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插图典藏本)
是否允许，不管肉体本身是否受过训练，总之，一个人应当不惜任何代价“自我修养”，来发扬日本精神。 在日本，为他人服务，也有着相互的强制力，既要求等量，也要求彼此承担相辅相成的等级责任。他们自我牺牲的道德和美国迥然不同。日本人特别反对基督教传教士关于自我牺牲的说教。他们极力主张，有道德的人不应该把为别人服务看成是在压抑自己。有位日本人对我说：“我们做了你们称为自我牺牲的事情的时候，觉得是自愿的，或者认为那是对的。我们绝不感到遗憾。我们不会认为我们在实际上作出了多大牺牲，这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精神境界，或者这应当受到回报。”日本人把如此缜密细致的相互义务作为核心来组织社会生活，当然不会理会什么“自我牺牲”。他们要求自己履行极端的义务。关于相互义务的传统强制力，阻碍他们拥有“自我怜悯”和“自以为是”的感情，而这种感情在个人主义竞争的国家中极易出现。 日本培养“能力”的自我修养，是为了改善他驾驭生活的能力。他们说，修养初期也许会感到难以忍受，但这种感觉很快就会消失，终究能够学会享受其中的乐趣——否则就会抛弃修养。徒弟要在生意上有出色表现，少年要学习“柔道”，媳妇要学习跟婆婆相处。训练之初，不适应新要求的人想要逃避，这可以理解。这时，他们的父亲就会教训说：“你希望什么？要体会人生，必须接受一些训练；如果放弃修养，今后肯定会不愉快。要是陷入这样的处境遭到议论，我是不会袒护你的。”用他们常用的说法，“修养”就是磨掉“身上的锈”，它会使人变成一把锋利的刀。这正是他们所希望的。 日本人如此强调“自我修养”对自己“有利”，并不意味着他们达到了道德戒律时常要求的，极端行为不是真正的严重压抑，以及这种压抑不会导致攻击性的冲动。美国人在游戏和体育活动中能理解这种区别。桥牌选手为了打好牌，绝不会抱怨必须作出的自我牺牲，绝不会把为了成为专家而花费时间看成“压抑”。尽管如此，医生们还是得出结论说，一场豪赌或冠军赛事之际，胃溃疡与精力高度集中、身体过度紧张是有直接联系的。日本人也有同样的情况。但是由于相互义务观念的强制力和他们坚信“自我修养”对自己“有利”，导致日本人容易接受许多美国人难以忍受的行为。他们不为自己找借口，也不像我们那样经常把生活中的不满归咎于别人。他们被训练得比美国人更在意自己“身上的锈”。 第二类，“圆熟”，是比培养“能力”的自我修养更高的境界。这类修养的技巧，他们有时称之为“怪癖”。 日语中有一系列表达自我修养达到“圆熟”境界的词汇。这些词汇有些用于演员，有些用于宗教信徒，有些用于剑术家，有些用于演说家、画家以及茶道家。我仅举其中的一个词：“无我”。这是禅宗用语，在上流阶层中很流行。它所表达的“圆熟”境界是指意志和行动之间“毫无障碍，丝丝入扣”的体验。不管它是世俗的经验，还是宗教的经验，这就如电流从阳极自由且直接地流向阴极。没有达到圆熟境界的人，在意志与行动之间仿佛有一块绝缘板。日本人把这个障碍称作“观我”、“妨我”。经过特别训练，消除这种障碍后，“圆熟”者就完全意识不到“我正在做什么”，正如电流在电路中自由流动，不需要用力。 在日本，普通人也努力要达到这种“圆熟”的境界。英国研究佛教的权威查尔斯•；埃利奥特爵士（Sir Charles Eliot）谈及一位女学生时说：
她到东京某著名传教士的住处去，请求成为基督教徒。传教士问她为什么，她回答说，因为想乘坐飞机。问她：飞机跟基督教有什么联系？她说，她听说坐飞机要有一颗非常镇静、处变不惊的心，这种心只有通过宗教训练才能获得。她认为，基督教恐怕是最好的宗教，因而前来求教。
第四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自我修养（2）（图）
洋犬图 山口华杨 绘
日本人不仅能把基督教和飞机相联系起来，也把“镇静、遇事沉着”跟应付考试、讲演、政治生涯都统统联系起来。在他们眼中，培养“一点”（集中、专注）对做任何事都有着无可非议的好处。 很多种文明都有发展这种训练技巧，但日本人的训练技巧和目标显然具有完全独特的特征。日本的修养术很多来自印度瑜伽派，这更令人感到饶有兴味。日本的自我催眠、全神贯注、驾驭五官的技巧体现出了与印度修行方式的亲缘关系。日本同样重视“虚灵”（心中不想）、“体静”（身体不动），会千万遍反复诵念同一句话，或全神贯注于某一选定的象征，甚至采用印度的术语。但除了这些表面的共同点之外，日本版的修养术跟印度几乎没有相同之处。日本虽然作为佛教大国，轮回和涅槃的思想却从没成为日本佛教信仰的一部分。虽然有少数僧侣接受这种教义，但从没影响过民间思想和习俗。在日本，没有把鸟兽虫鱼看成是人的转世而不准杀生的现象，葬仪和庆生也没有受到轮回思想的影响。轮回不是日本的思想模式，涅槃也不是，僧侣们对此进行了加工使其消失了。有学问的僧侣们断言，顿“悟”之人即已达到涅槃，即在此时此地，松树和野鸟中都能“见涅槃”。日本人对关于死后世界的空想从来不感兴趣。他们的神话都是讲关于神的故事，而不谈逝世的人。他们甚至拒绝佛教关于死后因果报应的思想。他们认为，不管什么人，即使是低贱的农民，死后都能成佛。日本人供在佛坛上的家属灵位就称作“佛”。这样的用语在佛教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对普通的死者都能使用如此大胆的尊称，就可以理解，这样的民族当然不会去追求“涅槃”那种艰难目标。既然一个人怎么都能成佛，也就不必再终生苦苦追寻这种可以轻易到手的目标。 同样，日本也没有肉体和精神不相容的教义。瑜伽修行是消除寄生于肉体之中的欲望的方法。日本人没这种看法。他们认为“人情”（烦恼）并非恶魔，感官享受是生活智慧的一部分，惟一条件是感官享乐必须为人生重大义务作出牺牲。这一信条在日本人对待瑜伽修行的方法上，从逻辑扩展到极端：不仅排除一切自虐性苦行，而且这个教派在日本甚至不是禁欲主义教派。他们的“悟者”过着隐遁生活，虽然称为“隐士”，却通常仍和妻子安逸舒适地生活在风光秀丽的地方。娶妻生子和超凡入圣之间完全没有矛盾。在佛教的最通俗的教派（即净土真言宗）中，僧侣完全可以娶妻生子。日本从不轻易接受灵肉不相容的说教。顿“悟”入圣是因为自我冥想修行和生活质朴，并不在于非得要破衣敝服，弃绝声色娱乐。日本的圣者整天吟诗品茗，赏花弄月。如今的禅宗甚至告诫其信徒，要避免“三不足”，即衣不足、食不足和睡不足。 他们把瑜伽修行方法理解为“自我修养以求完善自身”的方法，理解为“使人和其行为毫无间隔”，达到“圆熟”境界的方法。这是一种自力更生的训练。它的回报就在眼前，它使人们能够有效应付任何局面，用力适中，恰如其分。它使人能够控制姿意妄为的自我，镇定自若，无论遇到外来的人身危险还是自己内心深处的激荡，都不会失去镇静。 当然，这种训练不仅对僧侣有益处，对武士也有益。事实上，正是武士把禅宗奉为自己的信仰。日本用神秘主义修行来训练武士单独作战，从禅宗刚开始影响之时起就一直如此。12世纪，日本禅宗开山鼻祖荣西的巨著就取名为《兴禅护国论》。禅宗训练了武士、政治家、剑术家和大学生，以求达到相当世俗的目标。正如查尔斯•；埃利奥特爵士所说，没人能从中国禅宗史上看出任何禅宗传到日本会成为军事训练手段的迹象。“禅宗和茶道、音乐一样，彻底变成了日式文化。我们可以理解，这种主张不从经验中寻求而是从内心直接体验真理的冥想的神秘主义教条，会在12、13世纪的动乱年代中那些逃避世俗灾难的寺院中流行。但我们却想像不到，日本武士阶级竟然会把它作为喜爱的生活准则。” 日本的许多教派，包括佛教和道教都特别强调冥想、自我催眠和入定。有些教派把这种训练的成果看成上帝的恩宠，其哲学基础建立在“他力”上，指靠他人的帮助，即仁慈的上帝的帮助。而有些教派，以禅宗为最，则主张依靠“自力”，靠自己帮助自己。他们教导说，潜力只存在于自己内部，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增强。日本武士们发现这种教义符合他们的性格。他们无论作为一个僧侣还是一个政治家、教育家——他们都从事类似的工作——都以禅宗修行方式来加强一种素朴的个人主义。禅宗的教义非常明确：“禅所求者，惟在己身可发现的光明，不容许任何阻碍。除去途中一切孽障……遇佛杀佛，逢祖灭祖，遇圣剿圣。惟此一途，可以得救。” 探索真理的人，不接受任何二手货。不管是佛陀教导、祖宗经典还是神学，“三乘十二因缘教都是一堆废纸”。研究这些虽然并非毫无益处，但这不能让其心中灵光一闪，只有这灵光一闪才能使人顿悟。有一本禅语对答的书中记载道，弟子求禅僧讲《法华经》。禅僧讲得很不错，弟子却感到失望：“怎么，我还以为禅僧蔑视经典、理论和逻辑体系哩！”禅僧回答说：“禅并非一无所知，只是相信真知在一切经典、文献之外。汝非来求知，仅来问经耳。” 禅师们所授的传统训练，是要教弟子怎样去求“真知”以达顿悟。既有肉体的训练，也有精神的训练，不论哪种，最后都必须在内心意识中确立效果。剑术家的修禅就是一个好例子。他自然得经常练习基本刺、击的技巧，但这只属于“能力”范围——他还必须学会“无我”。开始他会被命令站在地板上，全神贯注于脚下支持身体的几方英寸地板。这块窄小地板会逐渐增高，天长日久，剑术家站在四英尺高的柱子上时跟置身于平坦的庭院中一样舒服。当他能够坦然站立在那根柱子上的时候，他就得到“真知”而“顿悟”了。他的“心”已经顺从己意，不会眩晕，不会担心摔跌下去。
第四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自我修养（3）（图）
宵宫之雨 北野恒富 绘
日本这种立柱术是把我们熟知的西欧中世纪圣西蒙派立柱苦行术做了改造，使之成为一种有目的的自我训练，它不再是苦行了。无论修禅还是许多农村中的习俗，各类肉体训练都经过了这种改造。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潜入冰水或站在瀑布下之类的苦行修炼。这些或者是为了锻炼肉体，或者是为了祈求上帝的怜悯，或者是为了进入恍惚状态。而日本人所喜好的在天明前站、坐在冰凉刺骨的瀑布中，或在冬夜用冷水洗澡三次等耐寒苦行，其目的是“锻炼意识自我”，训练自己不觉痛苦、不受干扰地继续冥想。当他在寒夜凌晨中意识不到水的冰冷，身体也不颤抖时，他就“圆熟”了。除此之外，不求任何补益。 精神训练也同样讲究自适自得。你可以请教老师，但老师不会进行西方意义上的“教导”，因为弟子不会从自身外学到有意义的东西。老师会跟弟子讨论，但不会温和地引导弟子到达新的智慧境界。越粗暴的老师，越被认为是最有帮助的。如果老师突然敲掉弟子刚送到嘴边的茶杯，或者使弟子摔倒，或者用铜如意敲打弟子的指关节，弟子就会在这种冲击中通了电一样顿悟，因为这破掉了他的自我满足。僧侣言行录中充满着这类故事。 最常用的一种让弟子拼命努力开悟的方法是“公案”，字面意思是“问题”，据说有1700个。禅僧逸话中说，有人为解决一件公案而费时七年并不罕见。“公案”的目的并非要求得到合理的答案。比如：“设想孤掌独鸣”，或“缅思未生儿时母”；以及“背负尸体而行者谁？”，“朝我而来者何人？”，“万法（万物）归一，一又何归？”等等。此类禅问在12、13世纪以前的中国曾使用过。日本引进禅宗的同时也引进了这种方法。但在中国“公案”已经绝迹，日本却成了达到“圆熟”的重要训练手段。禅的入门书非常重视公案，“公案中包藏着人生的困境”。思考公案的人就像“被赶入绝境的老鼠”，“想吞热铁球”的人，“想叮铁块的蚊子”。他忘我努力，终于横在他心灵和公案间的“观我”屏障被除去，犹如一道闪电，心和公案合而为一，他就顿“悟”了。 看过了这些对高度紧张的精神努力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