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插图典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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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明治维新明治维新（3）（图）
人磨图 岩佐右兵卫 绘
日本政治结构，几乎没有一点不与美国大相径庭。在美国政府机构中，大选中胜出的人持有最高的行政、立法权，地方的管理则是由在地方指挥下的警察和法院来执行。然而，日本的政府机构在形式上和荷兰、比利时等西欧国家十分接近。例如，荷兰就和日本一样，一切法律都由女王的内阁负责起草，国会实际上从未制定过法律。甚至县、市长在法律上也规定由女王来任免，因此女王在形式上的权力之广泛，直达地方事务，超过1940年以前的日本。虽然女王实际上总是认可地方的提名，但必须女王任命则是事实。警察和法院直接对君主负责，这在荷兰也是如此。但是，在荷兰，任何宗派团体都可以自由创办学校。而日本的学校制度则几乎全部照抄法国。运河的开凿、围海造田及地方开发事业，在荷兰大体皆是地方自治体的任务，而不是选举产生的市长或官员们的任务。 日本政府机构和西欧各国之间的上述差异，还表现在更深刻的地方。日本人依靠古老的恭顺，让许多权力过程通过道德和礼仪来实现。国家可以指望，只要那些“阁下”们身在其位，恪守职责，他们的特权就会得到尊重。人民没有理由在国事上自作主张，在日本，越过权限就是错误。在政府的最高层，“舆论”是完全没有地位的。政府只是要求“国民支持”。当国家的权限越过自己的范围而干涉地方事务时，其裁决也会受到尊重。国家政府这种东西，美国人认为是一时还无法摆脱的孽障，日本人则不然，在他们眼里，国家近乎至善，完全在为他们的福泽而运作。 不但如此，政治家认为，舆论放弃干涉它不该干涉的事务后，也应该在它理应起作用的时候尽到职责。政府十分注意承认国民意志的“适得其所”。在合法的公众舆论领域，即使是为了国民自身的利益，日本政府还是努力恳求人民同意，这样说绝非过分。比如，负责振兴农业的官员在改良旧式农耕法时，恰如美国爱德华州的同行们一样，很少使用权力来硬性推广。在鼓励建立由国家担保的农民信用合作社、农民供销合作社时，政府官员总是要和地方名流多次交谈，并听从他们的决定。地方上的事必须由地方解决。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是，分别分配适当的权力并规定其行使范围。与西方文化相比，日本人对“上级”更加尊重，使之有较大的行动自由，但“上级”也必须严守自己的本分。 与政治相比，明治政治家在宗教领域中制定了更为离奇的制度。政府把国教置于管辖之下，奉之为民族统一与优越性的特殊象征，其他信仰则听凭个人自由。这种受到国家管理的宗教，就是国家神道。由于它被视为民族象征，就像在美国之尊敬国旗一样。因此，他们说国家神道不是宗教。所以，日本政府可以要求全体国民信奉国家神道，却并不认为违反西方的信仰自由原则。这就好像美国政府要求人们对星条旗敬礼一样。这只不过是忠诚的象征。因为“不是宗教”，日本可以在学校里教神道而无须担心西方的非难。在学校里，国家神道成了神话传说时代以来的日本历史。但要知道，这里面包含了对“万世一系的统治者”天皇的崇拜。国家神道受国家支持，国家管理。而对其他宗教信仰，佛教、基督教固不用说了，甚至其他教派的神道或祭祀神道，也都听任个人意愿，几乎和美国一样。这两种不同领域甚至在财政上都是分开的：国家神道的神官、祭祀、神社等费用均由国库开支；一般祭祀神道以及佛教、基督教各派的经费靠教徒自愿捐赠。 鉴于日本政府对宗教的上述立场，我们不能说国家神道是庞大的教会，但可以所它是庞大的政府机关。11万多座神社遍布各地，从祭祀天照大神的伊势大神宫里直到祭典时才进行清扫的地方小神社。神官系统也有等级，与政府官级并列，从最低层的神官到各郡、市和府、县和神官，直到最高层被尊为“阁下”的神祇官。这些神官，与其说他们是领导民众进行祭祀，不如说他们是替民众举行仪式。国家神道和我们平常到教堂去做礼拜完全不一样。因为它不是宗教，法律禁止神官宣讲教义，也就不可能有西方人所了解的那种礼拜仪式。他们的仪式是这样的：在频繁的祭祀日里，町、村代表参拜神社，立在神官面前。神官举起一根扎着麻绳和纸条的“币帛”，在他们头上来回挥动，为他们驱邪。然后，神官再打开神龛的内门，扯开嗓子尖声呼叫，召唤众神降临，享用供品。神官祈祷，参拜者们按身份排列，毕恭毕敬地供上自古至今视为神圣的小树枝，树枝上垂着几根细长的纸条。然后，神官再度尖声喊叫，送回众神，关闭神龛内门。在国家神道的大祭祀日里，天皇要亲自为国民致祭，政府各部门放假休息。但这种祭祀日和地方神社的祭祀日，以及佛教的祭祀日不一样，不是群众的祭祀节日。后者属于“自由”领域，不在国家神道范畴之内。 在这一自由领域，日本人进行各种符合自己心意的教派和祭祀活动。佛教非常流行，至今仍是绝大多数国民的宗教，各种宗派有不同的教义和开山祖师。即便是神道，在国家神道之外，也有不少教派。其中有些教派早在20世纪30年代政府推行国家主义以前，已经成为纯国家主义的堡垒。另有一些教派是一种精神治疗，常被比作“基督教科学”。有的信奉儒家教义，有的则专门从事神灵显圣和参拜圣山神社活动。老百姓的祭祀节日多数不属于国家神道。在这种节日里，老百姓涌至神社，每个人都漱口驱邪，拽绳，打铃，击掌，召唤神灵降临。接着，他们恭恭敬敬地行礼，礼毕后再次拽绳，打铃，击掌，送回神灵。然后，离开神社殿前，开始这一天的主要活动。这就是在神社院子里小摊贩上购买珍品玩物，看相扑、祓术以及有小丑插科打诨逗笑的神乐舞。除了少数献身宗教的人以外，宗教在日本绝不会使人感到严峻。日本人还喜欢长途跋涉地朝山拜庙，把它看作愉快的假日节目。
第二章 明治维新明治维新（4）（图）
宫女赏菊图 岩佐右兵卫 绘
明治时代的政治家就是这样谨慎地划定国家在政治中的职能范围和国家神道在宗教中的职能范围的。至于其他领域，他们都交给人民，但对认为与国家直接有关的事，他们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创建陆海军时，他们也有类似的问题。像其他领域一样，他们在军队中也废除了旧式的等级制，而且比在老百姓中废除得更彻底。他们甚至在军队中废除了日本的敬语，虽然实际上保留了某些旧习。军队职阶的晋升不是看家庭出身，而是凭个人的能力。因此军人在日本人中声誉很高，赢得民众广泛的支持。加之，排、连单位大多由同一地区的乡邻编成，和平时期服兵役者大都离家不远，这不仅意味着士兵与地方上保持联系，而且每个人在军队服役的两年期间，军官和士兵、老兵和新兵的关系，潜移默化地影响地方，代替了武士与农民、财主与穷人的关系。军队在许多方面起到促进民主的作用，几乎是真正的人民军队。在大多数其他国家中，军队都被作为赖以维持现状的巨大力量。日本则不一样，军队非常同情普通民众，以这种同情为基础，军队曾经一再地站到大金融家和寡头阶层的对立面。 建立了这样一支人民军队，不仅没有让日本政治家感到欣慰，反而造成某种忧虑。这支部队太过靠近下层，而根据经验，军队应该在等级制度中有更高的位置。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在最高层采取了措施。这些措施并没有写入宪法，却保留了军部首脑对政府保持独立性的惯例。比如，陆海军大臣与内政各省大臣不同，有权直接谒见天皇，并能通过天皇的授权而强制推行他们的措施，无须向内阁成员通报或协商。如果内阁反对他们，他们还可以阻止内阁的成立，只需拒绝委派陆海军将领入阁即可。没有这种高级现役军官担任陆海军大臣，任何内阁都无法组成，因为文官或退役军官是不能担任此职的。同样，对于内阁的任何行动，军部如果不满，只需召回他们的内阁中的代表就可以让它解体。在这个最高决策阶层，军部首脑绝不容许任何人干涉。 为进一步确保议会什么也干不了，宪法中还有一条规定：如果帝国议会否决政府所提的预算草案，政府将自动执行前一年度的预算。尽管外务省保证军队不会进入满洲，关东军还是采取了行动，这是说明军队独立性的一个典型例子。当时军部首脑看到内阁意见不一致，还没来得及作出对军队不利的决定，就趁机支持部队的指挥官发兵。对军部的贸然举动，日本当局倾向于接受一切后果，这并不说政府同意该项政策，而是他们觉得在特权问题上不该逾越界限。 发展产业，日本走的也是一条独特道路，没有借鉴任何西方国家的现成办法。这里也是由阁下们安排步骤和规则。他们制定计划，由政府创办企业，予以财政补助。这些企业都是他们认为日本现在需要的，其管理职责由政府派员担当。他们聘请了外国技术专家，或把自己人派出学习。当这些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到了他们认为的组织完备、业务发达的时候，政府就把它们卖给私人公司，其售价“低廉到荒谬的程度”，买主则是那些经过挑选的金融巨子，即以三井、三菱为中心的一些著名财阀。日本政治家认为，产业发展是关系日本民族存亡的大事业，不能相信供求原则或者什么自由企业。但这一政策与社会主义没什么关系，那些财团获得了厚利。事实上，日本以最小的失败和浪费建立了它最需要的企业。 眼看日本顺利走通了这条道路，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国家修改了“资本主义的出发点和正常顺序”。它不是从生活消费品和轻工业起步，而是一开始就兴办关键性的重工业。兵工厂、造船厂、炼钢厂、铁路建设等等都被赋予优先权，飞速发展到高水平的技术和效率。当然，这些企业并没有全部转让给民间财阀，庞大的军事企业仍然掌握在政府官僚手中，并接受政府的特别财政补助。 在国家优先发展的产业领域之内，没有小工商业者和非官僚经营者的“应有地位”。但产业也有自由地带，那就是用最少的资本和最廉价的劳动力来经营的各种“剩余的”轻工业。这些轻工业没有现代技术也能生存，现在仍然存在。美国习惯称呼这种产业叫“家庭血汗工厂”。一个小本制造商买进原料后，贷给一个家庭工厂或者只有四五个工人的小工厂加工，完成一道制造工序，然后回收产品再贷出，完成第二道工序。如此几经反复，最后把成品卖给一般商人或出口。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工业雇员中有53％是这种小工厂或家庭工厂雇佣的。这些职工并非全无保障，他们受到古老学徒制的家长式的庇护。另外在大城市的许多家庭中，还可以看到许多背着婴儿的母亲在干计件零活。 日本的宗教与政治紧密结合，其工业也与政治紧密结合，这两个特性都有重大意义。当日本政治家决定需要有一个与其他领域中的等级制相匹敌的财界贵族制时，他就为他们创办一批战略性企业，挑选一批在政治上有特权的商人家族，使他们与其他等级建立联系，获得“适当地位”。在日本政治家们的计划中，从来没有想要削弱政府与这些财界寡头的联系，不仅给他们利润，而且给他们很好的地位。从日本人传统的对金钱及利润的态度来说，财界贵族难免不受民众的攻击，政府则尽量努力按照公认的等级制观念来扶植这些贵族。不过，这种努力并未完全成功，因为财阀仍不断受到所谓少壮派军官团体和农村方面的攻击。但是事实的真相仍然是，日本舆论攻击的矛头所向并不是财阀，而是“成金”大户。所谓“成金”，常被译作“暴发户”，但这个词并未能准确表达日本人的感情。在美国，暴发户之所以会遭人嘲笑，是因为他们不善交际，缺乏教养。然而，他们这种缺点却被感动人心的致富抵消了。他们从破木屋中起家，从骡前马后变成累资巨万的油田巨子。但在日本，“成金”一词来自棋盘，意思是一个步卒突然变成了女王。它像“名士”一样横冲直撞，神气十足，但在等级制上，它根本无此权力。人们都认为“成金”是靠诈骗、剥削致富的，对“成金”者极尽指责，与美国人对白手起家者的态度差距之大，令人瞠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