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档案

著名的“五大领袖”之一。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步地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之后尘，来到国防科委门口静坐，要求交出在北航担任过工作组长的国防科委局长赵如璋。
　　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将情况报告林彪，特别说明“赵的健康状况不好，如果交学生批斗，后果不堪设想”。林彪没有任何答复。此后，罗舜初又多次将红卫兵静坐的情况及时向林彪报告，请求指示，但均得不到答复。
　　中央文革小组将这一新动向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支持北航红旗战斗队的造反行动，认为揪工作组不仅应该，而且很及时。9月21日，陈伯达接见北航红旗战斗队的红卫兵，极力赞扬他们。鉴于红卫兵揪斗的要求，陈伯达亲笔写下“军令状”：“以普通劳动者的态度，同北航学生聚谈或者同住几天，科委的干部（包括罗舜初、赵如璋），如果被杀死或杀伤，陈伯达情愿抵偿性命。”陈伯达出奇制胜，立下这么一道字据，解决了一道难题。
　　9月23日，国防科委交出了赵如璋。北航红旗战斗队的红卫兵撤离。从此，此后红旗战斗队也一举成名，成了红卫兵运动中的另一面旗帜，其组织头头韩爱晶，也成了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中的一员。
　　揪斗工作组和领导干部的同时，红卫兵内部出现了分岐。各大专院校和中学里的多数派，赞成造牛鬼蛇神的反，却不赞成造老干部的反。在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中，造老干部的反无异于反党，而1957年的教训证明，任何稍稍有点同共产党离心离德的行为都会自食恶果，更用不着说反党了。因此，红卫兵要造老干部的反，理直气却不壮，他们的另一个苦恼是：中央似乎并没有明确地支持他们。
　　当然也能够得到来自中央文革的某种暗示。问题是此时的中央也非常复杂，某位首长今天还在台上，明天说不定就会遭到“火烧”、“炮轰”。但是不管怎么样，来自中央文革的一些暗示还是给了红卫兵心理上的安慰和依托。
　　8月16日，陈毅在接见外语学院等三校红卫兵代表时说：“对工作组要一分为二”，“说工作组是黑帮，不对。工作组有错误，应该检讨，但不能说工作组都是黑帮。”
　　8月22日，周恩来在清华大学的一次会上说，在工作组的问题上，“我应该向你们说明，这是中央全会解决的问题，因此不能仅仅责备工作组，也不能仅仅责备北京市委。”
　　9月17日，李先念对粮食部的部分代表说，工作组“即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也不能说是牛鬼蛇神，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在一片“革命造反”的吵闹声中，类似这种较客观清醒的声音非常微弱。而且这些声音也往往混杂在讲话者本人大量的革命词汇中，更加难于让人注意。红卫兵中的多数派却敏锐地从这些微弱的声音中捕捉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信息，依据这些暗示，他们冲锋陷阵，为工作组和老干部鸣不平。
　　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并不支持他们，9月13日，谢富治在公安部接见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代表时说：“现在学校至少两派，一派是揪工作组的，一派是保工作组的，大部分是多数派，有不同的看法。少数派方向是对的。……在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真理在少数派手里，我是支持少数派的。”
　　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如江青、陈伯达、关锋、王力等。也都曾先后在各种场合讲过类似的意思。更加意味深长的是，毛泽东支持北航红旗战斗队揪斗工作组，这证明毛泽东的屁股坐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和红卫兵少数派一边。毛泽东的态度，百分之百能左右红卫兵运动的方向。这样一来，很多红卫兵组织纷纷掉转枪口，将“火烧”“炮轰”的目标对准了工作组和领导干部，并纷纷加盟到红卫兵少数派一边。
　　9月18日至20日，由江青、陈伯达策划，张春桥主持，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参加的“北京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座谈会”如期召开。清华、北师大、北京地质学院等高等院校的红卫兵和群众代表参加了座谈。会上，蒯大富、王大宾等人的发言火药味很浓，有中央文革事先交底，他们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存在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有人在“搞调和”，“把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保了一下”。他们“怀疑现在是否还有一个暗中与党中央、毛主席对抗的司令部”。张春桥把这类发言集中起来，印成材料，由江青向上呈送毛泽东。
　　北京红卫兵的行动对全国红卫兵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毛泽东的态度，又能对北京红卫兵产生最直接的影响。北京红卫兵敢于造反，敢于冲击政府机关，并且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有力支持，他们成为全国红卫兵运动的新偶像。造领导干部的反，把领导干部打倒，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对红卫兵来说太具有诱惑了。
　　于是全国范围的红卫兵造反派（即少数派）组织蜂涌而起，湖南省造反派喊出了“打倒一切当权派”的口号，并明确提出要“炮轰九级司令部”。
　　所谓“九级司令部”，即中央、中央局、省、市、地、县、公社、大队、生产队。也就是说，所有共产党的组织和政府，皆在炮打之列。10月29日，张春桥在接见浙江金华北上控告团时说：“到了9月，几乎所有省、市委都被包围了”。据此，“炮打九级司令部”可见一斑。
　　成立了红卫兵纠察队
　　破四旧期间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某地有个资本家的老婆在批斗中发疯了，用菜刀一连砍伤了三个红卫兵。这件事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经他提议，决定成立一个红卫兵联络站，由解放军、机关干部和红卫兵三方面一起协调，处理破四旧中出现的诸多问题。
　　据当年曾调到红卫兵联络站工作的北京戏剧专科学校红卫兵徐雅雅回忆，联络站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生活条件艰苦，每天吃咸菜，啃干烧饼，喝白开水，尽管如此，红卫兵心里却都非常愉快。联络站的工作由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每天，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一批批红卫兵，处理各种矛盾，解决各种疑难问题。
　　当时，红卫兵组织中的混乱普遍存在。
　　8月6日，北京市率先起来造反的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的老红卫兵们，向社会散发了《红卫兵紧急呼吁书》。该《呼吁书》中说：“我们向全市真正革命的红卫兵、红旗及其他左派组织呼吁：一、各校真正的左派联合起来，行动起来，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禁止乱打人，耍流氓，破坏国家财产等坏行为。提高警惕，监视、管制反革命分子，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二、毫不留情地勒令那些故意破坏党的政策的混蛋们滚出红卫兵、红旗及其他真正的左派组织，假左派组织一律解散！今后谁还胆敢破坏党的政策，我们绝不答应……”
　　8月25日，北京市八中、四中、六中等31所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在北师大附中集合，发起并成立了第一个跨校际联合性的红卫兵组织，命名为“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不久，海淀区、东城区红卫兵也相继成立了“东纠”、“海淀分队”等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
　　西纠等红卫兵组织的真实想法和用意，是按照毛泽东关于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指示，用纠察队去纠正、控制某些红卫兵组织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
　　西纠等红卫兵组织的成立，很快得到了周恩来、陶铸、王任重、廖承志这样一些尚在台上的“稳健派”的支持。周恩来通过当时的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周荣鑫，为红卫兵纠察队提供了房屋、电话、交通工具和印刷设施，甚至还包括红卫兵冬夜值班所需要的军大衣。
　　红卫兵纠察队发出的一份份《通令》像雪片般撒向北京城的每一个角落。在8月27日发出的西纠第三号《通令》中，明确提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随便宣布戒严，“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绝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通令》还规定：“各商店现存的实用商品，若其商标不是反动的，不是黄色的，就可以继续出售，任何人都不要进行阻止，不要让坏人乘机破坏国家财产。”《通令》中还特别指出：“严禁围追外宾、归国观光的华侨和港澳同胞，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和正当活动。”
　　9月3日，西纠发出第五号《通令》，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指出对于红卫兵中违反政策、随便打人者，“一定要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教育”，“严禁打人，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严禁逼供讯”。
　　红卫兵纠察队的这些《通令》不径而走，不仅震动了北京，而且流传全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西纠等红卫兵纠察队还受周恩来的嘱托，在运动中保护了诸如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程潜、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民主爱国人士的宅弟安全和人身安全。
　　在周恩来看来，红卫兵组织起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不失为一着妙棋。在他的亲自过问下，成立红卫兵联络站是一例，支持西纠等红卫兵组织站起来建立秩序，又是一例。
　　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三次检验红卫兵时，周恩来特意安排了西纠红卫兵在毛泽东接见时，向红司令敬献纠察队袖章的场面，意思是想借毛泽东的肯定，来肯定西纠红卫兵。但不知什么原因，这一次毛泽东没有接受西纠红卫兵的袖章，也许毛泽东已经敏感地意识到了其中的奥妙？
　　奥妙在于，并不所有红卫兵组织都能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要天下大乱，要炮打司令部，当然不能对西纠红卫兵给予支持。何况此时，西纠红卫兵频频出动，专门与揪斗各部、委领导干部的大学红卫兵少数派发生冲突，已经惹恼了中央文革。
　　终于，江青出来说话了：“纠察队是保皇派！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爹保妈，要揪他们的后台。”
　　在这样的形势下，有人建议西纠红卫兵停止办公，偃旗息鼓，趁早全身而退，等待机会以东山再起。但是大多数西纠红卫兵不同意这一观点。这些以革干、军干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从生下来那一天起就是社会的宠儿，他们还不习惯挫折，更不熟悉失败，他们孱弱的承受能力，导致他们在绊了一跤后变得绝望，甚至变得有些疯狂。他们扛着大旗，集合人马，驱车在大街上游行，高喊口号：“西纠不倒！”
　　绝望之后的红卫兵纠察队变得让人不敢相认，原是他们反对过的武斗，现在被他们自己捡了起来，动辄挥扬拳踢脚，挥舞皮带，将积蓄在胸腔中的愤怒四处发泄。
　　1966年12月底，西纠红卫兵被江青、陈伯达宣布为反动组织，强令取缔。
　　关于西纠红卫兵，有位重要人物值得一提，就是陈毅元帅之子陈晓鲁。
　　陈晓鲁的故事是一个传奇。传奇中说，有位红卫兵大侠，骁勇精悍，身穿将校呢，腰间扎宽皮带，臂戴红卫兵袖章，脚蹬高腰皮靴，领着一帮同样打扮的男女红卫兵小将活跃在全国各地。传奇中甚至说，陈晓鲁还备有军用摩托和扎着两把小刷子的女秘书。在那些岁月里，这一切可都是最时髦的行头。不过，在传奇中，陈晓鲁的名字更多被误传成了“陈小虎”。
　　“陈小虎”频繁出现在全国各地，像西方传说中的佐罗。各地汇聚到北京的各种传单、急电和红卫兵战报中，“陈小虎”三个字在字里行间反复出现，有时候在同一天内，竟可以在新疆、云南、哈尔滨和广州等地同时发现“陈小虎”。
　　这里面有复杂的原因。一种说法是，林彪、江青一伙企图打倒陈毅，便从陈毅之子身上开刀，然后顺藤摸瓜，挖黑后台。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欠完整。在当时，确实有一些类似于红卫兵纠察队形式的红卫兵组织在全国各大城市活动。为了打鬼，借助钟魁，利用北京红卫兵的显赫名声，给自己的行动壮胆。“陈小虎”的传说一经流传开来，索性被更多的人加以利用，以讹传讹，形成了这一特殊意义的文革传奇。当然，也不排除确实有少数坏人在其中利用“陈小虎”的名字为虎作伥。
　　终于有一天，一封四川省红卫兵串连接待站的公函寄到了陈毅家中。
　　公函上端写着一行“最高指示”：“要节约闹革命。”正文中这般写道：“陈毅同志，今有您的儿子陈小虎，某月某日在我处借款人民币二百元整，望尽快归还。”信的末尾，盖有一枚大红的公章。
　　展读此信，陈毅勃然大怒：“啥子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