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华严奥旨妄尽还源观+净空法师
认清楚、要搞明白,我也是凡夫俗子,不是什么再来人,不是什么圣人,有没有过失?过失一大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么多年来,我也走过许多地方,总算还没有被严重染污,靠什么?靠深信因果。因果教育是从小时候学的,我小时候生长在农村,十岁才离开农村,以后就住在城市。所以因果教育、伦理教育都是十岁之前学到的。我父亲在外面工作,很少回家,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两个人。我母亲不认识字,不认识字不等于没受过教育,她确实受过良好教育,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她的东西从哪里来的?上一代教给她们的。那个时候,中国有传统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世代相传,哪个人不懂得!所以社会安定,人人真的是好人。遇到陌生人,那个时候行路都是靠走路,交通不便,旅行都是走路,骑个小驴,我们常看见,骑马的就不多,骑马的是有钱人、富贵人。走到我们村庄上,我们都是欢迎,坐坐,茶水接待他,让他在这里休息十几分钟、半个钟点,都接待,欢迎;有困难的时候都援手帮助,不像现代。这些是什么?这些都是教育。见到人都尊敬。我们那时是小孩,小孩顽皮,在路上小朋友吵嘴、打架,经过这些路人他都管我们,都说你错了,管我们,我们这些小孩也很乖,都听。父母看到路人在教训我们,见面的时候笑笑,道谢。这种风俗,这都是自古以来相传的,这是真正的教育。
所以教育不在文字,我也常说,《弟子规》不是教小朋友念的,你教小朋友念就错了。《弟子规》、《感应篇》是扎根教育,怎么教法?大人做给婴儿看的,《弟子规》是从胎教开始,从小孩一出生到三岁,一千天,这一千天是扎根教育。小孩睁开眼睛,他会看、他会听,他已经在认真的学习。所以做父母的,大人,只要接触这个婴儿,那自己得规规矩矩,一本正经,让他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全是正面的,这样养成他的本善不变质,是这么教育的。到了六、七岁上学,上学是六岁就多了,也有聪明伶俐、善根深厚的,五岁就上学。上学之后,老师也是身教,以身教为主,不是言教为主。所以从前私塾童蒙养正,一直帮助这个学生到十二岁、十三岁,都是受的童蒙养正,老师做表率,做给学生看。学生里面年龄大小不一样,大的学生要做榜样给小学生看,这个教法。
老师教小朋友读书,只读不讲解,为什么?利用他幼年最强的记忆力,把他这一生当中应该要记诵的这些文字、课程全部背过,统统记住,不需要讲解,讲解、研究、讨论那是大学的事情。所以中国没有中学,只有小学,上面就是太学,没有中学。所以十三岁,你看看童蒙养正学会之后,有这个缘分的就进太学。太学里面没有书本,书本都背过,老师也背过,学生也背过,给你讲第几页第几行哪个字,大家都知道。这是中国教育,外国没有,找不到,这个教育好。我们现在写一篇东西,想引经据典,查很多参考资料,古人不要,随手拈来,他全部记在心里。我看到一个人,我们台中李老师,他就受过这个教育。他记得很多,他告诉我们,小时候跪过砖头,有体罚,打手心、罚跪,严重的跪砖头。为什么?无非是叫你记住,这个地方我挨过打、我罚过跪,就特别容易记住,就这么个道理。所以一个人成就不容易!现在小朋友都当宝贝,决定不能体罚,体罚,父母要告状,这怎么得了!这是什么?这是害了小孩,这是真的错了。童年的时候记忆力最好。十三、四岁之后,他开解,他的理解力成就,这个时候跟他讲解、跟他讨论。所以中国教学都会利用人在某个阶段他的特长、他的特性,懂得这个道理,晓得怎么教法。
我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都是十岁之前完成的。所以十岁的时候就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因果教育是在城隍庙学来的,在阎王殿学来的。母亲一年总会去城隍庙烧几次香,不是迷信,是在接受教育。特别是什么?特别是带她的儿女,儿女小,带他到城隍庙,阎王殿一殿一殿去看,从前阎王殿里面是泥塑,塑得非常好。每年去个几次,印象就很深。母亲会给你介绍,你看这个剖肚子的,那个是下油锅的,那个是抱铁柱的,他造的是什么样的罪业,现在受什么样的刑罚。这我们都记住了,影响一辈子,你这一生做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会想到什么?果报不可思议。相信因果报应,人自自然然这一生就守规矩。我这一生没受过诱惑,根源是父母教的,小时候在农村大人都教。
年岁稍长,抗战动乱期间逃难,二十三岁到台湾。我在这之前没有接触过算命、看相,没接触过。而是什么?学佛之后遇到韩馆长,韩馆长喜欢,台湾有些地方,摸骨、看相、算命比较有名望的,她都去拜访。她知道我的生辰八字,在许多地方去算命、去看,回来时候,把这个结果告诉我,我相信。这不是一个人,很多人综合的,我们来看他的说法,说我这个人,头一个,他就怀疑,我这个人命很苦,命里有财库,我财库是空空的,没有钱,这就是你无论从事哪个行业,你赚不了钱,财库是空的。再一个就是你命里没有官印,没有官印是你做不了主管,无论做什么事情,你可以给别人当助手,你做不了主管。你看乡长、村长都有印,你没有官印;出家你也做不了住持,住持也要命里有官印才行。我听了这个话,想一想,自己确实,他讲得很对,我都肯定。所以我对于财不贪,命里没有。命里没有,你要是得到,灾难就来了。这个灾难有两种,一种生病,一种就遇到横祸。你没有,不可以得来。如果得到之后,不正当手段得到之后,你还能生活,那是你命里有大福报,但是福报已经抵销、已经亏折,还有余福,余福享尽,灾难一定现前。地位也是一样,你只有这么高的地位,你再往上爬,也就是灾难、病魔统统来。我们细心观察周边的人,真的,一点都不错,可以找到证据。
所以一个人相信自己命运,所谓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他心就定,没有妄想,为什么?求不到。我学佛,二十六岁,朱镜宙老居士,他大我三十九岁,祖父辈的,送我一本《了凡四训》。我一口气把它看了三十遍,大概用了两个多星期,我就非常感动,了凡先生的习气、毛病我统统有,他的福报、他的长处我都没有。这个时候我开始学佛,对我帮助很大。我知道我的寿命不长,只能活到四十五岁,我二十六岁到四十五岁,还有二十年,二十年当中我要好好的修行,求生净土,不再搞这个苦难的世间。所以有方向、有目标。我的老师章嘉大师教我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他是教学,他没有组织,他们那个团体也没有成立一个什么组织机构,没有,也没有住持、也没有当家,它是个学生的团体;他也没有道场,日中一食,树下一宿。走的时候,圆寂在树林里面,不是在房子里头。这是教导我们,真正做到了万缘放下。
我第一次见章嘉大师,那是我生平头一次跟出家人见面。我向他请教,方东美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我知道这是一门大学问,高深的哲学,我向他请教,佛门里有没有什么方法让我能够很快的契入?他告诉我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当时我听了,真的是似懂非懂,这两句,你说难又不难,说不难,它意思太深。我向他请教,从哪里下手?章嘉大师有智慧,教我从布施下手,对治我命里的缺陷,命里没有财,财布施。我说我没有钱,在那个时代,我每个月的工资台币是五十五块钱,仅仅是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哪有钱布施!大师告诉我,一毛钱有没有?我说可以,一毛钱行;一块钱有没有?一块钱也还可以。你就从一块、一毛布施。真干,我很听话,依教奉行。真的没有想到愈施愈多,这才真正了解,我们求财,老师告诉我“佛氏门中,有求必应”,求财从哪里求?从布施上求。智慧,聪明智慧是果报,因是法布施;健康长寿是果报,因是无畏布施。
我以后生活是非常节俭,省吃俭用,多下的钱就做三种布施。法布施,寺庙里常常有印经、印善书,拿个本子来化缘,那我们也出一块、五毛,这行,我只有这么大的能力,这是法布施。放生,放生是无畏布施。尽量节省出来,所以愈施愈多。孔子到七十岁,“随心所欲不逾矩”,我大概也是七十岁心想事成,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需要多少钱,它就有,有人就把钱送来,就最近这十几年。老师所讲的、佛经上所讲的不是假话,全兑现。四十五岁那一年,确实生了一场病,我也没有求病好,我以为寿命到了,所以一切放下,念佛求往生。念了一个月,病就好了,病好了继续讲经。我的一生就是讲经教学,一生没有道场,一生流浪。流浪有的时候很难过,回想释迦牟尼佛不是一生流浪吗?也就挺安慰的。佛做了榜样给我们看,释迦牟尼佛是一生过流浪生活,居无定处,哪里有缘就到哪里去,一点都不勉强,广结法缘。为什么?没有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为众生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别人不为自己。所以法缘殊胜,现在人讲朋友多,就这个道理。为自己就不行,为别人谁不欢喜!
可是人跟人相处久了也不容易,古圣先贤的谚语说得好,“花无百日香,人无千日好”,千日是三年,我亲身的经验,住三年就要走路。为什么?时间到了,三年不走,别人就会赶你走,那就不好意思。所以我在早年,可以说一生当中,我在一个地方居住没有超过三个月,全世界到处走。只有在馆长往生之后,我们在新加坡住了三年半,要走了。正好澳洲移民部长非常欢迎我移民到澳洲,所以我带悟字辈十几位同学,我们到澳洲去。澳洲的环境好,土地便宜,很少一点的资金,我们在那里建立一个学会,建立一个学院。为什么建的?给悟字辈的这些人,这些是韩馆长收的徒弟。你们外面人不知道,我一生没收过徒弟,韩馆长收的,我帮他们剃度,韩馆长收的。有一年我们在美国,住在达拉斯的时候,尹建维居士(现在在北京),有一天到我那里坐坐,问我:法师,你徒众有多少?我说没有,一个都没有。他说:悟本他们不都是你徒弟?我说:你去问他是不是?他就问悟本法师:净空法师是不是你的师父?他摇摇头。真的,一点都不假。为什么?他是我的学生,他跟我学,我们关系是师生关系,不是师徒关系。所有这些出家的,都是韩馆长她挑选、她决定的,我没有这个权。这就是命里没有,没有住持,没有官印,没有做主的命。所以我落得轻松。
我常常跟大家讲,一生不管钱、不管事、不管人,所以才能够专心学习经教,才能够专心讲经。这些诸位不能不知道,免得产生误会。我是个普通人,经教能讲得好一点是专心,是没有旁骛,能够放得下。主事,犯的过失也不小。本来我是没有事的,是不管事,真的是不管事,事是韩馆长管,人是她管,钱也是她管,我是三不管。到澳洲去之后,建的学会、学院,我是挂个名,为什么挂名?我这是帮助他,因为我的人缘好,挂上我的名办事方便。在台湾,你看现在,我还有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我还是董事长,十几年都没有回来,这个董事长都不肯拿掉,我请辞很多次,不让我辞,办事方便。实际上我什么都没管。
到澳洲,九一一之后有这么个缘分,我参与了学校,做世界和平工作,接受学校的聘请,代表学校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许多次会议当中,我们把中国传统的文化、教学,可以化解这个时代的一切冲突,从最小的家庭夫妻冲突、父子冲突、兄弟冲突,扩大到族群的冲突、国家的冲突、宗教的冲突,中国传统文化统统能解决,我做了很多次的报告。与会的这些朋友们听了很感动,他从来没有听过,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会后,我们在一起聊天、吃饭,就有不少人向我提出,他说法师,你讲得很好,这是理想,做不到。这句话对我的打击很重,我说这是真正的危机,信心危机。现在的世界讲科学、学科学,科学讲什么?拿证据来,你证据拿不出来他不相信,那我们这个社会动乱就不能解决。拿证据怎么办?那一定做实验,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搞个实验点,做给他们看看。早在美国我就想做,缘不成熟。以后在新加坡,李木源很用心,真的到处去找地方,新加坡寸土寸金,也是缘不成熟,连个弥陀村都没有能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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