教师，被送往湖北省随县参加为期四个多月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叫“四清”运动）。　　　　
　　　　什么叫“四清”运动？为什么要搞“四清”运动？诚实地说，我们这些搞自然科学的教师，并不十分清楚。因此，在我们出发以前，在校内先集训学习半个月。　　　　
　　　　学习的内容有：《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　　　　
　　　　在学习的过程中，省委负责同志和“四清”工作试点单位的负责人，还给我们作了报告和介绍了经验。通过学习我们认识到：“四清”运动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　　　　
　　　　“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内容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在政策上一方面说基层组织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另一方面又指出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村群众和农村干部，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以及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等。　　　　
　　　　我们化学系参加“四清”运动的地点，是湖北省随县，我和五年级毕业班的学生，分配到这个县的殷店区和草店区。这两个区位于随县的东北部山区，交通十分不方便，农业生产落后，农民生活十分困难。我作为这个年级的总负责人，担任了这两区的“四清”工作团的副团长，这无疑增加了我的工作负担。与其他工作团相比较，我们不利的条件是地区偏远，交通不便，农民生活困苦；但我们的有利条件是，毕业班学生年龄大一些，好管一些，工作能力相对强一些。特别是，这个年级调干生中党员多，他们是我的得力帮手，大量工作放手让他们去做，使得我所管辖的两个区的“四清”工作进展还是顺利的。　　　　
　　　　对我们师生来说，我们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有两重的任务：一方面，在当地“四清”工作团的领导下，承担部分“四清”任务，即查清“四不清”干部的问题；另一方面，又要接近贫下中农，接受他们的“再教育”，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用那时流行的一句话说：“前者是革别人的命，后者是革自己的命。”“四清”工作队内部有严格的纪律，要求与农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得搞特殊，白天我们基本上与公社社员一起劳动，晚上参加运动。我们广大师生都能从严要求自己，时刻警惕自己，不能因“恶小而为之”滑向“四不清”　　　　
　　　　的泥坑里。　　　　
　　　　尽管1965年秋已在纠正由于贯彻“后十条”的“左”倾错误，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仍然还是存在混淆两类矛盾的做法。例如，我所在的那两个区，基层干部中有两个问题比较普遍，一是男女作风问题，二是种“自留地”的行为，有些基层干部就仅仅因此被作为“四不清”干部进行清查和批判。也有少数干部在解放前当过一般的土匪，而这种情况在落后的山区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他们也因此作为政治历史问题而当作“四不清”的干部受到清查。对此，我在“四清”工作团的干部会议上，曾就一些个案提出过意见，希望要正确地掌握政策，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要冤枉了一些有缺点的好人。　　　　
　　　　当时，我在思想上感到很困惑，一方面从上面听到的是：农村存在激烈的阶级斗争，甚至存在反革命的两面政权，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掌握在我们手里；另一方面，我看到的却是农村一派落后的景象，与我过去看到的解放前的农村并无二样，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农民生活很苦。于是，我的思想上产生了一系列的疑问：　　　　
　　　　中国农村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是搞阶级斗争还是发展生产力？中国农村到底处于什么阶段，是仍然处于小农经济的封建主义社会，或是已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或是复辟资本主义道路？我国农村的出路在哪里，什么时候才能像苏联那样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些问题我怎么也没有想明白，直至“四清”运动结束，我仍旧带着这些问题回到了学校，陷入了长期的思索之中。　　　　
　　　　回到学校以后，同样嗅到一股浓烈的阶级斗争气味。自1958年以后，校内始终存在两派，斗争的焦点是：到底是维护1958年教育革命路线、保护革命积极分子（“革命派”）？还是否定1958年的教育革命成果、打击教育革命的积极分子（“纠偏派”）？1962年，“纠偏派”借整风之机，暂时把“革命派”打下去了，现在“革命派”大有借“四清”运动之势，对“纠偏派”进行一次战略反攻。　　　　
　　　　全国形势犹如“山雨欲来”，武汉大学就好比是一只随时都会被引爆的“火药桶”。


第四章　黑炮手劫后余生李达“三家村”

　　　　1966年4月，我突然被任命为武汉大学副教务长，时年32岁，职称是讲师，这在当时的重点大学中是绝无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