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医生

那个肇事者的母亲出现了，还没进来，我们就听见了她捶胸顿地、震彻走廊的哭声，所有人的耳膜一概嗡嗡作响……　　　　
　　　　结果是，还没有超出十五分钟，当我再次走出来的时候，走廊里已经没人了。　　　　
　　　　善待孩子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每天唯一需要记住的就是在早点回家，那时候我寄宿在乡下的姥姥家，天黑前回家，便是她老人家对我唯一的要求。但事实上却是不到又困又累的时候决不回家，饿是不会的，因为野外有太多的果子和兔子，另外还有地里被我们偷去的西瓜。我在长大以后在回去看姥姥的路上常常会傻呼呼地大发感慨，幻想要是一辈子都长不大该有多好。　　　　
　　　　小的时候，总觉得大人们的世界要更精彩——他们有那么多的钱，那么多的时间，还有那么多的力气，足以解决冰棍儿不够吃，游戏不够玩和打架力气小的缺憾。但实际上，成人的世界里却有着太多的麻烦。　　　　
　　　　所以现在的人们都喜欢童心。以新新人类为例，看看那些站街少年，肥大的T恤配上耐克球鞋，脚下踩着滑板风驰电掣，耳朵里塞着耳机不闻窗外事，在墙上涂鸦，在街心其舞。他们简直就是全世界的宠儿，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就连他们喜欢的音乐也是轻松随意的，这就是标榜自由自在的Hip—Hop风格。　　　　
　　　　Rap是Hip—Hop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后者靠它来展现，常见的情景是，在歌手看似随意却节奏感极强的说唱声中，街边的少年应声而舞，飙出各种各样高难度的动作。当然，流行始于美国的Rap也没放过中国，它登陆并迅速占领了各个城市，关于汉语到底适不适合说Rap早有争辩，最大的反对意见是汉语乃音节文字，说起话来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蹦，连在一起恐怕会绞住舌头。　　　　
　　　　但现在的孩子们显然却可以成功地把这个难点克服，他们无一不是流利地喷着这些字母单词或是中文单连字，更重要的是，他们由此证明了它是年轻人的音乐：美国的孩子太过幸福实在想不起去批判什么，而中国的孩子就深沉多了，沉重的课业负担和父母的高度期盼压在肩上，面对这些，只有把不快乐勇敢而快速地说出来。　　　　
　　　　去年冬天，我的一位朋友的侄子，因为说话太快和手脚乱舞，被父母以为是小儿多动症送到了医院进行检查，医生的最后诊断是：他在练习音乐和舞蹈，也就是Rap。一个镜头叫我印象很深，当我送他们出去时，那个小孩子委屈地对父母进行抗议：“你们为什么老是不相信我？”父亲的回答是：“你这么小，什么都不懂。”　　　　
　　　　对，他是小，他也不懂很多大人世界的事情，但他知道快乐，懂得如何做就能叫自己得到快乐。现在有很多人都大力抵制这些歌曲，叫做“泼脏水”，不过，泼脏水是可以，但是连孩子一起泼掉，就很可笑了。　　　　
　　　　脆弱时刻　　　　
　　　　关于疼痛，教科书上的解释是它可以提示某个器官的病变。也就是说，就象发烧一样，它可以帮助医生及时诊断某个脏器的问题，从而以免拖延治疗，在这一点上，疼痛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那些毫无知觉的病变。按照这个逻辑而言，疼痛是件好事。　　　　
　　　　在通常情况下，我比较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也表示赞同。但如果一旦自己身上某个地方疼痛起来，那就不是一回事了：没见过哪个人疼得龇牙咧嘴，还会冷静理智地告诉别人：这是件好事情。　　　　
　　　　因为小时候吃了太多的糖果，现在的我经常遭到牙疼的骚扰，对我来说，那简直就是一件不堪回首、无法回忆的痛苦经历，有一次我独自在家，牙齿疼得实在难以忍受，大汗淋漓，心烦意乱，实在忍无可忍，我竟拿起一个玻璃杯使劲儿地砸向了地面。当然，那样做的后果并不能有效地止疼，只会更加心生烦乱，感到自己孤立无援，总之，那是一个脆弱的时刻。　　　　
　　　　前不久，我因为没有好好喝水，加上天天熬夜看球，嗓子一下就上了火，喉咙肿得几乎堵住半边，连咽口唾沫都疼得钻心。结果，有一天中午我去一个朋友家取资料，被他两口子硬拉着坐下来吃饭，进食的过程中，我硬着头皮，聚精会神地对付碗里的饭菜，但没过十分钟，我的脑袋上还是不争气地流淌下了大滴的汗珠，因为实在疼痛难忍，嗓子也开始发涨，到最后，朋友的太太拼命给我夹菜端饭，热情地招呼我放开大吃，我则心跳加快，颤抖着双手，怎么也不敢再把筷子落到碗中，看着满桌的丰盛佳肴，愁得几乎要哭出声来……　　　　
　　　　第二天，我的朋友告诉我，他的太太告诉他，我是第一个嫌她做饭不好吃的人。从此之后，我不得不在无数个场合辩解，那位贤内助的厨艺有多么地好吃，人品有多么地善良，性格有多么地热情，就连埋怨，也是有多么地含蓄；后来我在想，如果他们使劲地逼我吃，说不定我就能哭出声来，一句话，不是我不想吃，而是我当时实在是太脆弱了。　　　　
　　　　前年的冬天，我正在暗室里洗片子，忽然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打电话的是他的女朋友，告诉我说俩人正在家里看DVD，我的那个朋友忽然腹痛如铰，象中了黑砂掌一样在地上乱翻乱滚，已经来到医院。　　　　
　　　　等我洗完片子，匆忙赶到住院部时，他已经被安排到外科，几个同事在替他检查，但显然他不能配合，所以导致检查无法进行。有那么十几分钟，尿道结石的他显然是疼得失去了理智，疯狂地手抓脚踢，抓着什么咬什么，几个大汉都摁不住。在打了一支止痛针后，他慢慢平静下来，却像个婴儿一样呜呜地哭了起来，那叫一个伤心。　　　　
　　　　等他清醒后，在我们告诉他刚刚的一切时，他顿时象个小孩子一样，迅速地低下了脑袋，飞快地把头藏到了被子里面，一直到十几分钟以后，还红着脸不好意思看我们。　　　　
　　　　其实每个人都有最脆弱的时刻，不管自己因此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都没什么大不了的，也用不着羞愧。


第三部分　生活真相第30节　　勃然大怒

　　　　我读书的时候有许多坏学生，搅得大家很是不安；这里指的是那些成天欺男霸女，嚣张跋扈的家伙们——在我的印象里他们总是板张脸，咬着烟头问学生要钱；那时的同学都普遍缺乏法律保护意识，一般都是乖乖的交钱，也可以说是保护费；不过当中也不乏原则坚定的，我初中时一个平时看起来老实巴交的同学就曾被几个小流氓堵到路上要钱，结果这位同学毫不示弱地反抗，脖颈上青筋暴跳，恨不得一口吞了对方，我对他的最深印象就是二目圆睁、勃然大怒，很象个英雄，也让我们汗颜了好一阵子。　　　　　
　　　　前几天又见到他。十年不见的他还是那副气概，一双牛眼瞪得老大，语气再温柔眼珠子也纹丝不动，到最后盯得我都有些发毛，小心翼翼地问：你的那双慧目能否收敛些骇人的光芒？那位同学长叹一声，颇为无奈地说：你以为我不想啊？　　　　　
　　　　我这才知道他已经不得不这样“英雄”下去了，他得的是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简称甲亢。其实他算是比较不幸的一个，毕竟甲亢多见于女性，男女患病率之比为1：4～7，特别是青春发育期、妊娠期和更年前期；青春期刚过的他虽然没有生就女儿身，但却得了这种常发生于妊娠期的疾病，真是令人遗憾。　　　　　
　　　　我不知道这位同学是不是在我们毕业分别之后还那样喜欢勃然大怒，但显然他的性格自那次生气之后便变得冲动了许多，时不时地喜欢大怒；“生气”是大众对精神刺激致病的通俗说法，不少甲亢患者在就诊时常常叙述“生气”之后得了病。医学研究表明：长期的精神创伤，强烈的精神刺激，如恚愤、忧虑等常可促发甲亢。　　　　　
　　　　这样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精神刺激能诱发甲亢呢？答案是：确切的发病机理尚不明了；大家先别骂，这仅仅只是一个带有一点点医学科普性质的专栏，不是那种专门研究和探讨疾病机理的专业论坛，何况现在国际上对许多病因都没有明确的了解。　　　　
　　　　但有一种说法是有人认为这种病人甲状腺本身已有缺陷，平时不出现甲亢，遇到精神刺激后，诱发本病发生；意思很简单，如果不想和那位“英雄”一样，最好就是避免精神刺激，消除紧张心理。　　　　　
　　　　临走的时候我告诉他我在医院工作，虽然专业不是治疗甲亢，但还是可以帮他一些小小的忙，比如提供咨询等等，他显得很兴奋，拉着我的手连说谢谢，并约了时间找我。我告诉他这样还好，“二目圆睁”要比“单眼突出”要好的多，起码避免了眼球后部肿瘤的可能性；但我没告诉他，象电影《永失我爱》中的重症肌无力男主角和《第一次亲密接触》里的系统性红斑狼疮女主角们，往往都会伴有甲亢：意思就是说，凡是有甲亢的人，同时患有这两种病的可能也相当大。　　　　
　　　　不过大家别怕，因为那只是可能，而不是绝对。　　　　
　　　　爱若珍宝　　　　
　　　　某年某天，我被领导从集体宿舍的被窝里叫了起来，我看了看床边的表，是深夜12点半。我揉着眼睛跑到办公室，看见领导正把平时锁在抽屉里的“大哥大”取出来，递给我说：“小王，我晚上得去省里送个病人，你帮我在这里值班，如果有人打它找我”，领导一指“大哥大”，牛气冲天地吩咐道：“就说我去出差了！”　　　　
　　　　那是1997年9月的一个普通的夜晚。　　　　
　　　　那也是“大哥大”第一次出现在我的手上。我一边百无聊赖地消磨着时间等待着病人，一边象瞅外星不明飞行物似地瞅着它，在我的手掌里，它的键码是如此地漂亮，绿灯一闪一闪的。　　　　
　　　　天可怜见，那时的我刚刚学校毕业，面对这样一个属于超级宝贝范畴的电话疙瘩，实在是既兴奋又好奇，于是，我和几个闻讯而至的同事开始饶有兴趣地翻开各项功能，并逐一地挨个开始替领导进行试验，整整一个晚上，打进来的电话没接到一个，我们却拨出去不少。后来我才得知，领导不拿它的原因是因为漫游费和电话费实在太贵，而且，打电话找他的人也是寥若晨星，他将电话放在单位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避免同行的人借用……　　　　
　　　　月底的时候，领导黑着脸进来，把几张电话帐单塞进了办公抽屉，我们等他走后偷偷拿出来一看，顿时脸都发绿了。自此以后，我们再没有见过领导拿过那个“大哥大”招摇；若干年以后，我们请领导吃饭，酒过三旬，菜过五味之后，领导红着脸，大着舌头地告诉我们，那次交了庞大的电话费之后，他的烟钱都被老婆没收了，整整馋了两个多月。　　　　
　　　　和那时候的大砖头相比，现在的手机趋势是越来越小，领导现在也已换成一部精致的摩托罗拉，就像电影《手机》里葛优拿的那个一样，而我见过体积最小的一部，则是我们科一个李姓同事的高级手机，看上去简直就象是一张小名片，我不知道倘若用他那熊掌一样的大手，在上面细致地拨起号来会有多么地麻烦。　　　　
　　　　然而，尽管拨起号来要戴显微镜，但同事小李对那部手机却是心爱有加，天天不管任何场合，无论任何时间，都会轻轻托在手上，从不胡塞乱放，简直有如宝物，别人借一下也大呼小叫，甚是不舍。直到有一天晚上，他的妻子风风火火地找来，说是整整一个下午都找不到他，打手机，提示说不在服务区。　　　　
　　　　最后，我们在暗室里发现了烂醉如泥的小李，他的那部手机，正乖乖地躺在地上，身上盖的，则是主人一晚上喝下去又吐出来的六瓶啤酒……　　　　
　　　　那厮的宝贝终于坏了。　　　　
　　　　条件反射　　　　
　　　　这个月中旬，我去北京办事，顺便去安定门会一位编辑朋友。进到她们的办公室时，她为我引见出版社的几位同事和领导，该社的总编是在一位北京呆了十几年的福州人，在他为我取出香烟来的时候，我刚摇摇头，编辑朋友便惊讶地感叹道：写小说的竟不抽烟？　　　　
　　　　其实她不知道，我的烟瘾估计比他老板的还要大，只不过我刚刚在外面等她的时候连续吸了两支，熏得我头晕脑涨的，所以难得地拒绝了一回。不过从她那敬佩的眼光中，我分明看到了一个滴酒不粘、丝烟不碰的好孩子。那种感觉实在是不错，但很可惜，刚从出版社出来，我就忍耐不住，赶紧抽出一支中南海，点燃放到嘴上，使劲儿地吸了一口，味道好极了。　　　　
　　　　上中学的时候，一个同学鬼鬼祟祟地把我们几个人拉到厕所，从兜里翻出一包从家里偷出来的红塔山，每人分给我们一根儿。十分钟之后，班主任把我们从厕所里揪了出来，排成一溜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