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95-武夫当国(1895-1928):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孙没有取得内务总长，借此发泄私忿。9日，黎把孙丹林唤进公府来，查明电报并非伪造，不禁转羞为怒地说，“这是你捣的鬼！你真不愧为徐树铮第二！”孙气冲冲地走出来，要到洛阳告状，高恩洪劝他冷静一下，他才没有离开北京。王宠惠劝黎任命孙为内务总长，以免鼓动政潮，黎坚决不答应，并且愤慨地说：“他们把我抬上来，原来是叫我来活受罪的！”　　　　
　　　　吴所反对的政学系，就是以前依附岑春煊与桂系军阀的一个政客集团。吴以前与岑及桂系曾经建立过同盟关系。现在黎身边的谋臣策士如李根源、韩玉辰、金永炎等都属于政学系，而政学系议员在国会中也占有相当的势力。他们依靠总统和国会来活动，就不一定完全接受“大将军”的号令，因此吴对他们大为不满。吴还斥责金永炎“假传圣旨”，兴风作浪，不按照他的意旨办事，示意黎必须“远小人”，摒斥这些“不良分子”。吴又认为唐绍仪是北洋派的死对头，他做内阁总理对北洋派有所不利，因此坚决加以反对。这个时候，吴完全撕毁了“不干政”的假面具，他对黎的态度竟和1916年的张勋一模一样，而当年的张勋也正是猛烈地反对黎邀请唐绍仪、张耀曾等人入阁的。　　　　
　　　　黎的策士主张联络奉皖各系和南方六省共同抵抗直系，同时还提出“联保制洛”的另一策略。政学系主张总统和国会联合起来与军阀作战，就拿反抗政府命令、拒绝湖北省长这些罪名罢免吴佩孚和萧耀南，同时接受西南五省召开联省会议的意见，联合他们，打破直系称雄一时的局势。但是黎的态度摇摆不定，最后还是改派王芝祥先到保定，请曹锟劝吴不要反对唐内阁。曹锟表示了自己不干政的态度，此外并未多谈。其实，他并不是黎的“好相识”，企图利用内阁问题使黎知难而退，以便自己上台。王芝祥又到洛阳进行疏通，吴佩孚提出了王宠惠正式组织内阁的主张。　　　　
　　　　王宠惠接到吴的庚电（8日），“愿以全力为其后盾，但须摒斥阴谋扰乱妨害统一之辈”，其目的是叫他做个百依百顺的奴才。王在总统与军阀之间难于自处，乃于11日提出辞职。　　　　
　　　　当初天津酝酿恢复法统的时候，吴景濂、边守靖、张绍曾组织了一个包办北京政府一切问题的小集团，吴景濂推荐张绍曾组织内阁，未得黎的同意。张绍曾虽是吴佩孚的儿女亲家，但野心很大，想做内阁总理，因此参加了吴景濂与保派人物所策动的大选活动。吴佩孚反对曹锟过早地做总统，他要利用黎做傀儡，促进南北统一，造成一个他可以一手控制全国的新局面，这个计划是与保派人物迅速选举总统的企图对立的，因此吴佩孚并不支持张绍曾入阁。张被提名为陆军总长还是曹锟、齐燮元的主张，吴佩孚只得随声附和。张并不满足总长的地位，迄未宣布就职。一直到王宠惠辞职后，他才于12日就职，企图以陆军总长代理内阁总理。吴佩孚接到北京情报，当天打电报诰诫张“不可混入政潮，自陷泥沼，热中权位，为人利用，负罪国家”。这样，张绍曾代理内阁总理的计划就不能实现了。　　　　
　　　　同一时期，高恩洪因曾允许拨款接济教育经费，到期不能兑现，教职员包围索薪，于是高避往北戴河以免纠缠。此外还发生了内阁任命官吏总统拒绝盖印的风潮，曹、吴两人联名保荐林锡光为甘肃省长，代理内务总长孙丹林在国务会议上提出，张耀曾表示反对，在王宠惠的调解下才得通过。孙丹林携带命令入府盖印，黎又拒绝盖印。王宠惠、孙丹林根据责任内阁制精神，指出国务会议所通过的议案，总统必须盖印，黎却借口任免高级官吏总统有否决之权。因此孙丹林指责总统干涉内阁，忿而辞职。这样一来，内阁又因缺少交通、内务两长而更加寥落瓦解，王宠惠借口医治目疾避居医院。其实，黎因吴佩孚反对李根源入阁，打算改任为甘肃省长，而曹、吴两人又保荐了林锡光；又因湖北省长受到拒绝，自己毫无用人之权，心中十分怀恨，因此拒绝发表甘肃省长以示报复。这种报复手段却替自己造成了更大的困难。8月19日，他只得在甘肃省长的任命令上盖了印，孙丹林也就不再辞职，高恩洪也回到北京来复职了。　　　　
　　　　卢信于16日到北京接任农商总长。照例，阁员就职后必须取得各省军阀的贺电，才能站得住脚。卢在报上发表了齐燮元、萧耀南、王承斌、冯玉祥打来的贺电。不料齐、萧、王等声明报上所登的贺电都是卢信自己伪造的。此时冯玉祥正在归德“剿匪”，督署秘书对于北京阁员就任照例发出贺电，并未交冯核阅，所以冯的贺电并非伪造，但冯也有通电声明与卢信素昧生平，不愿替他捧场。　　　　
　　　　8月20日，吴佩孚继续发出反对唐内阁的电报。他用“天子有诤臣，父有诤子”的说法掩盖自己干政的嫌疑。这个电报引起了各省直系军阀的一片响应。23日，黎用“四字经”回答他说：“元洪腼颜复位，恃有良朋，匡我不逮。终鲜兄弟，惟予二人。疆吏属也，国会宾也，尊亲之间，原有分际，待宾虽厚，宁薄家人。……铸新（汤芗铭）往洛，曾属致词：‘直鄂一家，汝我一体’。……负疚之身，日思晚盖。焚香夜祷，急觅替人，苟利于国，不俟崇朝。巧言饰非，人将共弃。”这个电报虽在湖北省长问题上发了一些牢骚，但是总的精神是向吴告哀乞怜，表示自己随时可以下台，希望不要过分地予以难堪。　　　　
　　　　王宠惠于8月19日提出书面辞职，并推荐张绍曾代理内阁总理。23日，黎邀请各政党人物到公府讨论内阁问题。政学系、益友社分子一致主张不必顾及吴佩孚的反对，径派张绍曾组织内阁，或者通过唐内阁，但是黎又反过来劝他们不要与实力派为敌，以免引火焚身。这天的会议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关于唐内阁的问题，黎早于8月5日咨交国会征求同意。咨文附带提及总统补行辞职的问题。原来总统辞职应由国会同意才能生效，1917年黎被迫辞职时，国会已被解散，所以黎的辞职问题，法律手续并不完备。这次黎被推“代行总统职权”，并非正式总统，国会不能接受非正式总统的咨文表决内阁人选。国会方面，必须迅速制定宪法，产生正式总统，然后才能正式行使阁员的同意权。而黎的方面，却希望国会否决总统辞职案，使冯国璋代理总统和徐世昌继任总统都成为非法的，他就可以取得合法总统的地位，继续补足未满任期。黎在这个咨文中假惺惺地表示：“总理任定后，接收总统之职权，俾可引退。”众议院讨论此案时，认为总统辞职与内阁总理的同意案是两件事情，不能并案办理，即将此项咨文退转。26日，黎又补提唐内阁同意案的咨文，删去总统辞职一段，他的用意是：如果国会接受此项咨文，就是默认了他的总统地位，这是一种蒙混取巧的手段。不料这个咨文又被众议院退转，理由是此案既未征得唐绍仪本人的同意，自毋庸征求国会的同意。　　　　
　　　　唐内阁不能成立，王宠惠失去其代理总理的依据，于是9月14日全体阁员提出总辞职。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三部分第六十章　曹锟吴佩孚的窝里斗（3）

　　　　9月19日，黎终于屈从吴佩孚的意见，解除了名义上的唐内阁，正式派王宠惠署理内阁总理。阁员调整如下：外交顾维钧、财政罗文干、陆军张绍曾、海军李鼎新、司法徐谦、教育汤尔和、内务孙丹林、交通高恩洪、农商高凌霨。董康被调任为大理院院长。这个内阁解除了吴佩孚所反对的阁员，维持了高恩洪的交通总长，并且提升孙丹林为内务总长，而高、孙二人又是这个内阁的核心人物。这个内阁，王、顾、罗、汤四人都属于英美派，当时被称为无党无派的“好人”，因此有“好人政府”之称。事实上这些“好人”都是吴佩孚和英美帝国主义的工具，因此又有“洛派政府”和“英美派政府”之称。内阁改组是黎对实力派的全面屈服。　　　　
　　　　这个内阁在吴佩孚一手控制下，保派阁员仅有高凌霨一人，曹锟早已感到不满。加以曹的身边人曹锐、边守靖、王毓芝、杨度、夏寿田等王毓芝，字兰亭，以前是军中的老“司书”，随着曹锟的升迁做到巡阅使署秘书长。夏寿田做过袁世凯的机要秘书，曹锟聘为顾问，有意用他为秘书长，因此王毓芝结交曹锟“嬖人”李彦青以固位。从旁挑拨说，吴佩孚已经拿去了内阁，下一步就要拿去总统了，使曹更加相信吴有篡位的野心。此时保派人物只以吴一人为敌，对于其他一切新仇旧恨都愿化敌为友，以便结成一道反吴的联合战线。边守靖公然把交通、安福两系分子吸收过来以助长保派的声威。曹锟致电张作霖表示弃嫌修好之意。同时，直系军阀和直系势力下的各省军阀，除吴的嫡系外，都怀恨吴对他们颐指气使、目空一切的态度。国会方面，益友社、研究系、政学系以及旧国民党分子都是到北京来进行政治分赃的，吴对他们也很不礼貌，当8月1日国会复会的时候，吴打电报规劝他们“尽先制宪以固政本，调解集权分权以定国是”，议员们都很气忿地说：“嘿，军阀公然对国会训话了！”　　　　
　　　　这个时期，既有总统、国会与军阀的斗争，又有直系军阀的内部斗争。吴在内阁问题上虽然取得胜利，但是他的地位却日益陷于孤立。　　　　
　　　　二安徽督军张文生被迫下台。冯玉祥被吴佩孚排斥离开河南。北京政府派张福来继任河南督理　　　　
　　　　孙中山到上海后，护法问题已因国会恢复而告结束，国民党议员也纷纷到北京活动，剩下来的问题就是孙所提出的兵工政策，曹、吴表面接受，实际不肯执行。孙与曹、吴之间不但有代表互相往来，而且经常有文电交换关于时局的意见。北京内阁总理王宠惠在孙、吴之间经常起着桥梁作用。曹、吴力劝孙北来，他们并不是真心尊敬这位民主革命领袖，而是想利用他来粉饰南北的统一局面。孙却不肯北上做别人的政治花招。孙的主要敌人是陈炯明，所以对待任何方面都采取和缓手段。他与直系军阀之间的主要矛盾在于直系抱有武力统一的野心，而吴佩孚一面对孙表示敬仰，一面又看中陈炯明的实力，彼此互相勾结，这个矛盾是无法解决的。　　　　
　　　　直系与西南“联治派”处于似敌似友的地位。他们反对孙中山有着共同之点，但是吴佩孚视“联治派”为全国统一的障碍，而“联治派”也视吴为联省自治运动的障碍。奉皖两系军阀一方面保持与孙中山的三角同盟关系，另一方面并不反对联省自治，因为他们在反对直系统治全国的问题上，与“联治派”也有共同之点。　　　　
　　　　吴佩孚一方面积极布置防奉，另一方面并不放弃武力统一政策。他派孙传芳、吴新田两路出兵“援川”，由于杨森迅速失败，新任四川总司令刘成勋愿意继续执行川鄂联防条约，而福建局势又起了变化，他才决定终止“援川”，而以“援闽”军事为主。尽管曹、吴在内阁问题上形成对立，但在武力统一政策上仍然是合作的，他们一致要求北京政府明令发表蔡成勋为江西督军，以便责成他派兵“援闽”，黎终于被迫于9月2日以总统名义“特派蔡成勋督理江西军务善后事宜”。此后，督军的名义换上了“督理军务善后”（简称督理），废督问题就是这样变戏法似地结束了。　　　　
　　　　继蔡成勋之后，北京政府于10月7日发表“裁撤安徽督军一缺，调任张文生为定威将军，特派马联甲督理安徽军务善后事宜”。安徽有新旧安武军两个派系，皖南镇守使马联甲属于旧安武军系统，暗中勾结齐燮元，久想取新安武军首领张文生的地位而代之。张文生与奉皖两系都有关系，又与赵倜建立过反直秘密同盟，直系早已视为眼中之钉。这次徐树铮在福建发动政变，马联甲向齐燮元告密说，张文生准备响应徐树铮，因此齐与曹锟联合起来保荐马继任安徽督军。命令发表后，张文生借口遵照总统鱼电进行裁兵，暂时不能去职，一面煽动新安武军起而反抗，但在齐、马里应外合的形势下，终于被迫下台。　　　　
　　　　每年10月10日，北京政府照例要发表一批晋级授勋的命令。这一年发表的是：吴佩孚、齐燮元、王怀庆晋授陆军上将，吴景濂、荫昌、李烈钧晋授勋一位，吴佩孚、顾维钧、高凌霨、高恩洪、岑春煊、唐继尧晋授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　，张怀芝、阎锡山、李厚基、卢永祥、杨增新均给九狮军刀一柄，王士珍、程潜、孔庚给以一等文虎章　，孙烈臣、谭延辏А⒄院闾琛⑻泛泼鳌⑿芸宋浣谘唬婷谝匝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