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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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步法成套纺纱机同时由纺织专家邹春座等在无锡和嘉定创制②，并投入生产。这套机器把原来棉纺的清棉、梳棉、并条、粗纱、细纱、摇纱和成包等7　道工序缩成弹棉、并条、细纱3　道成纱，配上摇纱和成包即成纺纱全过程。弹棉机用刺辊开松，出机净棉做成小条以小卷喂入。细纱机用3　罗拉双区双皮圈超大牵伸，由棉条直接成纱，牵伸可达50—100　倍。这套机器结构简化。如牵伸机构设计成可以无须调节罗拉隔距；细纱卷绕成形改为花篮螺栓式，由后罗拉尾部凸轮、拨针拨动齿轮，使其回转形成级升。每台细纱机初造48　锭，后改为84　锭。全套机器均用铁木结构，除了最必要的关键零件如轴、轴承、齿轮、罗拉、锭子、锭座，钢领等用钢铁材料外，其余如机②　参见朱仙舫：《三十年来中国之纺织工业》，《三十年来中国工程》，1945　年，第9　卷第8　期，第325页。
　　①　参见张坤兴：《新农式纺纱机》，《中国近代纺织史研究资料汇编》第2　辑，1988　年，第33　页；李向云：《新农式超大牵伸小型纺纱机》，《染织纺》，1940　年第3　期，第2519　页。②　参见邹春座：《三步法铁木纺纱机说明书》，《中国近代纺织史研究资料汇编》第1　辑，1988　年，第53页，架等全部采用木条由对销螺栓交叉连接，不用接榫。这样，加工制造和安装极为方便。成纱质量可与大型机器所产相匹敌。
　　新农式、三步法以及其他类似的简化纺纱机系列是为适应战争环境而发明创制的，在战争结束后，发达国家更新下来的“二手（旧）设备”廉价大量输入我国，需要花大力气的简易系列定型工作就不可能有人关心，终于成为昙花一现，销声匿迹了。
　　3。战后纺纱技术的改进。
　　抗日战争结束后，技术人员对大厂所用的细纱牵伸机构也进行过改革。
　　主要有纺建式和雷炳林式等。
　　纺建式大牵伸由中纺公司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于1947　年设计制造①。主要是把原来日本仿造的改进型卡氏大牵伸的皮圈架改为上下分开，并把前、中、后弹簧加压改为可调。改后牵伸可达30　倍。
　　雷炳林大牵伸以创制人名命名②。主要把原来固定皮圈销改为上销用弹簧控制的活动式。这样，无论纱条粗细如何变化，上下皮圈销口始终能起夹持作用。
　　在引进新型纺纱设备的使用方面，我国技术人员摸索出了一套针对原料特性的不同工艺。如清棉工程，对27　毫米以下的棉花（印度棉和低级美棉）须加强大的冲击力，采用单道喂棉和3　翼斩刀打手，且让打手在给棉板嘴边直接把棉花打下。对28　毫米以上的长绒棉等原料，则采用3　根喂棉辊及豪猪式打手，其作用较柔和。对于染色棉花，则采用梳针打手，可使棉卷光洁。在除尘方面，采用了布袋滤尘器，大大改善了清棉、梳棉车间的劳动条件。（二）机织技术的进步1。二三十年代机织技术水平。
　　近代动力织机有许多进步。西方先进国家1895　年发明了自动换纡。接着，日本人仿造并加以改进，成为广泛使用于在华日资厂的“阪本式”自动换纡织机。1926　年日本人发明了自动换梭的“丰田式”织机，随后也逐渐推广于在华日资厂，并且不久慢慢把阪本式压倒。①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中国技术人员逐渐增多。回国留学生也纷纷把国外先进的机织技术和生产管理方法介绍到了国内。我国织布工厂逐步推行合理化操作法，如保全之平车、揩车、定位、水平；运转之分段、接头、加油、扫除等等都有了一定的规范。熟练工人渐多，看台能力提高。普通棉织机2人3　台，整经机3　人2　台，辅助工人也有所减少。100　台棉织机的车间用工减至230　人。每24　小时每台可织14　磅布2　匹（每匹42　码）。②①　参见朱洪建：《纺建式大牵伸》，《纺织建设月刊》，1948　年第2　期。②　参见欧阳威廉：《雷炳林大牵伸》，《纺织建设月刊》，1948　年第6　期。①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纺织》，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　年版。②　参见周启澄等：《中国近代纺织史》，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　年版。
　　2。抗日战争前后机织技术的进步。
　　抗日战争前后，我国各厂都推广自动织机，即在普通力织机上添加2　个装置：经纱断头自停装置和纬纱自动补给装置。这样，在纡管上纬纱用完时可不停车而自动换入新的纡管或是新的梭子，经纱断头也容易发现，及时接上，从而大大提高织机运转效率，也减少了缺经疵布，提高产品质量。为了增长机器连续运转时间，又推行了大卷装，如加大梭子，加长纡管，增大络纱筒子等。对于自动织机，看台能力提到每人20　台，同一时期欧美、日本看台数还要高些。但这不是因为当时中国工人不如外国工人，而是因为中国纺纱设备陈旧的居多，成纱强力偏低，不匀率偏大；而且织造准备工程的设备也较落后，以致织机上经、纬纱断头率比外国高。①机器的传动已逐步由天轴或地轴集体传动改为车头小电动机单独传动。这样，车间里阻碍光线、沾附飞花的长皮带没有了，既减少皮带打滑，又较为安全，运转效率和车间环境也有所改善。②有少数工厂已开始采用改进了的“高速整经机”。此机对筒子架作了改进，使经纱引出清晰，接头方便。③织物的品种，棉布渐以12　磅细布为主，平布幅宽增至90　厘米，斜纹布75　厘米，还生产出府绸、哔叽、直贡呢、雨衣布、玻璃纱、麻纱等特色棉织品。产量每24　小时每台织机可产12　磅细布82　米，或16　磅粗布101　米。④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我国各厂在织造准备工程方面有了不少进步。如络经由竖锭式锭子回转，改为槽筒式由摩擦传动回转，使络纱张力不问卷绕直径多大，均可保持稳定不变，而且可以络成圆柱形或宝塔形（截头圆锥形）筒子。整经机筒子架过去在使用圆柱形筒子时，经纱放出要通过筒子的回转，限制了速度的提高。后来先是在筒子锭轴加装滚珠轴承，减小筒子回转时的阻力；后来又改用宝塔形经纱筒子，使经纱放出可以通过自宝塔尖方向的轴向退绕，筒子可以固定不动。这样，整经时张力会大大降低，整经速度可大大提高。在操作上把工作筒子的纱尾和预备筒子的纱头接起来，这样就免去了停车成批换筒子的操作，大大提高了整经机的效率。浆纱机的张力和上浆率与回潮率控制方面，也有了改进。在上海还探索过用双槽、分浆、分烘技术在棉纱上浆时同时进行纱线染色。穿经方面，在大批量稳定品种，采用了结经机，可利用“了机”余纱连综筘与新的织轴上的纱由机器自动对应接结。在织机上织格子布的工厂，采用了多梭箱自动纬纱换色的织机。①①　参见《25　年来我国棉纺织业之回顾与前瞻》，《杼声》，1937　年第1　期。②　参见《25　年来我国棉纺织业之回顾与前瞻》，《杼声》，1937　年第1　期。③　参见《25　年来我国棉纺织业之回顾与前瞻》，《杼声》，1937　年第1　期。④　参见《25　年来我国棉纺织业之回顾与前瞻》，《杼声》，1937　年第1　期。①　参见《纺织周刊》，1946　年第7　期，第168　页；《近数十年来棉纺织技术进步综述》，《纺织周刊》第6　期。
　　在织坯整理方面，配备了验布机、刮布台、压光机、叠布机、打印机、成包机等，可以依次对织坯检验定等、刮布压光、叠布印商标、打包，成为成品入库，以供销售，或供印染。②造纸1919　至1949　年，中国的造纸业有了新的发展。其中1919　至1937　年是机器造纸业发展较快的时期，兴建了数十个机器造纸厂，已能生产各种品类的纸张，一批从海外归来的学习西方造纸技术的留学生则为中国造纸业和造纸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战争的破坏和影响，中国的机器造纸厂或倒闭或西迁，而同时洋纸的进口也大受限制。虽然这期间在西南地区新建了9　家机器造纸厂，但是，其生产能力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在这种形势下，无论在国民党统治区，还是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传统的手工造纸业均得到了充分发展的机会。解放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在东北地区和台湾省接收了日本侵略者遗留下来的一批规模较大的纸浆厂和造纸厂，但由于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以及内战爆发，造纸业并未得到应有的发展。
　　（一）造纸业的发展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机器造纸工业中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工厂，总计在抗战前夕，全国（东北除外）共有机器造纸厂32　个，资本合计为1340。02　万元，年生产能力共为65447　吨，在当时纸张消费总量中只占10％左右，比重还是比较小的。①这一时期造纸业的特点是出现了一批用稻草生产纸板的造纸厂。最早的一家是1920　年成立的江苏省苏州的华盛造纸厂，用多烘缸圆网造纸机生产黄板纸（俗称马粪纸），全年产量为4500　吨。以后又出现了浙江杭州的武林造纸厂（1921　年）、天津的振华造纸厂（1923　年）、苏州的华章造纸厂（1924　年）和上海的竟成造纸厂（1924　年）四家专业生产黄板纸的造纸厂。由于我国的机器造纸工业自诞生以来，先后成立的12　家造纸厂都是生产薄纸的，这些板纸厂的出现填补了纸张品种中的空白，适应了国内工业发展的需要，并打破了过去国内黄板纸市场几乎由日本独占的局面。
　　1930　年，上海勤业文具公司在浙江省桐庐县的桐君山麓建立了我国第一家生产誊写蜡纸原纸的手工纸厂，用国产雁皮生产出抄造技术难度大的薄型皮纸——誊写蜡纸原纸，弥补了国内手工纸产品的空白，也有力地抵制了日本产品的垄断。
　　②　参见《棉布的整理工作》，《纺织染工程》，1950　年第7　期。
　　①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轻工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中国近代造纸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　年版。
　　1936　年浙江省嘉兴的民丰造纸厂依靠本国技术专家的力量，试制成功生产工艺复杂的卷烟盘纸，在市场上取代了外国的进口货，并获得当时国民政府实业部的专利。①以上所述我国造纸工业的成就均反映出在这个时期我国造纸工业的技术水平已有了显著的提高。
　　抗日战争时期，沿海地区及长江中下游的许多造纸厂开始西迁。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后，四川省一时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中心。由于抗战前四川只有嘉乐造纸厂一家，纸张供不应求。在此形势下，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机器造纸工业有所发展，总共建设了9　家新的造纸厂。其中1937　年开始由上海辗转内迁至四川省重庆猫儿石的原龙章造纸厂建成投产，厂名为中央造纸厂，年产机制纸能力为1200　吨，工人470　余人，是当时后方规模最大的造纸厂。该厂为现在重庆造纸厂的前身。
　　太平洋战争发生后，进口纸张的来源濒于断绝，形成了各地纸张奇缺的局面。在此形势下，手工造纸业出现了复兴的景象，产量有所增加，特别是在抗战后方国民党统治地区尤为显著。许多原来生产迷信纸等粗纸为大宗的手工造纸业纷纷改产文化用纸，并在纸浆中加入松香胶来适应钢笔书写和两面印刷的需要，称为“改良纸”或“土报纸”，其色泽和质量虽较差，但在当时填补了纸张的短缺，适应了战时的需要。
　　1941　至1942　年著名国画家张大千先生因战时宣纸供应困难，曾两次亲自到四川著名手工纸产地夹江县指导槽户在原有漂白竹纸生产技术的基础上，配入少量漂白麻浆，成功地制造出仿宣纸，即现在有名的“大千书画纸”①。
　　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为了解决因国民党封锁带来的用纸困难，也组织了手工纸的生产。1939　年在陕北延安县甘谷驿由李双全等人组织成立了振华造纸厂，利用当地出产的马兰草为原料生产可供书写和印刷用的“马兰纸”，这是根据地内最早成立的一家造纸厂。②1942　年5　月，为解决中共南方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需要的印刷用纸，在四川省华莹山下的广安县古桥乡丁家坪建设手工造纸厂，定名为中心纸厂，共有职工400　余人。
　　1942　年在苏北阜宁县徐家油坊创办了手工抄造钞票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