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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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事先说明的是，近代中国货币制度是极度混乱的，这给外国对华投资的计量带来很大的技术困难。近代中国以银为本位，银两、银元并用，银两又有库平银、规平银、海关银、京平银、公砝银等等，不一而足。同时，世界银价涨跌不一，使中国货币对西方货币如美元、日元、英镑、马克、法郎等的汇价和汇率极不稳定。为了有所比较，本章在币值的使用上，外国对华直接投资采用美元折算，个别情况使用了日元或人民币。在外国对华贷款上，清代都统一折算成库平银，北京民国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统一使用银元。这种换算使外国在华投资的数量估计只具有相对的性质。
　　第一节近代中国外国投资的发展概况近代中国，外国对华投资从无到有，经历了从产生到发展、膨胀及至最后消亡的几经变化过程，英国、日本和美国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先后领先，成为对华投资的主角。根据这种变化规律，近代中国外国对华投资大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840—1914　年为第一阶段；1914—1931　年为第二阶段；1931—1945　年为第三阶段；1945—1949　年为第四阶段。
　　外资在华企业的产生和对华投资活动的开始（1840—1914）
　　从严格意义上说，近代中国的外国投资始于1840　年鸦片战争后，但它的源头则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前的中西贸易和外国在华洋行。
　　十八世纪初，英国产业革命后已进入到资本主义时代。1715　年（康熙五十四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洋行，这是外国资本在华最早设立的企业。其后外商来华者日多，洋行逐渐增加，如美商广东旗昌洋行（1818　年），英商怡和洋行（1832　年），英商仁记洋行（1835　年）。由于清政府对西方商人实行严格的广州一口通商政策，这些洋行都集中在广州。至1836　年鸦片战争前夕，广州已有外商开设的洋行55　家，其中英商占四分之三，都以鸦片贸易为主。
　　鸦片战争失败后，清廷被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为“五口通商”口岸。外国在华投资中心即随贸易中心一道从广州移至上海。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西方列强拥有了对华实行经济侵略的特权；鸦片贸易的公开化，不仅使外国资本掠夺了大量利润，而且更严重的是腐蚀了中华民族。而“租界”和“租借地”的夺取，更成为洋商经济侵华的桥头堡。大规模的洋行，如德商礼和洋行（1846　年），英商正广和公司（1864　年），太古洋行（1867　年），美商茂生洋行（1875　年），美孚火油公司（1886　年），法商永兴洋行（1872　年）等，都是在这一时期来华设立的。
　　外商银行或金融业也开始发展起来，英商丽如银行（1845　年）、有利银行（1854　年）、麦加利银行（1857　年）、汇丰银行（1865　年），德商德华银行（1889　年），日商横滨银行（1892　年）就是其典型代表。同时，外商还非法在中国沿海一带创建工厂。据统计，在甲午战争以前，外商在华工业企业共计191　家，总投资额为2000　万（银）元，其中船舶修造业和出口加工业两项就有116　个，占总数的60％，资本1500　万（银）元，占总投资的75％①。
　　甲午战争失败后，日本取得了在华设厂之权。西方列强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当然也得到了这个特权。从此，外国在华投资合法化，外资企业迅速①　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282—283　页。发展起来。1898　年，中国境内外国人开设的商行共773　家，其中英商398　家，日商114　家，德商107　家，美商43　家，法商37　家②。自二十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外国在华投资无论是总额、直接投资还是贷款，都增加了2　倍。如1902　年外国在华投资总额为81270　万美元，1914　年即达到167240万美元。其中，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从1902　年的52840　万美元增加到1914　年109670　万美元，外国贷款余额则由1902　年的28430　万美元增加到1914　年的57600　万美元①。随着外国在华的经济侵略活动的加深和外国在华投资的扩大，一些大托拉斯企业开始来华投资。如英商英美烟公司（1902　年）、亚细亚火油公司（1913　年），美商通用电气公司（1908　年）等，都在此时来华设立机构。外商在华所办的公用事业，如北京英商电灯公司（1903　年），天津的比商电灯电车公司（1904　年），上海的英商电车电灯公司（1905　年），法商电车电灯公司（1906　年）相继成立。外资铁路和矿山也开始出现。俄国修筑的中东铁路、南满铁路，德国修筑的胶济铁路，法国修筑的滇越铁路等，都是在1900　年以前由它们直接投资兴建的。
　　在矿业方面，则焦作煤矿（1898　年）、开平煤矿（1901　年）、抚顺煤矿和本溪湖煤铁矿（1905　年）、门头沟煤矿（1908　年）等，皆于此时沦入外商之手。在银行业方面，除英商汇丰银行、德商德华银行，日商横滨银行在华业务十分火红外，俄商华俄道胜银行（1895　年），法商东方汇理银行（1899年），美商花旗银行（1902　年），比利时华比银行（1902　年）也参加了对华掠夺的角逐。据估计，到1914　年，外国在华金融业（包括保险业）投资资本约为7575　万美元②。
　　外国洋行、银行及各类公司企业除在华直接投资办工厂以外，还对华进行高利贷式的贷款活动。这种放款活动从鸦片战争前对中国广东“十三行”行商的贷款开始。十三行行商的大量破产，就与它们的高利贷盘剥有关。《南京条约》中的300　万元“行欠”规定由中国官府代为偿还，就把这种正常的商业信用的私债变成了清政府的国债，从而以特殊方式开创了中国近代外债的先河。鸦片战争以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装侵华及其巨额的战争赔款，使清政府的财政陷入危机中。清政府在财政空虚之际，无论是对内镇压人民的反抗，对外抵御外侮，还是为满足统治阶级奢侈腐化生活以及各种军政费用，都依赖外债。特别是兴办近代的新式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主要是铁路），外债更是发挥了重大作用。
　　据初步统计，到1911　年，清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共举借外债208　次，债务总额（不是余额、包括庚子赔款）达到1305888297　两（库平银）。1912—1914　年，南京临时政府、北京临时政府、北京民国政府对外借款约114　项，②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美国花旗银行在华史料》，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　年版，第607　页。①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9　页。②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536　页。债务总额为593869857　银元①。
　　外国对华投资的发展及其投资权的争夺（1914—1931）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先后卷入战争，无暇东顾。日本利用这个时机，乘机大规模扩大对华投资。首先，日本企业大批来华设立工厂，直接投资。有资料表明，从1912　年到1919年，外国在华商家数从2000　多家增加到8000　余家。其中英商从1912　年的592　家增加到1919　年的644　家，美商从1912　年的133　家增加到1919　年的314　家，而日本在华商家数1912　年为733　家，1913　年为1269　家，1915　年增加到2189　家，1917　年为2818　家，1918　年为4483　家，1919　年增加到4878家①。其次，日本大量插手北洋政府的军政、铁路借款。臭名昭著的“西原借款”就发生在这一时期。这期间，日本在华银行的总、分、支行不下100家，住友银行（1916　年）、三菱银行（1917　年）、三井银行（1917　年）就是这一时期在华落户的。据不完全统计，1915—1918　年间，外国对华贷款约计139　笔，总额为292652265　银元。其中日本对华贷款共68　项，总计194160951银元，占这一时期列强对华贷款的66％，在对华贷款中遥遥领先。
　　1917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各国对华投资发生了一些新变化。
　　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宣布放弃沙皇俄国在华的一切特权，对华投资除中东铁路外基本上不存在。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其在华特权丧失殆尽。于是在对华投资方面，就剩下英国、美国、法国与日本的竞争。英国、美国和法国对日本在华取得的经济优势深表不安，力图维持均势。
　　在借款问题上，美国指责日本“在财政上进行的西原借款和政治上要求的二十一条是同出一辙”，企图由美、英、法、日四国组成新四国银行团来控制，并要挟当时的北京政府：新银行团“应得顾问”中国财政收支和官吏任免，拥有查帐之权。1920　年9　月，新四国银行团成立，使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发生了一些变化。经过1922　年华盛顿会议，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就由历来的“互竞侵略”变成为“协同的侵略”，但这种均势只不过是新的对华争夺的起点。由于北京政府内部亲日派力量强大，因而日本的对华贷款尽管受美国的牵制，但增长速度仍是日本第一。北京政府这一时期借入的大量的无担保外债（这种无担保实际上是一种控制中国的手段，并非信誉）几乎都是由日本银行承担的。从具体的数字上看，1919　年到1928　年，北京政府共举借外债393　笔，债务额为695188740　银元。其中，日本的贷款123　笔，债务额为370607518　银元，占这一时期贷款额的53。3％。
　　1927　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成立后，其对外政策的重心更多地转向①　笔者根据档案算出，以后关于外债的数字未注明出处者均同此。
　　①　《美国花旗银行在华史料》，第607　页。
　　了美国和英国。由于北京政府滥借外债造成中国债信的下降，南京政府成立初期几乎借不到外债，仅有的几次借款也是以美国和英国为多。据统计，从1928　年到1931　年，南京国民政府共举借外债14　笔（包括对美、英、日三国的“宁案”、“汉案”赔款），借款额为53180861　银元。其中美国6　笔，债务额为46412617　银元；英国4　笔，债务额为4614474　银元，两者占了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债务的95。95％。
　　在直接投资方面，更得到了快速发展，从而使外国对华直接投资进入了扩张最迅速的时期。1921　年，外商在华的商行一度达到了9511　家，成为外商在华办厂个数最多的年份，而日本一国就有6141　家。从增长速度上看，日本为11。2％，美国为9％，英国为4。3％，法国为4。2％。从年度投资上看，1920—1923　年外国直接投资为16620　万美元，1928　年为9660　万美元，1929　年为17000　万美元，1930　年为20200　万美元①。到1930　年，外国投资总额达364880　万美元，为1914　年的2。1　倍，为1920　年的1。8　倍。其中直接投资为1914　年的2。5　倍，为1920　年的1。9　倍。从国别来看，英国增加了60％，美国增加了3。3　倍，日本则增加了5。6　倍，跃居为对华投资的首位。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外资企业资本的集中和大托拉斯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