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学校长自白

〗逃⒄拐铰允保欢ㄒ逑殖ぴ兜墓鄣恪⑾低车墓鄣愫腿碌墓鄣恪！本荽耍矣纸徊骄咛褰ㄒ榈溃骸拔蚁Ｍ诤Ｄ辖ㄉ枰蛔笛榻逃牵梢桓鲋魈搴土揭碜槌伞Ｋ街魈澹褪窃谑笛榻逃谴窗煲凰碌乃搅⒋笱В嘌释ㄓ萌瞬拧Ａ揭恚阂皇前煲凰茄Ю姆⒚鞔丛煅＃嘌泄?1世纪的发明家；另一翼是创办一个高等经营管理培训中心，也是非学历性的，主要是承担职前与职后强化培训，培养21世纪高级经营管理人才。　　　　
　　　　”听后，海南省主管教育的领导，无不拍案称赞，并决定次日约见省建设厅的负责人和琼山县县长，具体商定实验教育城选址问题。经过实地考察，各方一致同意把校址选在海口东北对岸的南渡江畔。但是，实验教育城像世上许许多多的美好愿望一样，由于种种困难，最终未能变成现实。


第十章　魂牵梦萦系教育甘作铺路石（2）

　　　　我们到达海南的消息，很快在海南工作的校友中传开了。1月13日晚，他们在海口的“楚乐宫”举行了“欢迎刘道玉校长茶话会”，有100多位校友参加了。应各位校友的要求，我在会上作了致答词，介绍了新批成立的武汉路石教育改革基金会的宗旨和任务，吁请各位校友和社会各界给予支持。在会上，有不少校友发表了热情的讲话，学生孙芳表示捐赠10万元，其他的校友也表示了捐赠的意向，以支持我以基金会为舞台，继续进行教育改革实验。　　　　
　　　　参加茶话会的有一位叫王少雄的青年，他是来自湖北省洪湖市的一位农民，为生计在海口打工。他用很流畅的文字，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表达了对基金会的支持。我十分欣赏他的人品和才华，故特将他的信抄录于后。　　　　
　　　　尊敬的刘校长道玉先生：　　　　
　　　　我是来自湖北长江之滨洪湖水乡的农民。昨晚（元月13日），受海口“楚乐宫”　　　　
　　　　主人黄敬刚先生之邀，有幸参加了欢迎您的茶话会。茶话会上，您慷慨激昂而又深沉忧思的即席讲话，的确让人热血沸腾而又感受凝重。您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文学家，更堪称为一位荣辱无置、坚定执著的教育改革家。您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难道不正是您为我中华民族迅速崛起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苦心孤诣的具体体现吗？您的追求，是每一个有民族感、有正义感的炎黄子孙莫不值得欣慰和骄傲的共同心愿。本人因家庭和社会的原因，虽无缘接受高等教育（此为我终身遗恨），但对您的辉煌无比的教改前途充满憧憬和向往之情。古有“愚公移山，邻童跳往助之”，我难道不可以做一名“跳往助之”的“邻童”吗？如果说您甘做一块崭新教育体制的铺路石，我们能做一颗垫石的沙粒亦当荣尚之至。　　　　
　　　　本人为生计初来海南，尚属“打工仔”之列，愧无力解囊志资，但对刘老及其事业崇仰不已。遂缀联一副，并载以本人自创的“空体笔书”，敬献于大师，望笑纳。　　　　
　　　　楹联：“中华育才泰斗　　　　
　　　　南海唤潮健翁”　　　　
　　　　致诚　　　　
　　　　叩首　　　　
　　　　欲成为弟子而无资格的湖北农民　　　　
　　　　王少雄　　　　
　　　　1994年元月14日　　　　
　　　　1994年3月8日，在武昌新宜大酒店，举行了武汉路石教育改革基金会成立大会。　　　　
　　　　武汉市教委、武汉市人民银行、武汉市民政局的领导和关心、支持基金会的各界人士100多人参加了会议。在会议上，我报告了基金会的宗旨、任务和筹备经过，选举了基金会的理事、常务理事、秘书长和正副理事长。最后，会议还通过了由北京阳光高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当代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等11个单位联名起草的“致海内外各界朋友们的公开信”。现摘录如下：　　　　
　　　　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是原武汉大学校长、著名教育家、化学家刘道玉教授的学生，大多毕业于武汉大学十年改革的黄金时代，曾受到教育改革春风的沐浴，也深受刘道玉教育思想的熏陶。改革使我们焕发了青春的活力，使我们的个性和聪明才智得以充分的展现。我们是教育改革的受益者。为了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改革，研究、宣传和实践刘道玉的教育改革主张，使更多的青年学子受到教育改革的启迪，成为创造性的人才，我们特倡议：在“唯楚有才”的长江中游“沃土”的武汉，建立“武汉路石教育改革基金会”。　　　　
　　　　……　　　　
　　　　我们发起这一倡议，其心是竭诚的，以期为贯彻“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方针尽心尽力。但是，我们涉世工作不久，势单力薄，颇有力不从心之感。因此，我们真诚地向海内外各界朋友和毕业于武汉大学的校友们呼吁，敬请您们奉献一片爱心。古谚云：“集腋成裘”、“汇涓成流”，虽说我们个人的力量微小，但如果大家都伸出友谊之手，慷慨解囊相助，那么这个基金会不仅可以建立起来，而且定会形成一股影响和推动教育改革的巨大力量！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如果说“路石教育改革基金会”是一朵山花，那么支持这个基金会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各界有识之士就是她赖以生长的土壤和甘霖。教育改革的深化，需要一批有胆有识之士的赞助。我们期盼着那一天——教育园地的“山花烂漫”之时，您们不仅将和我们共同分享教育改革的硕果，而且您们的大名和贡献，将和“路石教育改革基金会”一起“垂辉映千秋”！　　　　
　　　　武汉路石教育改革基金会的英文译名为：The　Foundation　for　Paving…stone　Education　Reform；Wuhan　China。湖北美术学院毕业的高材生陈良心和李可可，无偿地为基金会设计了标识性的会徽。他们从英文译名的缩写PSF，以抽象的艺术手法，把它们绘制成一个人（F）、一扇窗（P）和一卷书（S），以绿色为背景，把一组图形组合在一个圆形的图案中。绿色象征生命，图形寓意为：莘莘学子寒窗苦读书文。　　　　
　　　　基金会的精神文化是：爱心、敬业、参与、创新；为教育改革、为创造性人才成长、为通向21世纪铺路！


第十章　魂牵梦萦系教育爱的学校

　　　　经过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商品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社会上开始出现了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人群。人民群众的收入增加以后，除了改善物质生活条件以外，对文化教育的消费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了。这主要表现在：一部分人愿意向教育投资，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优质教育，接受全程管理式的寄宿的教育，以便自己从繁重的家务中解放出来，适应快节奏和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的需要。应当说，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人们教育观念、消费观念转变的必然结果，是利己、利民、利国的大好事。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四川省成都市的卿光亚于1992年，在都江堰创办了光亚学校，开创了我国现代私立（或民办）学校之先河。接着，这种类型的学校在广东、海南等沿海经济发达的城市迅速地发展起来，后来发展到全国各地。　　　　
　　　　1994年10月，武汉市一家民营公司联合江岸区经委和谌家矶乡政府找到我，意欲合办一所民办的寄宿制中小学。鉴于我对这种模仿国外的寄宿制学校有一定的兴趣，有利于我进行全程跟踪研究，同时也考虑到有两级政府参加，具有可信度，所以我同意以武汉路石教育改革基金会的名义参加联合办学。　　　　
　　　　刚开始，有少数人似乎不大理解，刘道玉曾经是大学校长，搞了一辈子高等教育，为什么在花甲以后又去办中小学呢？这是不是委屈了自己呢？对此，我自有个人的考虑，也有自己价值的判断标准。的确，如果从入大学算起，我从事高等教育40多年了，担任大学的领导与管理工作也有四分之一的世纪了，研著成果也不少。那么，我为什么要杀一个回马枪，去当一个在有些人看来吃力不讨好的“孩子王”呢？从根本上说，这要源于我对教育的热爱，对教育家的崇拜。在前苏联曾流行一种说法：大学是出科学家的，中小学是出教育家的。这话对我有很大的影响。难道不是吗？前苏联的著名教育家普鲁斯卡娅、马卡连柯、凯洛夫、赞可夫、苏霍姆林斯基等，都是从事幼儿和基础教育的。例如，苏霍姆林斯基在长达30多年的教育生涯中，一直在小学和中学任教。为了进行教学研究，他亲自担任帕夫雷什中学所有年级和几乎所有课程的教学，对3700多名学生进行了观察和研究。在此基础上，他发表了600多篇论文，出版了40多本教育学著作，从而成为一名当代著名教育家。类似的现象，在西方国家也是普遍存在的，那些思想家们为了推行自己的教育事业，他们宁愿创办一所学校，例如古希腊柏拉图创办柏拉图学园，捷克夸美纽斯创办实验学校，德国黑格尔创办黑格尔中学，英国罗素创办比肯山学校，美国杜威创办杜威实验学校等。中国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于1927年辞去了东南大学教务长、教授之职，亲自创办晓庄小学和晓庄师范学校，他为后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教育论著。　　　　
　　　　我仰慕教育史上的先贤，亦想步其教育实验创新的后尘。应当说，我参与创办的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就是我的这一初衷的体现，我把它当作进行教育改革的舞台，当作推行我的教育理念的“实验田”。在办学之初，我在《办学情怀》一诗中，曾写下了我的这一心愿：　　　　
　　　　办学情怀从教育英数十年，双鬓斑白不甘闲。　　　　
　　　　借得改革春风雨，躬耕一方“实验田”。　　　　
　　　　问君读书好去处？　　　　
　　　　别有洞天“树人园”。　　　　
　　　　家长学校携起手，共同擎起“艳阳天”。　　　　
　　　　怎样才能使这所新办的学校成为改革的“实验田”呢？为此，我想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几乎对我国的教育进行了一番彻底的反思：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至今还无人获得诺贝尔奖？为什么我国科学技术人员缺乏原创力，在世界近现代的重大发明中没有中国人的记录？为什么我国的学生没有个性？为什么我国国民的劣根性除而不掉？为什么国民的优根性又倡而不兴？……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教育，没有从幼儿抓起。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一旦成年以后，他们已形成的习惯是很难克服的。可是，我们的教育领导部门和绝大多的中小学办学者，压根儿就忽视了这些最重要的素质教育，一味地灌输知识，抓考试和升学率。各种检查、评比和奖励制度，各级的督导机构，都是为了强化这种应试教育而服务的。这就不能不使我国的教育和国民素质步入到恶性循环的怪圈。　　　　
　　　　要克服教育上的痼疾，必须发扬反叛精神，创办一种新型的学校。我所设计的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就是希望成为这样的学校。　　　　
　　　　当然，我所说的反叛精神是有限度的，如果太强烈了，不仅政府的主管部门不允许，甚至连那些至今仍抱着传统观念不放、望子成龙的学生家长们也接受不了。　　　　
　　　　因此，我的改革不能不受到制约，只能在现实所能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实践我的教育主张。所幸的是，我毕竟还是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这些改革措施主要包括：　　　　
　　　　首先，把学校的性质定位为爱心的学校，这主要体现在“博爱、博学、乐教、乐学、自立、自强、创新、创业”的校训上。在阶级斗争年代里，只能讲阶级爱不能讲博爱，但是教育又恰恰需要博爱精神。我们首先打破了这个禁区，公然把博爱列为校训之首。提出博爱教育，是有着很强的针对性的。如果不是回避矛盾的话，从实质上说，应试教育就是偏爱教育，越是重点的学校则表现得越明显。什么是偏爱教育呢？主要表现是：爱成绩好的学生，不爱成绩不佳的学生；爱听话的学生，不爱顽皮的学生；爱相貌漂亮的学生，不爱身患残疾的学生。很明显，这是一种偏见，也就是偏爱。它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在后一类的学生中也有俊才，由于世俗的偏爱，对他们歧视可能导致不良的后果。从心理学上说，后一类的学生更需要爱，爱不仅是一种激励的力量，而且也是巨大的转化力量。我们提倡博爱，就是要爱每一个学生，爱每一个人，爱一切生命物。可以肯定地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爱心的教育是不成功的教育。　　　　
　　　　为了实施博爱教育，我提出禁止在学校使用“差生”的称呼，以“暂困生”代替“差生”，以“培优补习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