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
载有宋文帝给他弟弟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义恭的书信说:“天下艰难,家国事重,虽曰守成,实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岂可不感寻工业,大惧负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滞,其欲必行,意所不存,从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工青遇士大夫以礼,与小人有恩;西门、安于,矫性齐美;关羽、张飞,任偏同弊。行己举事,深宜鉴此!。。汝一月自用钱不可过三十万,若能省此,益美。西楚(荆州)府舍,略所谙究。计当不须改作,日求新异。凡讯狱,多决当时,难可逆虑,此实为难。至讯日,虚怀博尽,慎无以喜怒加人,能择善者而从之,美自归己,不可专意自决,以矜独断之明也!名器,深宜慎借,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赐,尤应裁量。吾于左右虽为少恩,如闻外论不以为非也。以贵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蒲酒渔猫,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又宜数引见佐史,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无因得尽人情,复何由知众事也。”《资治通鉴》记载这一书信,实际是在叙述宋文帝的政治思想。宋文帝的元嘉之治,在南朝历史上确是难得的。
宋文帝为政,抓了几件大事。他屡次下诏减免租税(《宋书·文帝纪》)。尽管这一减免的范围和程度是有限的,虽然主要是对人民积欠的减轻,但人民却多少可以减轻一些负担。二是鼓励农桑。东晋末年以来,南方经济在政局动乱中受到损害。宋文帝时,“农桑情业,游食者众,荒菜不开”的状况,依然存在。宋文帝下诏,号召他的巨民“咸使肆力,地无遗利,耕蚕树艺,各尽其力”。并把劝农成绩的好坏与仕途升迁联系起来,“若有力田殊众,岁竟,条名列上”(《宋书·文帝纪》)。宋文帝鼓励农桑的效果是较为显著的,一些废弃田地被辟为良田,农民的积极性也有所提高。
经过刘裕父子的努力,晋末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宋书·武帝纪》)的状况有所改善。史称其时:“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多,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宋书·良吏传序》)这一派歌舞升平,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景象,难免带有封建史家过于渲染的色彩。但不管怎么说,元嘉时期确是南朝最安稳的时期。
宋元嘉之治的小康局面继续维持了二十年之久。在这期间,基本上没有对外用兵,处于守势。但宋文帝仍“欲经略中原”。宋朝廷群臣能认清形势者不多,反而纷纷“争献策以迎合取宠”。彭城太守王玄漠最是跃跃欲试,想建武功。宋文帝高兴地对侍臣说:“观玄谟所陈,令人有封狼居胥意。”意思是希望群臣也能仿汉代的名将霍去病,大败匈奴,封狼居胥,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拓跋焘的南征。瓜步之役宋还未出击,拓跋焘就抢先一步,于公元450 年二月亲自率领十万步骑南征。宋南顿太守郑琨、颍川太守郑道隐弃城逃走。北魏军把宋悬瓠城(今河南汝南)层层包围。城中宋军不满千人,北魏军昼夜攻城,搭起云梯临城而射,矢如雨下。宋守军以一当百,杀伤敌人以万计,城中死者亦过半。双方相持四十二天之久,北魏军始终无法攻入,只好解围而去。
北魏另一路大军由永昌王拓跋仁率领,北屯汝阳。宋文帝令镇守彭城的徐州刺史武陵王刘骏备三日粮,袭击北魏军。刘骏征发境内马,得一千五百多匹,分为五军,直趋汝阳。北魏军只预计到宋的救兵从寿阳来,对彭城方向的守军掉以轻心。宋军突然逼向汝阳,杀北魏军三千余人,烧其辎重。魏军大败,慌忙东走。然魏军探听到宋军后无援军,便引军突然反扑。宋军战败,士卒得生还者仅九百余人,战马只剩下四百多匹。
四月间,北魏拓跋焘率军北还。回到平城后,拓跋焘给宋文帝书声称:“彼若欲存刘氏血食者,当割江北输之;摄守南渡,当释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敕方镇、刺史、守宰严供帐之具,来秋当往取扬州。大势已至,终不相纵。彼往日北通蠕蠕,西连赫连、沮渠、吐谷浑,东连冯弘、高丽;凡此数国,我皆灭之。以此而观,彼岂能独立!”(《资治通鉴》卷一二五,下同)魏军虽退,但一场更大的南攻已在酝酿之中。宋文帝对此估计不足,不思如何防御,反而想马上兴师北伐,建立奇功。左军将军刘康祖认为“岁月已晚,请待明年”。宋文帝立即反驳道:“北方苦虏虐政,义徒并起。顿兵一周,沮向义之心,不可。”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也进谏:“我步彼骑,其势不敌,檀道济曾二次出师北伐,皆无功而还,到彦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谟等,未逾两将,六军之盛不过往时,恐重辱王师”。沈庆之所言确是明智之见,当时形势对宋极为不利,宋的当务之急不是出击,而是防守。但宋文帝对敌我力量估计错误,固执己见,对沈庆之的忠言逆耳,反而说:“王师再屈,别自有由,道济养寇自资,彦之中途疾动。虏所恃者唯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泛舟北下,础x必走,滑台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馆谷吊民,虎牢、洛阳,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虏马过河,即成擒也。”宋文帝盲目自信,低估了对方的力量,而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七月,宋文帝下诏北伐。由于财力不足,国内上起王公、妃子,下到民间百姓,都要献金帛、杂物以助国用。又因为兵力不足,在青、冀、徐、豫,二兖六州全境征兵。符到之日,十日内就须整装上略,民间丁壮皆被征发,田间劳作就多剩下妇女老人了。
宋军精锐倾国出动,东西并举,一时声势浩大。宋军攻占础x,使沈庆之守础x,王玄谟进围滑台,柳元景等将兵出弘农,大军进迫虎牢。拓跋焘率兵救滑台。双方展开了激战。
王玄谟所率部“士众甚盛,器械精严”,但他“贪愎好杀”,在实战中也缺乏指挥才能,打得很被动。他派钟离太守垣护之以百柯为前锋,占据了石济(位于滑台西南一百二十里处),这本来可以乘胜进攻,但王玄谟却命令垣部按兵不动。垣护之闻魏兵将至,派人急驰劝王玄谟马上进攻滑台。王玄谟不加理睬。不久,拓跋焘率大军渡河,众号百万,鞞鼓之声,震天动地。王玄谟惧而退走。魏兵追击,宋兵死者万余人,散亡殆尽,委弃军资器械堆积如山。王玄谟撤退之速,竟来不及把消息告垣护之。魏军以缴获王玄谟的战舰,用铁锁连成三层,横在河上,想断绝垣护之的退路。垣军顺流而下,每到铁锁处,就令兵士用长柯斧砍断,终于得以突围。
宋军的其余各部作战,也连连失利。只有柳元景部打得很顽强,连克卢氏、弘农、陕县,占领了潼关,直逼关中。但孤军深入作战,最后不得不撤退。
魏军开始由防御转向进攻。拓跋焘命令诸将分道并进。永昌王仁自洛阳趋寿阳,尚书长孙真趋马头,楚王建趋钟离,高凉王那自青州趋下邳,拓跋焘自己则从东平趋邹山。
宋军弃甲南逃,魏军穷迫不舍。魏中书郎鲁秀出广陵,高凉王那出山阳,永昌王仁出横江,所过之处无不残破。宋沿途城邑守军望风披靡,魏军很快就直达淮上。宋京城建康处在危急之中。
宋文帝派辅国将军臧质将万人急救彭城,但行到盱眙时,魏军已过淮。
臧质令專Т悠蜕浜缰⒒蠼俺沃ㄓ剑ㄍ蹯窬萸捌郑爸首约涸悄稀N祈祉簦纬啥ψ阒啤T谖壕凸ブ拢缰㈥俺沃⒚踝跞园鼙薄j爸拾幢桓叶R估铮示嗬!V事势甙偃巳ロ祉舫恰M匕响夤ロ祉舨幌拢羝ξЧィ约郝蚀缶舷隆?br /> 魏军长驱直入,几乎没受到什么阻挡。元嘉二十七年(450)十二月,魏军直抵达瓜步(今江苏六合)。魏宋之间进行了著名的瓜步之战。瓜步古时滨临长江,与建康隔江相对。魏军伐苇为筏,坏民庐舍,日夜备战,声言欲渡江直捣建康。建康形势万分危急,内外戒严。百姓纷纷组织护城,王公以下子弟皆被征发。宋领军将军刘遵考等将兵分守津口要塞,游逻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陈舰列营,周亘江滨,自采石(今安徽当涂)至暨阳(今江苏江阴)六七百里。太子劭出镇石头,总统水军。
事与愿违,力主北伐的宋文帝懊悔不及,对臣下自责:“北伐之计,同议者少。今日士民劳怨,不得无惭,贻大夫之忧,予之过也。”又曰:“檀道济若在,岂使胡马至此!”而能征擅战的大将檀道济几年前却因猜疑而被他杀掉了。檀道济死前曾愤怒地说:“乃坏汝万里长城!”(《贸治通鉴》卷一二五)
魏军在宋军严密防备之下,一时无法进攻。魏后方也不稳固,加上远路作战,兵师疲敝,第二年(451)春便解围而去。魏军在后撤中,又几乎没有遇到宋军追堵,魏军过彭城时,江夏王义恭畏惧万分,不敢出击。当时魏军俘虏了宋万余人口,军民混杂,驻扎在离彭城不过十里之遥的安王陂,只要宋军出兵袭击,就有可能救下这批被俘人口。但义恭竟眼睁睁地看着魏军不打,等到宋文帝诏书到,命他出击时,魏军已先闻风声,杀尽俘虏人口遁去。宋军在北伐和瓜步之战中,都打得很被动。这固然是由于双方实力相差较大,宋无论在人力、物力上都不如北魏,但指挥上,也存在着很大失误。宋文帝“每命将出师,常授以成律。交战日时,亦待中诏。是以将帅越趄,莫敢自决”。将帅不能根据具体情况主动灵活指挥作战,打起仗来,是很吃亏的。
瓜步之战,宋受创惨重。经过战乱,宋土一片残破。元嘉之治自此衰落了。
战争中获得胜利的北魏也没有获得什么好处。魏军在战争中“士马死伤亦过半,国人皆尤之”。但与宋相比,魏的损失就小多了。
这以后,南北两方很少大战,出现南北相对平安的局面。
第三节宋齐梁初政治权力的攘夺瓜步之战,使宋受到严重的打击,北魏也蒙受重大的损失。公元451 年,北魏大武帝为中常待宗爱所害。宋文帝闻讯,布署北伐,但没有得到胜利的战果。公元453 年二月,宋文帝也为太子劭所害。至此,南北朝的历史进入一个南北对峙并同时都趋向衰弱的时期。一直到北魏六镇起义(523)的前夜,这一时期延续了七十多年,这期间包含了宋文帝死后的二十多年、南齐二十四年和梁武帝初期的二十年。六镇起义后不久,北魏分裂为东西魏,梁也分裂出后梁,南北朝对峙的形势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历史又向前发展了。在这七十多年的时间里,南北朝之间有和有战。像淝水之战和瓜步之战那样规模大、影响大的战争是没有了,但也并不是没有相当大的战争,不过这并不足以改变南北对峙的形势。在南朝方面,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其中包含皇权与宗室间的斗争和帝王与权臣间的斗争,也包含经济领域年的斗争。当然,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间的矛盾和斗争仍然是经常存在的。在北朝方面,民族矛盾是社会矛盾的主要形式,而阶级矛盾往往是以民族矛盾的形式出现。有名的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实质上也是民族矛盾的产物。孝文帝想缓解这一矛盾,但又引起了另外的矛盾。
本节叙述宋、齐、梁初政治权力的攘夺并上溯到东晋初年。以后三节,将分别叙述江南经济的开发和农民起义,北方的民族矛盾和北魏孝文帝的改革,还有北魏与南朝的和与战。
门阀大族和寒门庶族间政治权力的更迭宋、齐、梁初,实际掌握政治权力的状况,同东晋时期相比,有相当大的变化。
东晋时期,是门阀大族发展的顶峰,他们既掌握政权又掌握兵权。
渡江以后,权力最大的是王家。当时社会上流传着“王与马共天下”(《晋书·王敦传》)的说法。王导居中掌朝中大权,王敦领兵屯驻荆州,居战略要地。甚至,元帝在江东即帝位时,百官皆陪列,却令王导升御床共坐。玉导固辞,说:“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元帝才不说话。
王氏之后,有庾氏。庾氏也是既掌政权又握兵权。庾亮在朝廷作宰辅,庾翼、庾冰一直领兵。
庾氏之后是桓氏。桓温领兵,桓家子弟都领兵。桓玄还领兵自上游入建康,废了晋帝作起皇帝来。
桓氏之后是谢氏。谢安掌政,谢玄、谢石、谢晦都领兵。谢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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