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医谋杀案

这儿呢？后来我去看了这另一个女人的卧室。我试图在心里描绘出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来。从表面看，她跟另一位差别很大。漂亮，衣着华丽，很会化妆。但在本质上，却不无相似之处。头发、体格、年龄——但是，还有一点差别。阿尔伯特·查普曼夫人穿五号鞋。而我知道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穿九号丝袜——也就是说她至少得穿六号的鞋子。这样，查普曼夫人的脚就比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要校我又回到尸体旁。如果我不成熟的想法正确，而且尸体就是穿着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衣服的查普曼夫人的话，那么鞋就会显得太大。我脱了一只下来。可它并不松。穿得很紧。看来这完全就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尸体！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毁容呢？她的身份已经被手提包证实了，本来手提包是很容易处理掉的，但却没有处理掉。
　　　　“这很让人费解——非常紊乱，非常复杂。绝望之中，我只好利用了查普曼夫人的地址本——只有牙医才能判明死者是谁——或者不是谁。恰巧，查普曼夫人的牙医也是莫利先生。莫利死了，但鉴别仍然是可能的。您知道那个结果。莫利的后任人在陪审法庭上确认尸体就是阿尔伯特·查普曼夫人。”
　　　　布伦特有些焦躁不安，但波洛毫不在意。他继续往下讲。
　　　　“这就同时留下了一个心理学的问题。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是个什么类型的女人呢？这个问题有两种答案。第一个是很明显的，有她在印度的全部生活经历和她朋友们的描述为证。在这种答案里，她被描述为一个热情、虔诚、带点傻气的女人。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呢？显然是有的。还有一个曾跟有名的外国间谍共进午餐的女人，她曾在大街上与您搭话，还自称是您妻子的好朋友——这种说法可以肯定是不真实的——这个女人在一起谋杀案发生之前不久刚从一个男人的诊所里出来，很可能就在另一个女人也被谋杀的那天晚上去拜访过她，而且这个女人从此失踪了，虽然她肯定意识到英国的警察机关会到处找她。所有这些行为，难道符合她的朋友所提供的她的性格特征吗？看起来它们并不相符。所以，如果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不是她外表看上去的那么个和蔼可亲的好人，那就是说她很可能是个残忍的杀人犯，至少也一定是参与谋杀的帮凶。
　　　　“但我还有另一个可资评判的标准——我自己的亲身印象。我本人曾跟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谈过话。她给我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这，布伦特先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她所说的一切，她说话的方式，她的举止，她的姿态，都跟人们描述的她的性格特征毫无二致。但是，它们也跟一位聪明的演员在演戏的情形毫无二致。而且，不管怎么说，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的生活是从当演员开始的。
　　　　“我还对同伊陵的巴恩斯先生的一次谈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是那天夏洛蒂皇后街58号的病人。他的观点极具说服力，他认为莫利和安伯里奥兹的死都不过是顺带的，可以说——预期的牺牲者是您。”
　　　　阿里斯泰尔·布伦特说：“噢，又来了——这可有点牵强。”
　　　　“是吗，布伦特先生？难道此时不正有好些派别的人都认为把您除掉是极端要紧的吗？我们可以这么说吧？使您不能再发挥影响，不是吗？”
　　　　布伦特说：“呃，是的，这倒是真的。但为什么要把莫利之死跟这个联系在一起呢？”
　　　　波洛答道：“因为在这个案件里，有点——我该怎么说好呢？——太过于滥杀了——不惜代价——不惜人命。是的，毫不在乎，滥杀无辜——这代表着一桩巨大的罪恶！”
　　　　“那么您不认为莫利是因为手术失误而自杀的？”
　　　　“我从来没这么想过——一分钟都没有。不，莫利是给谋杀的，安伯里奥兹是给谋杀的，一个身份未明的女人也是给谋杀的——为什么？是为了一起巨大的利害关系。巴恩斯的看法是有人想收买莫利或是他的合伙人来干掉您。”
　　　　阿里斯泰尔·布伦特正色道：“荒唐之极！”
　　　　“啊，可这真荒唐吗？我们假设有人想要干掉某个人。可是，这人已经预先得到警告，提早作了防备，很难接近。这时要杀死这个人就必须不引起他的怀疑——而还有什么地方能比在牙科手术椅上更能让一个人不起疑心呢？”
　　　　“喔，这倒是真的。我一直没象这样考虑过。”
　　　　“这确实是真的。一旦认识到这一点，我就第一次模糊地感到了事情的真相所发出的微弱光芒了。”
　　　　“这么说您接受了巴恩斯的理论了？顺便问一句，这位巴恩斯是何许人也？”
　　　　“巴恩斯是赖利十二点钟的病人。他是从内政部退休的，住在伊陵。是个没什么特征的小个子。但您说接受了他的理论那就错了。我并没有接受它，我只是吸收了里边的主要精神。”
　　　　“您这又是什么意思？”
　　　　赫克尔·波洛说：“自始至终，从头到尾，我都被人在往歧途上引——有时候是无意的，有时候是蓄意的、带着某种目的的。一直有人提供给我这样的印象，迫使我认为这桩罪恶属于那种可以称为社会性犯罪的案件。也就是说，您，布伦特先生，是它所针对的焦点，因为您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您这位银行家，您这个财政的操纵者，您这个保守传统的卫道士！
　　　　“但是，每个社会角色也都有他的私人生活。我就错在这儿，我忘记了私人生活。存在着杀死莫利的私人原因——譬如说，来自弗兰克·卡特的。
　　　　“同样，也存在着谋害您的私人原因——您有一些在您死后将继承钱财的亲戚。有人爱您，也有人恨您——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社会形象。
　　　　“于是我研究了我所说的‘逼迫性牌张’的精彩实例。也就是弗兰克·卡特对您的那次所谓的袭击。如果这次袭击名副其实——那么它就的确是一桩政治上的罪恶。不过，是否有别的解释呢？可能是有的。当时灌木丛中还有第二个人，那个冲上来抓住卡特的人。他可能先开了枪，再把它扔到卡特的脚下，这样，后者几乎是必然地会捡起来，这样，他就会被人发现枪还在他手里。
　　　　“我接着研究了霍华德·雷克斯的问题。雷克斯在莫利死的那天上午到过夏洛蒂皇后街。雷克斯是您所支持和代表的一切的死敌。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但雷克斯还不止于此。雷克斯可能会跟您的侄外孙女结婚，而您的死会使您的侄外孙女继承到一笔很可观的收入，尽管您深谋远虑，作了安排使她不能动本金。
　　　　“难道这整个事情最终是一桩私人性质的罪恶——是为了个人的获娶个人的满足吗？为什么当初我会认为它是一桩社会性的罪孽呢？因为，不止一次，而是有很多次，这样的想法总被暗示给我，就象一张逼迫性牌一样迫使着我——“就是这时，当我产生这个想法的时候，我才算是清楚地看见了真相的曙光闪过。那时我正在教堂，唱着一首赞美歌。歌里提到带着绳索的陷阱。
　　　　“陷阱？为我而设的？是的，这是可能的——但假使那样的话，是谁设下的呢？设下陷阱的只可能是一个人。但这又讲不通——万一讲得通呢？我是不是一直把这案件颠倒着在看？不惜钱财？确实如此！不惜人命？是的，依然没错。因为那个罪人的赌本是极为雄厚的。
　　　　“不过，如果我这个奇怪的新想法是正确的话，它必须能解释所有事情。比方说，它必须能解释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二重性的秘密。它必须能揭开那鞋子之谜。而且，它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现在何处？
　　　　“Eh　bien（法语：嘿）——它完成了这一切要求，还带来了更多的东西。它告诉我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是本案的开端、过程和结尾。难怪我当初会觉得似乎有两个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因为确实有两个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有一个被朋友们极有信心地担保的傻气的、和蔼的好女人，还有另外一个女人——她跟两次凶杀有关，说谎骗人，而且神秘地消失了。
　　　　“记住，利奥波德国王公寓的看门人说过，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以前到那里去过一次。
　　　　“在我对这个案子的新构想中，这第一次就是唯一的一次。她再也没有离开过利奥波德国王公寓。另一个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取代了她。那另外的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穿着同样的衣服和一双带扣的新鞋（因为另外的那双鞋对她来说太大了），在白天繁忙的时间来到拉塞尔广场旅馆，收拾好死去的那位女人的衣物，付了房钱，离开了。她去了格伦戈威尔宫廷旅馆。请记住，打那以后，真正的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朋友们谁都没有再见到过她。她在那儿扮演了一个多星期的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她穿着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的衣服，用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的声音说话，但她还得去买一双小一点的晚便鞋。再以后——她消失了，她最后一次露面是在莫利被杀的那天晚上，有人看见她又一次走进了利奥波德国王公寓。”
　　　　阿里斯泰尔·布伦特问道：“您是想要说公寓套间里的死尸真是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的吗？”
　　　　“当然是她的！这是个相当精明的双重伪装——毁坏面容就是想要让人对那女人的身份产生疑问！”
　　　　“但牙医的证据呢？”
　　　　“啊！现在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提供证据的并不是牙医本人。莫利死了。他不可能亲自出来作证。也许他会知道死去的女人是谁。被提交作为证据的是些记录——而这些记录是伪造的。记住，两个女人都是他的病人。要做的只是把记录重新标签、交换一下姓名就行了。”
　　　　赫克尔·波洛又说：“现在您该明白当您问我那女人是不是死了的时候我回答‘这得看情况’的意思了吧？因为当您说‘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时候——您指的是哪个女人呢？是从格伦戈威尔宫廷旅馆消失的女人，还是真正的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
　　　　阿里斯泰尔·布伦特说：“我知道，波洛先生，您是颇负盛名的。因此，我承认您这个非凡的设想一定也有些根据——可这仅仅是设想。我能看到的只是异想天开的臆想。您是不是在说，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是被蓄意谋杀的，而且为了防止莫利辨认出她的身份，就把他也给杀了？可为什么？我要知道的是这个。这个女人——一个完全与世无争的中年妇女——她有很多朋友，显然没有敌人。为什么竟会有那么多煞费苦心的阴谋要除掉她呢？”
　　　　“为什么？是的，这就是问题。为什么？正如您所说，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是个连苍蝇都舍不得伤害的与世无争的生灵！那么，为什么她被蓄意地、残忍地杀害了呢？好吧，我将告诉您我的想法。”
　　　　“是的？”
　　　　赫克尔·波洛身体前倾，说道：“我相信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的死，乃是因为她对人的面孔记性太好了。”
　　　　“您指的是什么？”
　　　　赫克尔·波洛说：“我们已经把双重人格分离开来了。有一个从印度回来的与世无争的女人，还有一个聪明的演员，她扮演了那个从印度回来的与世无争的女人。但是，这两个角色之间还有一点冲突。在莫利先生的诊所门前台阶上和您说话的是哪个女人呢？您应该记得，她自称是‘您妻子的朋友’。从她的朋友的证词和通常的可能性看来，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因而我们可以说‘这是撒谎。真正的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是不会说谎的’。所以，这是那个骗子为了她自己的目的而编造的谎言。”
　　　　阿里斯泰尔·布伦特颔首称是。
　　　　“对，这道理很清楚。但是，我仍然不明白目的何在。”
　　　　波洛道：“啊，且慢——让我们先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吧。那个女人就是真正的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她不会撒谎。因此那个故事肯定是真实的。”
　　　　“我觉得您这么看也未尝不可——但这看起来很不可能——”“当然这不大可能！但是，我们姑且把这第二种假设当作事实来看看——那故事是真的。这样，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确认识您妻子。她跟她很熟。因此——您妻子一定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有可能熟识的那种人。是跟她有过共同的生活经历的人。一个英属印度人——一个传教士——噢，再往前一点——一个演员——显然——不是吕蓓卡·阿恩霍尔特！
　　　　“现在，布伦特先生，您明白我谈到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用意了吗？您是个大银行家。可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