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95-武夫当国(1895-1928):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陈树藩被撤职后，曾指使陕西团长以上军官联名请求北京政府收回成命，又派大批代表到西南各省接洽，准备加入“联治派”，宣布陕西“自治”。但是陕西局势对陈非常不利，北有以于右任为首的靖国军，南有郭坚等的陕西民军，西安陷于两面夹攻之中。同时，直系调遣第十一师冯玉祥部取道潼关，第七师吴新田部取道紫金关，配合第二十师阎相文部迅速开进陕西。直系与靖国军成立了合作驱陈的协定。在此形势下，陈一面要求北京政府发清欠饷，并将所部改编为四师、三混成旅作为下台的条件，一面准备进行抵抗，如果抵抗失败，拟逃往汉中与刘存厚的川军联合，保守陕南一隅之地。　　　　
　　　　7月初，第七师由紫金关进占武关、龙驹寨，第十一师由潼关直趋渭南，陕北镇守使井岳秀、西路游击司令郭金榜都背叛了陈树藩，所以7月7日第二十师推进到离西安20里的灞上后，陈便率部退出西安，经过咸阳、兴平、眉县、新口子退往汉中。陈出走的时候，携带箱篓三千余件，连督军署的玻璃地板也被撬开带走。陈自称做了几年督军，依然是个穷光蛋，但他搜刮得来的私产，据说也有500万元之多。　　　　
　　　　阎相文接任督军后，民军首领郭坚由凤翔到西安接洽受编。8月13日，冯玉祥、吴新田在西关讲武堂设宴欢迎，一声号令，伏兵齐出，把郭的血淋淋的人头悬挂在钟楼上示众。接下去，8月24日，这位新任督军忽然吞服鸦片自杀，据说在他的衣袋内找出遗书一份，上面写着：“我本愿救国救民，恐不能统一陕省，无颜对三秦父老。”这是继李纯之后督军自杀的第二件疑案。25日，北京政府任命冯玉祥继任陕西督军。冯在20天之内由旅长升任督军（冯的师长一职到8月5日才正式发表），军人升迁得这样快，是前所少见的。　　　　
　　　　9月21日，冯玉祥与于右任达成改编陕西靖国军的协定。当天，陕西靖国军总指挥胡景翼在三原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取消靖国军。10月27日，北京政府任命胡为暂编陕西第一师师长。从此陕军成为直系军阀的附庸军。　　　　
　　　　陈逃往汉中与刘存厚取得联系后，曾先后改称“陕西护法军总司令”（孙中山所委）和“西北自治后援军总司令”。11月16日又被迫退出汉中，由茅坝口逃往陕、鄂、川三省边境平利、城口、镇坪一带，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二部分第五十五章　吴佩孚用兵湘鄂川（1）

　　　　一湖北人士到湖南请兵“援鄂”。陈炯明电促湖南出兵“援桂”。湖南出兵“援桂”后又决定大举“援鄂”　　　　
　　　　湖南自谭延辏П恢鹣绿ǎ蹋ㄇ保┡删吮灰煌蚓『螅院闾枥谩白灾巍闭信菩急＞诚⒚瘢幻嬗氪ā⒌帷⑶⒃了氖【ё槌闪恕傲∽灾巍闭笙撸幻嬗氡毖缶持蜗碌亩酢⒏恿绞〗⒘肆捞踉肌：倍骄跽荚诒狈叫髂弦宰灾兀紫缺匦肜：希婢匦胂蚝惫郝蚓穑婷壮隹谝脖匦刖保运降墓叵悼康煤芙簟＝鞫骄鹿庠都群ε滤镏猩匠霰鳎趾ε吕盍揖牡峋珊辖ソ鳎残枰峤缓弦早Ｎ鞴酥恰Ｖ毕荡蠼馀彐谑欠炊院稀白灾巍钡模闹饕腥耸欠钕稻В挥杏嗔ν倍阅戏阶髡剑煤稀白枘暇鼙薄钡木质疲宰柚顾镏猩奖狈ィ运奈欣远韵婢匀槐３滞盏挠押霉叵怠Ｏ婢颊咧挥兴镏猩郊俚篮媳狈ィ锸苤朴诔戮济鳎隆⒄灾浣⒘嗣孛芰耍夥矫嬉簿陀惺盐蘅至恕！　　　?br /> 　　　　湖南的问题主要是内部的斗争。程派失败后，湘军扩充为两个师10个旅，兵多饷少，各师旅长便在防区内扣留税款，把持用人行政。赵恒惕虽然提出裁兵和统一财政，各级军官却充耳不闻。谭延辏О艿缴虾：螅悦磕昀∫陨罘?万元，谭、赵之间经常有书信往来，表面上维持良好关系，实际上谭抱有重回湖南的政治野心，赵无日不在戒备之中。　　　　
　　　　1921年春天，长沙发现了一批湖北客人。原来，湖北人士苦于北洋军阀的虐政，除向北京政府请愿撤换王占元外，并推蒋作宾、孔庚、李书城到湖南请兵“援鄂”。他们在湖南散布空气说，湘军“援鄂”不但是急人之难，而且对自己也大有好处：第一，湖南是全国自治运动的“先进”省区。自治不能孤立，必须联合各省组织联省自治政府，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湖南出兵“援鄂”，占领武汉形胜之地，各省风起云从，联省自治政府就有实现的可能；第二，驱王后，湘军两师驻防鄂南协助防务，军饷由湖北供给，可以减轻湖南财政上的困难；第三，现在湘军向湖北购买军火，可否之权操之于人，如果自己掌握了汉阳兵工厂，湘军继续发展就不会受到限制。这些言词具有很大的煽动性。同时，他们还言之凿凿地分析当前的有利形势：认为王占元不堪一击，湘军发动后，与湖北民军里应外合地配合作战，可在一星期内占领武汉；而王占元已经失欢于直系，直系不会出兵相助；直系为了对付奉系，也没有余力过问湖北问题。　　　　
　　　　以上这些言词，湖南军人大为所动。他们以前未尝不抱有“大湖南主义”的野心，可是，“麻雀子飞不出洞庭湖”这是湖南的一句土话，意指湘军限于条件，无法向外发展。，如果有机可乘，他们是跃跃欲试的。更主要的是湖南内部的斗争日益尖锐，向外发展是消除内争的有效方法。因此，湘军将领多数赞成出兵“援鄂”，首告奋勇的是第二师师长鲁涤平。但是，赵恒惕抱有三种顾虑：一、害怕引起吴佩孚的武装干涉，使湖南陷于直系与孙中山的两面夹攻之中；二、出兵“援鄂”与“自治”精神背道而驰；三、此时陈炯明催促湖南出兵桂林讨伐桂系，湘西又有滇军假道的风潮，实在没有力量“三管齐下”。　　　　
　　　　6月24日，长沙又到了一位四川客人，自称为考察湖南制宪而来，这位客人就是前任四川督军熊克武。熊路过湖北的时候，受过王占元的盛大欢迎，因此，湖北客人怀疑他是来替王做说客的。其实，熊到湖南既不是考察湘宪，也不是替别人做说客，而是秘密接洽川、湘两省共同出兵“援鄂”的问题。原来，四川同湖南一样有着内部的斗争，需要向外发展，以免内部破裂。川、湘共同出兵，湖南的军事冒险性就要小得多，在武汉建立联省自治政府的可能性更大。因此，熊的到来，又将湘军“援鄂”问题推进了一大步。　　　　
　　　　为了解除赵的顾虑，有人向他提出两个建议：一、将夏斗寅的鄂军团（被湖南收容的鄂西民军石星川的残部，号称一团，实力仅有六七百人）改编为“湖北自治军”，湘军改装加入，宣布“鄂军回鄂”，湖南则伪装局外中立，这样就可以避免侵犯湖北的嫌疑；二、派人疏通吴佩孚，劝其保持中立。同时，在湖南的国民党政客也保证湘军出兵武汉，北伐军一定改道江西而不通过湖南。　　　　
　　　　赵始终未下“援鄂”的决心，并且认为“援桂”重于“援鄂”。在他的主持下，7月1日军事会议通过了出兵“援桂”，派衡阳镇守使谢国光为“援桂”总指挥。湘军“援桂”一举，引起了吴佩孚的不满，认为是一种背弃信义、“以怨报德”的行为（指桂系以前援助湘军先后驱逐汤芗铭、傅良佐、张敬尧，有功于湖南，而湘、桂两省又订有联防条约）。但他正在调兵入陕，没有余力过问这件事情。湘军“援桂”前，曾借口准备以武力驱逐滇军出境，向王占元请求协助军饷、军火。王占元因为滇军在湘西，鄂西也受威胁，颇愿予以协助，但因李书城、孔庚等在湖南煽动湘军“援鄂”，不能无所顾虑，要赵表明态度才能作出决定。赵有回电否认湘军准备“援鄂”，同时在湖南的熊克武、林虎等都有电报叫王占元信任湖南，切勿轻听谣言。因此，王派参谋余范传（就是签定湘鄂联防条约的经手人）携带子弹100箱、步枪2000支、军米2000石、现洋20万赠予湘军。不久湘军出动“援桂”，王占元虽然感到惊异，但他相信湘军既已出动“援桂”，就不会出动“援鄂”。7月4日，又赠予湘军子弹60万发。　　　　
　　　　湘军师长宋鹤庚、鲁涤平等认为“援桂”不能解决湘军军饷和军火的困难，继续鼓动出兵“援鄂”。适有以前做过吴佩孚的副官、后来由吴介绍留在湖南担任铁道警备司令的葛豪，要到洛阳去见吴佩孚，赵就叫他乘便征求吴的意见。葛去后久无回报（事实上，葛豪是吴佩孚留在湖南的坐探，所部铁道警备队仅有数百人，并未执行警备任务。葛到洛阳后，吴佩孚叫他不要回湖南，也不许给赵恒惕回信。），赵又加派赵冕、萧光礼等携带具体方案前往接洽。赵冕等到了洛阳，只见吴每天忙这忙那，简直找不到单独谈话的机会。等了几天没有下文，萧光礼便先行回到长沙来。这时宋、鲁诸将抢先一步把萧找过来，叫他用假情报回答“老总”（指赵），说吴并不反对湘军“援鄂”，只是与王同属北洋派，不便公开赞成，只能采取默认的态度。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二部分第五十五章　吴佩孚用兵湘鄂川（2）

　　　　7月20日，湘军又一次召开军事会议，通过出兵“援鄂”，推赵为“援鄂自治军”总司令，宋鹤庚为总指挥兼第一军司令，鲁涤平为第二军司令兼中路司令，旅长贺耀祖等为第一至第五纵队司令。纵队司令相当于师长一级。湘军中路由岳州出蒲圻、咸宁，左路由常澧出公安、石首，右路由平江出崇阳、通城。同一天，在湖南的湖北人士推蒋作宾为湖北自治政府临时总监，孔庚为政务院长，夏斗寅为湖北自治军前敌司令。湖北自治政府发表宣言，驱王后借镜湖南制订省宪，湘、鄂两省共同努力促进联省自治的实现。同时湘军发表宣言，驱王后“鄂事还之鄂人”。　　　　
　　　　二王占元向吴佩孚请援，吴派萧耀南为“援鄂”总司令。王兵败出走，北京政府任吴为两湖巡阅使，萧为湖北督军　　　　
　　　　王占元从北京南下经过郑州时，看见到站欢迎他的第三师学兵队一色都是精神饱满的小伙子，在倾盆大雨下整齐严肃，面不改色，不禁大受感动。他在汉口下车时一迭连声地对到站欢迎他的大员们说：“嘿，人家是什么军队，咱们是什么军队！”　　　　
　　　　王虽然参加了天津会议，俨然“北方之雄”，但他究竟是个相形见绌的角色，特别是最近几个月以来，湖北各地接连发生兵变20余次，湖北人民展开了驱王自治运动，使他的面子很不光彩。他回到湖北来，决心裁汰老弱，整顿军队。不料回来后的第二天（1921年6月4日），宜昌又发生了大规模的兵变，变兵除对本国人民大烧大抢大杀之外，还侵犯了外国商店，因此帝国主义者大为震怒。6月8日，英、美、日三国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最严厉的质问，随后又提出赔偿侨民损失及劝告中国裁兵的觉书。意大利公使竟提出组织各国联军开往各通商口岸保护外侨的建议。宜昌各国侨民公然提出在宜昌开辟租界、宜昌周围30里不得驻兵的条件。更使王吃惊的是，川军旅长胡济舟建议派兵进驻宜昌，划宜昌为四川的省辖市，以免国际共管。　　　　
　　　　6月7日，武昌又发生兵变，和宜昌一样大烧大抢大杀。武昌官钱局和造币厂在被劫洗以后又被放火焚烧。武昌为督军驻节之地，变兵又是王的直辖军队，使他更无地自容。第二天，他下了一道命令，变兵第二师第七团全团官兵1832人，准其全部退伍，欠饷一次发清，每人另给解散费20元，劫来赃物准其携带，由火车免费遣送回乡。8日晚间，变兵们兴高采烈地上了火车。车子开到孝感，突然枪声四起，预先埋伏在车站周围的湖北第四混成旅（旅长刘佐龙）兵士一涌而出，开枪射击，除在黑夜中走脱数十人外，其余都被歼灭。王占元收回了发给变兵的欠饷和解散费，追回了赃物。可是这一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使兵心更为动摇，民情更为愤慨，连一贯逢迎军阀的武昌、宜昌两地商会也都恨恨有声地通电加以痛斥。王乘马巡视武昌灾区时，看见布告上自己的名字被人挖掉，知道他的江山坐不稳了。　　　　
　　　　但是，北京政府并不打算撤换王占元。6月21日、28日，旅京湖北同乡两次向国务院请愿去王时，靳云鹏还对他们说过“就法律论应当予以罢免，就事实论我却办不到”的不要脸的话。　　　　
　　　　7月21日，王得到路局方面关于湘军扣留火车的情报，才开始动了疑心。湖南路局打来电报说，湘军换防，请湖北多放车辆来以供军事运输。王吩咐湖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