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绣花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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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宝瑞:首先,《落花梦》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早在那个时期就愤怒地鞭挞了“买官卖官”现象;可以说与当今社会的某些腐败现象如出一辙。枚千颂(谐音没钱送)即使考官名列前茅,由于没有钱贿赂主考官,结果名落孙山。考布尚(谐音考不上)虽然考绩糟糕,因为有钱贿赂而当上了高官。作者诗云:“寒风落叶泪千行,满腹才学满纸香。无奈茅空官场落,只将考榜做钱箱。”招贤国燕昭王高筑黄金台招贤纳士,高度赞扬了燕昭王任人唯贤,批评了任人唯亲的现象。“年纪大小,各有鹏程;高矮不均,各有本领。有背琴持囊,堂堂仪表;有佩剑握囊,谦逊简恭。有诗书满腹,玉立婷婷。有心机满腹,丝丝哭声。这黄金台上,聚集着多少江湖贤客、山野逸民;这昭王腹中,藏着多少任人唯贤、赏罚分明!”《落花梦》对秦始皇有新的评价,秦皇反思过失,汲取教训,在暴君国阿房宫高筑击筑台,纪念当年高渐离刺杀之举。

  汪兆骞:因为根据你的原著《一只绣花鞋》改编的电视剧《梅花档案》在广东、上海、重庆、湖南、湖北、东北等地播出,一路飙升,我还是想更多地了解一下它的创作背景,你能不能多谈一些?

  张宝瑞:应该说,我6岁到22岁时的旧居北京东城喜鹊胡同10号大院对我的创作影响非常大。这是一个充满神奇的地方。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就是在十号大院里度过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那里正是我创作《一只绣花鞋》、《绿色尸体》等一系列梅花党故事的源泉所在。十号大院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四合院,一共是三进院落,住着十几户人家。院子虽然只有十几户人家,却有三个精神病患者。他们一个属暴力型,那是一个工厂的女工,有人诬告她偷了工厂的布,实际上她没有偷,一下子就给刺激疯了,疯了以后经常在下雨天从屋里跑出来,拿着菜刀,见人就砍;我记得他梳着短发,两眼发直,冒着绿色的凶光,脸上长满了粉刺。一个属政治型,他是涂家老太太的丈夫,经常骂共产党,后来疯死了;还有一个属青春型,也就十五六岁,看见你就笑,张着大嘴,挺可怕。环境造成了一种特殊的气氛,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在十号大院唯一的一幢两层的建筑就在我家的对面,女主人带着两个女儿和父母一起生活,她是女十三中的老师,别人都叫她王老师。对面的这幢灰色的二层小楼,对我来说是最神秘的地方。因为就在我家的对面,所以我总是注意观察着王老师家的情况。但是,她家窗户上的所有布帘子总是挂得严严实实的,一年四季都是一样,外面的人根本无法看清里面。王老师的父亲是一个瘦弱的老头,从来不说话。王老师的母亲是一个每天都出去买菜的老婆婆,她驼背,从楼上下来的时候,把楼梯地板踩得嘎吱嘎吱直响,我一听到这种奇怪的声音,就忍不住出去张望。这些人,使十号大院充满了神秘的感觉。在日后我创作《一只绣花鞋》故事的时候,王老师的两个女儿就成为了故事里黄家姐妹的原型人物。左邻唐家,住的是一条窄窄的院落。户主原是开滦煤矿的资本家,他满头银发,长得威严阴险,这使我想起曹禺《雷雨》里的那个周老板。他的腰有毛病,经常拄着拐杖,在门前晒太阳。他有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大女儿厚道谦和,二女儿是教师,文雅恬静,三女儿很摩登,穿着时髦的裙子。唐家三姐妹成为我小说中白家三姐妹白蔷、白薇、白蕾的原型人物。十号大院西临一处西洋式建筑,很神秘,院子有围墙,围墙上有铁丝网,院子里有花园,可以看见里面的古槐树和秋海棠,开花的时候,飘来淡淡的幽香,那种感觉美极了。西洋式建筑的主体是一幢二层的小洋楼,有地下室,其实,这就是我后来创作《一只绣花鞋》时描写的梅花党北京总部的原型建筑。抗战时是日本驻北平的领事馆。解放后,有个副部长居住那里。 

  汪兆骞:你对诺贝尔文学奖如何看?

  张宝瑞:试想一个小里小气诺诺唯唯的人怎麽能写出气势磅礴的伟大作品,怎麽可能有大手笔?十年前诗人汪国真曾说向诺贝尔文学奖进军,有的人还嗤之以鼻,但我觉得汪很可爱,他起码还有这种勇气。诗人北岛跟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法籍华裔作家高行健拿到诺贝尔文学奖,自然使人惊喜,它毕竟是华人世界的骄傲,他得奖自然有它的道理和原因。但诺贝尔文学奖确实师出有名,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智商并不低。

  汪兆骞:我同意你的观点,这牵扯到对文学的看法,你对文学究竟如何看?

  张宝瑞:我始终认为,文学是人学,文学本身不能主观地带有宣传色彩,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应当是深刻地挖掘人性的作品,而不是附庸风雅无病呻吟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李白、曹雪芹的成就大,还是周邦彦、柳永的影响大,当然是李白、曹雪芹。李白确实有过丞相梦,但他决不会为了得到这顶乌纱帽,媚颜屈膝于唐玄宗和权臣,“教我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最后浪迹江湖,与山水为伍。我的妻子是清代文学家、《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的后代,2002年秋天,我专门到山东淄博老蒲的故居探访,有意外的收获。原来老蒲是手抄本的老祖宗,他当时守着一眼老井柳泉,烧了茶水,拦住过路人讲故事和掏故事。他屡试不第,但我想他想当官是为了当一个好官,有所作为,而不是想当一个贪官。他虽然连一个科级的官也没有当过,但他的名声和贡献要比他的同乡担任高官的王世桢还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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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兆骞:我知道你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陆续推出了9部长篇武侠小说,《八卦掌董海川》、《醉鬼张三》、《太极奇侠传》、《东归喋血记》……这9部小说结集为《中华武林长卷》,横跨唐、宋、元、明、清、民国千余年。梁羽生、萧逸、刘绍棠欣然为你写序,被人誉为“大陆金庸”。早在1990年,《醉鬼张三》就被香港与内地合作拍成了电影。最近这些年你又开始写人生探讨系列,写当代文人的都市生活,销量也非常好。你如何看这三种完全不同的创作?

  张宝瑞: 我的创作面比较宽。其实,我并不满足于做“大陆金庸”,刘绍棠生前对我说,实际上中国文学的根子还是在大陆,大陆有极为深厚的文化沃土。拿破仑有句话: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话有一定道理。1992年我突然暂时在武侠小说方面封笔,毅然转向现代题材小说,我想更直接面对社会现实,进一步挖掘人性。近年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创作了《你到底想要什么?》、《人为谁活着?》、《老庆》等反映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在武侠的看法上,我与金庸是相同的。1995年,金庸来北京,我们相谈甚投。港台二流以下的武狭小说作家我一概不见。尽管我和金庸的写法不同,但我们都认为“武侠”二字中,侠比武重要,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的手段。打抱不平是小侠行径,以天下为己任,才是大侠之举。台湾的一些影视商、出版商看中了我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资源,计划拍摄我的《中华武林长卷》,在金庸、梁羽生、古龙的资源殆尽之时,选择我的资源算是明智之举。当然我的创作资源还有《梅花档案》悬疑惊悚系列、金蔷薇文化沙龙深刻探讨人生系列、后现代主义神话系列、中国佛教系列等等,文学艺术价值和市场效益都比较大。

  汪兆骞::你曾经做过八年新华社北京分社总编辑,如今又在新华出版社任副总编辑近三年,今后有什么打算?

  张宝瑞:首先要搞好本职工作,有句话叫干什麽吆喝什麽。我在出版社与同事策划了金蔷薇丛书,现已出版13部,反映很好,同时还在酝酿一些重大图书选题。自1990年始,我创办金蔷薇文化沙龙,这是一个大型的文艺财经朋友聚会。14年来,总参与的人数数十万人次,沙龙是各界朋友的人生聚会,是人才资源整合的交易所,是释放压力的温馨空间,是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创造价值的最好媒介。沙龙聚集了汪国真、司马南、关雷、吴欢、刘湛秋、李春波、白伯骅、京梅等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和各方面的优秀人才。多年来以联谊、研讨、笔会、策化等各种形式,沟通信息,畅谈友谊,探讨人生,进行文化交流,为社会服务。我要把这个沙龙办成当代中国最大的文化沙龙,同时也能获得大批的出版资源和创作资源。另一件事就是把我的作品和资源争取打造成各种文化精品,希望老百姓喜欢,能为中华文化宝库增加一些财富。文革已经过去27年了,手抄本也已进入历史的档案,但是中华民族的文明之火生生不息,愈烧愈旺,中国人的英勇顽强的精神永恒!(完)
一只绣花鞋(一)(1)
凶手是谁?虹市的夜,幽静极了。  天上的流星偶尔拖着长长的尾巴,无声无息地从夜空坠落;迷人的月亮,拥抱着城市的大海,温柔,慈祥;夜风像个俏皮的姑娘,摇碎了天上的月光,摇碎了天上的繁星。在灯光和月光的映照下,大海撒出一把把闪光的碎银,亮得刺眼。几只海鸥仿佛并不困倦,追逐着海面的碎银,偶尔掀起的浪花微笑着嘲弄着它们的双翼……  皎洁的月光轻轻泻进市中心一座米黄|色的小楼内,二层一隅,虹市公安局侦察处长龙飞正和他的妻子南云熟睡。墙上的日历上清清楚楚地印着:1963年5月17日。  “嘟,嘟,嘟……”写字台上的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  这铃声仿佛警铃,把龙飞催醒,他一跃而起,熟练地抓起电话。  “我是龙飞,出了什么事?”  “报告龙处长,在老虎滩公园假山前发现一具女尸,请你马上到现场。”  龙飞放下电话,迅速地穿衣服……  老虎滩公园里,死一般的沉寂。这个公园非常小,即使是步履蹒跚的老人,也花不了一个小时就能转它一周。公园里有一个土丘,丘顶有个八角木亭,丘上栽满了怪石、花草和翠竹。丘下有一簇簇丁香和灌木,此时正是翠绿成荫,野香四溢。因为这公园的东面便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海边有一怪石仿佛一只猛虎,跃跃欲试,故称为老虎滩公园。  龙飞赶到现场时,一眼就看见了卧于假山下的女尸。这是一个漂亮的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