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回忆录

到1979　年，全军共新建33　所院校，连同原来的84　所，共计117　所，大体恢
复了“文化大革命”前的状况，同我主持全军训练工作时期的情况也差不多。

1978　年12　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我党历史上具有重大
意义的一次会议，是我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也是我军建设进入一个新
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
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这为我们在各方
面工作中的拨乱反正，提供了思想理论和组织保证。

拨乱反正，有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打破“两个凡

是”的框框，清除“左”的流毒，解放思想。

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危害我们党长达10　年，他们倡导个人
崇拜并设置很多禁区，长期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当时，有两句话：上了
书的不能改，也不能发挥；没有上书的不能说，也不能想。这实际上就是“两
个凡是”在教学上的框框。我感到，不打破“凡是”的禁铜，不肃清“左”
的流毒，不从思想上彻底拨乱反正，是办不好军事学院的，也就不能完成培
养高级军事指挥人才的历史任务。

1978　年5　月11　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从此掀起
了全国性的大讨论，我们在全院也开展了这一讨论。为了取得好的成果，除
召开了有各级领导干部、教员、学员和基层分队代表参加的大会外，还办读
书班集中时间和精力进行学习和讨论。全院举办了师以上干部读书班5　期，
各部、系分别举办了团以下干部读书班14　期。军、师、团领导干部参加学习
班的达92％。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联系实际开展讨论，大家从基本原
理上弄清了为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而加深了对“两个凡是”
错误的认识。

当时，我在全院大会和各期读书班上多次讲话，反复强调了要搞清以下
几个问题：

如何看待已有的定论。毛泽东说过，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不能
停滞不前。任何定论都不是终极真理，因为理论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正确与否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不例外，它从实践中
产生，又必须通过实践来检验，在实践中发展。凡不符合新条件的定论，就
不能拘守。要彻底改变那种把领袖著作、言论当作现成公式，到处乱套的作
法。要改变那种凡是上了书的、作了决议的就不能更改的错误观念。如果后
代人被前代人的具体结论所限制，为“凡是”或类似“凡是”的框框所限制，
不注重现状，不注重发展，思想就要僵化。

如何看待党的历史。林彪、“四人帮”惯于采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
他们以宣传毛主席为名，对党的其他领袖和历史人物，一概否定。好像党的
历史就是一个伟人的活动，对这种作法我早就从心里反感。我认为，解放思
想就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如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


目。讲党的创始人，首先要讲李大钊、陈独秀；作为缔造者，毛泽东是其中
之一。讲井冈山斗争，讲红军打仗，必须讲毛泽东，也要讲朱德。讲历史，
既要讲成功，也要讲曲折，既讲胜利的经验，也讲失败的教训，一句话，存
真求实。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从历史中获取真知。

如何看待传统。当时，解放思想，还有一个障碍，就是把过去的经验当
包袱，不善于研究新情况，接受新观念。对战略学、战役学不敢研究讨论，
一讲战略，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我认为，传统和经验是我们
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当然要继承，但继承的意义在于运用和发展。如果把
红军在江西时期诱敌深入的办法，机械地搬到现在，就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
情况。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城市，没有现代工业，一切取之于敌，敌人来了
就“坚壁清野，诱敌深入，撒开两手，请你进来”。未来反侵略战争情况不
同，必须根据新的形势，研究新的作战方法。解放思想就是要打破因循守旧，
树立创新意识。

如何看待外国的经验。从1958　年反教条主义以后，就不敢提学习外国经
验了，致使多年来对外军的状况若明若暗。要迎头赶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就
必须打破军事上的闭关自守，敢于向外军学习，特别是敢于向敌军学习，“以
敌为师”，为我所用。我始终认为，先进的军事技术、现代化的指挥工具和
手段是没有阶级性的，任何军队都可以利用。今天，我们要建设正规化、现
代化的军队，就必须了解外军和外国的科学技术状况，做到知己知彼，同时
更要吸收外军一切有利于我们的先进技术和经验，才能使我军真正跨入世界
先进行列。

1979　年2、3　月份，社会上出现了一些错误思潮。这些思潮也反映到学
院来，但大多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如有些人对地富摘帽、改正错划的右派、
退赔“文革”中没收资本家的财物等政策不大理解，担心变右了；有些人把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同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对立起
来，从而对三中全会以来的形势到底好不好，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对还是不
对，解放思想应该不应该等，产生了疑虑。

我们在全院范围内反复深入地进行了三中全会精神的教育。大家认识到
实现工作重点转移，是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各级干部对解放思想感受很深，
能用新的眼光去看待党的政策，敢于想问题，敢于讲真话，思想活跃了。总
之，随着学习的逐步深入，也随着党的方针、政策在实践中取得显著效果，
三中全会的精神越来越深入人心。

但是，当时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军委有位领导人在一次干部会上讲话，
说有人反映政治学院有三分之一的人反对三中全会的路线，军事学院也差不
多。这个讲话传达后在干部中引起了比较大的震动。当时我也搞不清楚这个
材料是从哪里来的？后来听说是某报社记者在参加政治学院的一个小型会议
上听一位学员讲的，他就整理成“内部参阅件”上报了。

为了实事求是地摸清情况，我们在全院进行了一次思想总结，并组织了
两个调查组，同总政宣传部的同志一起，在机关、教研室、学员队召开了12
次座谈会，还听取了10　个党小组的思想总结。在此基础上学院党委于1979
年9　月10　日至12　日召开了全委会，汇报分析三中全会以来在职工干部和学
员的思想情况。我在会上提出，对于反对三中全会路线的人，要有名有姓，
有具体事实，不能估计和推测。经过三天的汇报和分析，最终得出的结论是：
全院绝大多数同志是衷心拥护三中全会路线的；有8　个同志对于纠正过去的


冤假错案，对于落实政策，对于理论务虚会，有过怀疑，其中有5　个人更严
重些（有4　个是学员）。

会后，我们将全院干部的思想情况向总政治部写了书面报告。对这件事
的处理，军事学院党委统一了思想，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件事也使我
感到，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最重要的还是肃清“左”的流毒，不能像过去
那样随意打棍子、扣帽子，伤害革命同志。

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同时，我们要负责三个学院的落实政策工作。因
为三个学院是从军政大学分出去的，而历史遗留问题又都是军政大学以前
的。我们在原军政大学复查的基础上，彻底平反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
错案。

一些重要的案件，我常常亲自去翻阅材料，分析研究。比如原高等军事
学院副政委林浩，在“文革”中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我把他的材料调
来看，罪状无非是对“文化大革命”的那套不满。如有个材料揭发他说过“拿
着语录像菩萨念经”，还说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就像读总理（孙中山）遗
嘱一样，还得背下来”。我感到，他说的是心里话，也不夸张。因此，为他
平反，还向军委作合乎事实的建议。

我们除了解决“文革”中的问题外，还对“文革”前的历史遗留问题也
进行了清理，甄别平反。这项工作比较复杂，因为牵扯到50　年代中后期。十
二届六中全会前，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定论。但我们始终掌握一条原则：实事
求是。

记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提出要为彭德怀平反
昭雪，并将其骨灰安放在八宝山。我最先表示同意。当时很多人都感到惊奇，
因为1958　年反教条主义时，使我蒙受的冤屈尚未平反。我认为，不论彭德怀
过去对我怎样，庐山会议批他右倾机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又置之于死地，
都是党内“左”倾错误制造的冤案。既是冤案，就该昭雪！

同样，我也始终认为1958　年军队反教条主义那条思想路线和做法，是错
误的。当时，总政虽然撤消了强加于我的“反党宗派集团”、“资产阶级军
事路线代表”等诬蔑不实之词，但并没有从政治上彻底平反。我感到，在反
教条主义运动中错误处理了许多同志，　20　多年来，蒙受不白之冤，应该让
这些同志解放出来。于是，我向中央和军委反映情况，要求平反。军事学院
在1978　年和1979　年两年，先后为756　人平反昭雪（其中一部分是错划的右
派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另一部分是1958　年以来批判“资产阶级
军事路线”中被冤屈的同志）。这样做，既有利于党的工作，也使他们本人
和家庭成员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在平反冤假错案前后，我们还为“以教学为
中心”的口号正名，全面恢复以军事为主的教育训练。

军事学院一成立，我们就提出要为“以教学为中心”的口号正名。当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还没有明确提
出，但对连年不断地搞政治运动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上上下下都很反感
了。我总感到，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科学家不搞科研，国家就失去了
经济命脉；同样，当兵不习武，军人不学军，军队就不成其为军队了。而军
队院校是搞军政文教学的，理所当然应该以教学为中心。

“以教学为中心”这个口号，是50　年代初提出来的。

1951　年5　月由我主持召开的全军第二次院校会议，明确提

出“为了完成教学计划，还要贯彻以教学为中心”的口号，军事学院的


基本任务是培养学员成为现代战争中智勇双全的指挥员，所以首先要做好教
学工作。从校党委到支部必须明确树立一切以教学为中心的思想，发挥组织
力量，将所有部门所有人员的精力，集中到教学上去。林彪上台后，鼓吹“政
治可以冲击一切”，颠倒“红”与“专”的关系，使有些人产生了鄙薄业务
的思想，出现了“抓政治保险”，“抓业务危险”的错误倾向，部队不敢搞
军事训练，院校不敢抓教学。“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利用党
的“左”倾错误，不仅砍掉军事院校，还大批所谓“教学中心论”等，把从
50　年代开始形成的“以教学为中心”的院校建设的优良传统彻底否定。直到
“文化大革命”结束，许多人仍然不敢理直气壮地抓军事，抓教学，总怕被
扣上“单纯业务观点”和“走白专道路”的帽子。

我认为，要从思想上为“以教学为中心”的口号正名，使所有部门和所
有人员的精力集中到教学上去，才能恢复以军事为主的教育训练，也才能真
正办好军事学院。5　月底，我在检查总结开学3　个月的工作时明确提出，学
院的工作要以教学为中心。这同工厂、矿山以生产为中心，医院以医疗为中
心，研究所以科研为中心一样。

我们要求学院各级党委和各级领导，必须以主要精力抓教学和教学保障
工作。贯彻上级指示，布置安排工作都不能离开教学这个中心。领导者不仅
要做好组织领导工作，还要亲自主持重要教材的编写，担任一些课题的讲授。
各机关、部门都要牢固树立为教学服务的思想，通力抓好教学。

1978　年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明确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
到经济建设上来，澄清了政治与军事，“红”与“专”问题上的思想混乱，
也使全院人员真正树立起“以教学为中心”的思想，从过去以搞政治运动为
主转移到以教学为主，学院的各项工作走上了正轨。

以教学为中心，首先当然要建立一支有足够数量，又有优良质量的教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