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学校长自白

第四章　黑炮手劫后余生李达“三家村”

　　　　1966年4月，我突然被任命为武汉大学副教务长，时年32岁，职称是讲师，这在当时的重点大学中是绝无仅有的。很显然，这一举措是与当时的革命形势有关，意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兴许我是沾了“反修战士”的光。　　　　
　　　　然而，我并不领这个情，不仅没有任何喜悦之情，反而背上了思想包袱。因为我一心一意想当一名科学家，这是我从小立下的志向，为此我度过了“十年寒窗”　　　　
　　　　的岁月，而这一任命意味着我要放弃自己的追求。因此，当党委书记庄果向我宣布这一决定时，我极力陈词，表示不能接受任命。尽管当时强调“突出政治”，服从“党的绝对领导”，但我自认为还有点“政治资本”，可以讨价还价，一直坚持不到教务处去上班。所以，我这个副教务长是一天班也没有上，一天权也没有当的“当权派”。　　　　
　　　　5月初，武汉大学举办了一个“教育革命展览会”，内容是肯定1958年教育大革命的成果，揭发某些人砍掉校办工厂，反对理论联系实际，反对半工半读，打击1958年教育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等等。这个展览会的目的十分清楚，就是要揭开学校的“阶级斗争的盖子”。实际上，这就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已经拉开了，武汉大学又成了推行极左路线的试点。　　　　
　　　　在中国，五月历来有“红五月”之称。当年的五月也不例外。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　　　　
　　　　通知）。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通知”公布以后，举国上下同仇敌忾，愤怒地揭发批判《海瑞罢官》、《燕山夜话》和北京市委“三家村”，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成燎原之势，锐不可当。　　　　
　　　　5月25日，在北京大学大饭厅的东墙上，赫然贴出了一份大字报，标题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署名的是哲学系的7名干部和教师，领头的是哲学系总书记聂元梓。大字报贴出后，有人支持，也有人表示反对。但是，过了一两天，出现了一边倒的形势，全是反驳聂元梓的大字报。然而，康生等人将他授意写成的这张大字报的印件送到当时还在南方的毛泽东手中，6月1日，他在上面作了批示：“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当天，新华社全文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不仅以“第一篇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美名传遍了全国城乡，而且掀起了在全国高等学校揪斗“三家村”的高潮。　　　　
　　　　6月2日，南京大学揪出了匡亚明反党“三家村”。　　　　
　　　　6月3日，《人民日报》、《湖北日报》同时点名批判武汉大学李达反党“三家村”。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形势变化之快让人不可思议：为什么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达，一夜之间变成了反党分子？为什么撰写《矛盾论解说》、《实践论解说》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一下子变成了反毛泽东思想的敌人？我和大家一样，感到一片茫然。　　　　
　　　　所谓李达“三家村”是由三个人组成的，为首的当然是李达校长；二号人物是原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朱劭天，他是武汉大学1962年整风运动后调来的，1965年初调至广州中南局科委任副主任；第三号人物是副校长何定华，他是延安时期老革命，曾留学日本，主管学校的后勤工作。“三家村”被点名批判后，经中南局批准，朱劭天同志从广州被递解回武汉大学，交待自己的问题，接受群众的批判。　　　　
　　　　6月3日，在武汉大学小操场，召开了首场批判李达“三家村”罪行大会，不仅本校师生而且附近学校和机关的代表也参加了，有万余人，气氛十分紧张。据说经过请示，在批斗会上可以让李达站在台上（实际上他未到会），旁边放一把藤椅，他如果体力不支可允许他坐下来，这是那时所谓的“文明批判”。此刻，学校派人到湖南李达老家，通过零陵县委，找来了几个自称是受李达剥削的农民，拿着锄头在大会上控诉李达的“罪行”。在批判大会上，除了给他们三人定了反党“三家村”黑帮罪名以外，还给李达校长扣上了“地主分子、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顶帽子。　　　　
　　　　批判大会以后，校内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学生已经不上课了，学校的一切工作也都转到“革命”这个中心上来了。从6月3日点名批判李达“三家村”开始，由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布置和动员，每天数万人步行到武汉大学，手中挥舞着“打倒‘三家村’”、“打倒李达！”、“打倒朱劭天！”、“打倒何定华！　　　　
　　　　”的小旗帜。他们络绎不绝地围绕着李达、何定华的住宅，高呼口号，把他们揪到马路上罚站、低头、下跪，一直持续了半个多月，人数高达150多万人，几乎是倾城而出！　　　　
　　　　可怜的老校长，他虽然革命了一辈子，但却没有见过如此的“革命”，没有料到竟革命到了自己的头上来了。他虽然是马列主义大师，满腹经纶，但解释不了这群众运动为什么是“天然合理”的。他病了，病得不轻，以“李真”的化名被送进医院。没有不漏风的墙，在那个“革命”的年代，人人都要站稳立场，爱憎分明，有谁敢对他施予人道主义的治疗呢？几天之后，1966年8月24日，李达校长溘然含冤逝世，这离点名批判他还不到一百天。就在他去世以前，7月18日，违反常规地将他这个党的创始人之一的老党员开除了党籍。　　　　
　　　　形势还在激烈的变化，珞珈山的狂风越刮越烈，东湖里又掀起了阵阵恶浪。一个以李达“三家村”划线的大揭发、大批判运动，正在全校如火如荼地开展。于是，在全校开始揪斗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凡是李达等3人的学生、部下，受到他们提拔和重用的人，过去支持或同情他们观点的人，统统地被打成了李达“三家村”的骨干分子和黑爪牙。据统计，当时受李达“三家村”株连而被批斗的有两百多人，被编成两个加强连送到武昌县东升公社监督劳动改造。　　　　
　　　　面对着这残酷和严峻的形势，我陷入了彷徨：我到底以什么态度参加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呢？我是不是还要执拗着拒不接受副教务长的任命呢？正在我徘徊之际，此时已是校“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组长是省委文教书记兼任的）的庄果书记再次找我谈话，他关切地说：“道玉同志，现在形势已经十分明朗了，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每个党员都要旗帜鲜明地投入运动，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你现在再不能钻在象牙塔中，抱着你的专业不放，要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决定，接受省委对你副教务长的任命。”他最后加强语气说：“道玉同志，我不希望看到你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呀！”我没再说什么，意味着我默认了。　　　　
　　　　形势已不允许我作任何选择了，我极不情愿地以副教务长的身份，参加了校文革教育革命组，并担任了组长。就这样，我被动地被拖进了“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中，陷入了武汉大学的两派斗争。这既是当时的形势所迫，也是我的惟一选择，一方面，确实怕犯政治错误；另一方面，我对毛主席确有着很深的感情，也想起到一份革命的动力作用，以实际行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第四章　黑炮手劫后余生神秘的使命

　　　　“五一六”通知公布以后，特别是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给正在兴起的群众运动火上浇油，使“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党和国家的领导部门及其领导人。首先是陈伯达率领工作组于5月31日到人民日报社夺权，6月4日又公布了改组中共北京市委的决定，接着国家各部委和许多学校、机关、工厂的负责人被加以各种罪名遭到揭发、批判和斗争，出现了学校停课、工厂停产和党政机关瘫痪的严重混乱局面。　　　　
　　　　6月中旬，由北京传来消息说，高教部副部长刘仰峤同志被高教部的革命群众揪斗了，出了他的很多大字报，内容涉及到他在武汉大学工作期间的一些问题。接着又有消息说，在北京函授学院任教务长的罗鸿运同志也被掀斗了。为什么他们的揪斗会引起武汉大学的革命左派们的特别关注呢？这是因为刘仰峤同志于1958年到1960年，任武汉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兼常务副校长，他不仅是武汉大学1958年那场革命的主要领导者和决策者，而且在以后的两派斗争中是支持“革命派”的。　　　　
　　　　罗鸿运同志是解放前武汉大学的地下党员，1959年时他是武汉大学党委常委兼化学系总支书，他领导的化学系是1958年教育革命的先进典型。在1962年的整风纠偏中，他被排挤出了武汉大学，调到了北京函授学院任教务长。从这个介绍可以看出，他们两人与武汉大学的“革命左派”不仅有着个人之间的情谊，而且在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中有着同甘共苦的经历，在以后的“路线斗争”中有着共同的观点，也可以说有着一致的利益。　　　　
　　　　正是出于上面的原因，武汉大学文革核心领导小组的领导人，准备利用他们当时的有利条件，出面保护他们两人。经他们研究策划，决定派一个人去北京实地了解他们两人的情况，向他们传达有关领导同志对他们所作的指示，同时在京再找有关领导，希望关心他们两人的情况。派谁去完成这个神秘的使命呢？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任务会落到了我的头上。我猜测原因有三：一是我有“反修战士”这块招牌，它可以起到别人起不到的作用；二是我有时间，当时我并没有承担任何与清查“三家村”有关的任务；三是1962年整风纠偏时我不在国内，未受到李达校长他们观点的影响，1958年教育革命中虽然不十分突出，但也算得上是一个积极分子，在他们看来，我还是一个可靠的人。　　　　
　　　　那么我对执行这种神秘的使命抱什么态度呢？当时我是乐意去做这件事的，这是由我的思想认识决定的。首先，我对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拥护的，但我反对怀疑一切，不赞成极端民主、肆意冲击党政机关和揪斗革命干部，当然包括像刘仰峤和罗鸿运这样的好同志。其次，我对他们两人的印象很好。刘仰峤同志在任武汉大学党委第一书记期间，我是一名刚刚毕业的普通教师，与他没有单独接触过，他对我甚至毫无印象。但是，他朴素的生活作风，工作中的民主作风，给全校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理论水平较高，作报告、写文章都是亲自动手，从不要秘书代劳，他是当时公认的武汉大学自解放以来领导水平最高的一位党委书记。罗鸿运同志是化学系总支书记，是我的顶头上司，他性情急躁，工作作风有些主观，但是他的事业心很强，工作干劲很大，也有领导水平。他来化学系之前，这个系连个系主任都选不出来，是全校有名的“老牛拉破车”的系。但是，在他的领导下，经全系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化学系教学和科研水平迅速提升，一跃成为全校的先进系。像这样的两位有政绩的好干部为什么要打倒呢？我想不通，觉得是有人要把水搅浑，做一个共产党员要敢于坚持真理，要敢于挺身而出，我下决心要保他们。　　　　
　　　　就这样，6月下旬我带着“尚方宝剑”，登上了去北京的38次列车。所谓“尚方宝剑”，就是当时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王任重同志对刘仰峤的表态讲话，当然不是我直接听到的，是学校负责人向我传达的。同时，他们还交给我一封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同志给时任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同志的亲笔信，让我到北京后去向他汇报仰峤同志的情况，因为当时的体制是把教育划归宣传部领导的。　　　　
　　　　到北京后，我住进了高教部石驸马大街招待所，开始了我的机密活动。第二天上午，我到高教部大院去看大字报，果然看到贴了仰峤同志不少的大字报，有所谓的政治历史问题，也有他在武大、湖北省委、河南省委和高教部工作上的问题。　　　　
　　　　看完大字报后，我来到院内仰峤同志居住的石板楼附近，意欲到他家看望他。但我发现他的楼前有两个人踱来踱去，我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