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任弼时

　　　　　　　　　　　　　　　　　　3．二方面军的中心人物（3）
　　此后一个多月，红二、六军团分别转战湘西、湘中。年底合兵向西经武冈、绥宁间的瓦屋塘，再渡沅江，抄小路急进至芷江以西冷水铺地区稍事休整。
　　１９３６年１月５日，父亲与贺龙决定打击追敌李觉、陶广两纵队于便水。结果激战二日，未收预期效果，准备在石、镇、黄一带建立新根据地已难于实现。为此，父亲深感遗憾。据贺龙回忆说，父亲在总结会议上，讲到便水战斗教训时，颇为生气，还拍了桌子。这对素以宽厚著称的父亲而言，是少有的。
　　１９３６年１月１２日，父亲和贺龙、关向应率部进入黔东山城石阡。自离开桑植后，为时近两个月，转战数千里，在此方得休整。父亲立即召开两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传达上一年底红四方面军转来中央的长电，即瓦窑堡会议《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精神，分析全国形势，解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纲领。同时，扩红８００人。
　　一周后，为实现在长江以南、乌江以北建立新的根据地，父亲与贺龙、关向应率部离开石阡向黔西进军。甩开数路追敌于黔东，在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实施战略展开，创建新的根据地。在此扩红５　０００多人，红二、六军团队伍已达两万多人。从湘西出发到此，长途转战３　０００多公里，部队人数不但没减少，反而增加了２０％，高度保存和发展了有生力量。正如萧克在《红二方面军的北上抗日》一文中所说：“突破长征史绩中最高记录的数字（指保存有生力量）。”
　　与此同时，敌郝梦龄、郭汝栋、樊崧甫纵队及万耀煌师围拢过来，红军将被压缩在毕节狭小地区。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７日，父亲与贺龙率军撤离黔、大、毕，开始了“长征中处境最困难时期”。历时一个月，千里转战乌蒙山，有一段时间曾被敌人包围在３０里方圆的安尔洞狭窄地区，风餐露宿，连吃水都很困难。在他们给军委的报告中说：“……因粮食困难，气候太寒，居民房屋很少，急行军和多半时间露营，故部队相当疲劳，减员亦颇大，以则河、则章坝及宣威城北总共伤亡一千人左右，落伍和开小差总共在二千人左右。”
　　终于，在１９３６年６月，父亲和贺龙率红二、六军团胜利渡过金沙江、翻越数座雪山之后，在西康（今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接应部队会师。
　　自中央红军北上之后，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与中央的电讯联络一度中断，父亲在两军团中身为“中央代表”必须独当一面，直到１９３５年９月２９日，才收到一封署名“豪”的明码电报，大致内容是：弼兄，我们已到陕北，密留老四处……弟豪。父亲极兴奋，因为“豪”即“伍豪”，是周恩来化名的简称，“密留老四处”即电报密码在红四方面军那里。如此，中央和红四方面军肯定不在一处。为什么？父亲深怀疑问，却又不明原因。当即用密码复电周恩来，除报告两军团情况外，特问：“你们现在何处，久失联络，请来电内对此间省委委员姓名说明，以证明我们的关系。”
　　父亲意外地收到署名“朱张”的复电，准确地列出湘鄂川黔省委委员及书记的名单后告：“一、四两方面军在懋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国焘为总政委……”这是父亲等第一次收到署名“朱张”的电报。既然朱是红军总司令，张又是中央任命的总政委，来电又是密码，至此，父亲确认与中革军委沟通了联络。而和中共中央的联络，父亲一面请“朱张”转报，一面不停地电询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的去向，对此，“朱张”数电却只字未透露。
　　父亲与贺龙等独立支撑红二、六军团转战，哪里料到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拥兵自重，公然违背６月２６日政治局两河口会议北上建立川陕根据地的决议，坚持南下川康。中共中央为顾全大局，团结张国焘，而任命张为红军总政委。
　　父亲他们更不知道８月初政治局沙窝会议重申北上方针，并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中革军委朱德、张国焘、刘伯承随左路军，走出草地后共同进军甘南，但是张国焘行至阿坝，又电令陈昌浩率部南下，分裂红军。为避免红军内耗，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团转移……　
　　　　　　　　　　　　　　　　　　3．二方面军的中心人物（4）
　　父亲也无法知道朱德坚决抵制张国焘分裂活动的艰难处境，正如朱德后来对红二方面军的干部所说：“你搞你的，我不赞成。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不能反中央，一直和他斗。我们人少，但理直气壮。”“这时，因为电报密码由总部带下来，被张国焘掌握了，二方面军和中央失去了联系，我们当时发什么电报都得经过他，不经过他不行，”“中央的一切他不给你们转了，中央又不能直接告诉你们，所以都是他的东西。关于军事上的指挥，是我和刘伯承同志搞的，向你们发电报也是他同意的。”
　　对上述张国焘分裂活动一无所知的父亲与贺龙等，只能按正常情况行事，把“朱张”来电作为中革军委的指示。
　　１９３６年７月１日，父亲与贺龙等率红二军团到达甘孜的甘海子，同朱德、张国焘及四方面军领导人会面。不日，红二、六军团齐集甘孜。５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决以二军、六军、三十二军组织红二方面军，并任命贺龙为总指挥兼二军军长、任弼时为政委兼二军政委，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第二天，父亲向张国焘要来与中共中央联络的电报密码，致电周恩来、林育英、毛泽东、洛甫（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报告：“（一）二、六军团于本月一日全部在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合，现随同四方面军继续北进。（二）这次远征，计费时七个多月，行军一万多里，沿途大小战斗十余次，伤亡约五千三百人。出发时两个军一共一万七千人，到甘孜会合时，为一万四千五百人，二军九千人，六军五千三百人，武器比桑植出发时稍有增加。”
　　至此，红二方面军正式组建。毛泽东曾这样评论红二、六军团的战略转移：
　　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个巧，就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　
　　　　　　　　　　　　　　　　　　4．三军大会师的中坚（1）
　　红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汇集了分散在南方的中共两支重要战略力量。继而的战略任务就是共同北上，与党中央及红一方面军实现三军大会师，开创抗日新局面。
　　如何维护、促进全党全军的团结统一，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历史重任落在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红二方面军主要领导人的父亲身上。这时，张国焘虽然在同二方面军会合前就取消了他另立的“中央”，但对毛、周、张、博还是反对的。他仍坚持要与党中央平起平坐，主张“双方都同时取消中央的名义，中央职权由驻国际代表团暂行行使”。对北上问题，张国焘也和中央意见相悖。显然，二、四方面军会师时，党和红军团结统一与行动方针问题，并未完全解决。
　　客观上说，囿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对上述问题的原则争论父亲处于未参与的特殊地位，加之他在党与红军中又有着重要职位，因此，他最利于做促进团结统一的工作。而从主观上说，父亲的党性决定了他是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是异常关心全党全军的团结的。因此，他能够是非分明，又策略有方，坚持原则又以理服人。他那种善于听取别人的陈述，坦诚对待他人的襟怀也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为了汲取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教训，父亲在红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合前，就把团结问题摆在首位。他教育干部战士，会师时不利于红军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红军团结的事不做，努力向英雄的红四方面军学习。会师时，两支部队团结友爱的气氛是炽热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为兄弟部队筹粮、腾房，还赶织了数千件毛衣毛袜作慰劳。这是一次充满友情的会师，是一次团结的会师。
　　同时，父亲又态度坚决地抵制了张国焘反中央的宣传，戳穿了张图谋控制、拉拢、分化红二、六军团的宗派妄想。
　　当红二、六军团先后到达甲洼、绒坝岔、蒲玉隆、甘孜等地时，张国焘即派来“工作团”。应父亲要求，他们送来一些文件和材料。六军团的王震发现里面有指名道姓诽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领导人的内容，马上下令把文件烧掉，并报告了父亲。对此，父亲十分警觉，立即给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写信，明确交代：让张国焘派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不准讲反中央、反毛主席和一四方面军的问题；送来的材料一律不准下发，保留一份，其余全部销毁。使这些“文件”中反中央的宣传未能在二、六军团中起到任何作用。同时，两军一会合，父亲马上从张国焘那里要来与中央联络的电报密码，从此恢复了直接和陕北的党中央联系。
　　富有戏剧性的是，张国焘原来并不想指挥二方面军，怕二方面军和他作对，搞不到一起。后来，他要北上了，才同意要二、六军团来会合以期控制二、六军团，加大他与党中央抗衡的力量；而朱德与刘伯承则为了更有力地同张国焘的错误作斗争，推动北上与中央会合，也希望与二、六军团会合。其结果，当然要取决于父亲等二、六军团领导的态度。
　　这期间，父亲分别与朱德、刘伯承等深入交谈，也与张国焘单独谈话。了解到张国焘闹分裂的情况，得悉了事实真相，转战中的许多疑惑才找到答案。
　　在与张国焘谈话时，张国焘向父亲提出：“六军团归我指挥，”“二、六军调换首长，”“另派政委”等，都被父亲一一拒绝。据贺龙回忆，此后，张国焘又派人向父亲提出召开二方面军干部会，以求政治上与他“首先一致”。父亲告诫来人，只有在中央十二月政治决议基础上才能一致。张国焘提出召开党的会议，父亲就提出：“报告哪个作，有争论结论怎么作？”把张顶了回去。党的会议没开成。以后又说要开二、四方面军干部联席会，张国焘想以多数压少数。为此，父亲又增加一条，提出不能以多数压少数。这样，张国焘的图谋未能得逞。
　　不仅如此，在会师后不久两方面军共同北出甘南时，父亲按朱德、刘伯承的意见，离开二方面军和张国焘一起行动。对张国焘，这不能说不是一种推动。　
　　　　　　　　　　　　　　　　　　4．三军大会师的中坚（2）
　　同时，父亲也向中央表明自己的主张。７月１０日，他在给林育英、洛甫、周恩来、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邓发、刘少奇的电报中说：
　　为着不放松目前全国极有利局势，使我党担负起当前艰巨的历史任务，我深切感觉党内团结一致、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是万分迫切需要，而且是不能等待七次大会的。
　　这次二、四方面军向川、甘边北进，一方面军亦向甘南配合接应，一、二、四方面军将靠近行动。我已取得特立（即张国焘——作者）、玉阶（即朱德——作者）两同志之同意，向兄等有以下建议：（一）在一、二、四方面军靠拢时，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至少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一、二、四方面军主要干部参加，并要求国际派代表出席这会议。议程应列有总结在五次反“围剿”斗争之经验教训和讨论党的目前紧张任务，并产生党内和党外统一集权的最高领导机关。（二）万一对粉碎“围剿”和斗争之经验教训不可能在这一会议上得到最后结论，则这一问题由七次大会或国际去解决。
　　北上途中，父亲坚持不懈地向各方面做团结统一的工作，他分别找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陈昌浩、徐向前、傅钟、李卓然等谈话。徐向前回忆说：“在草地里，他同我第一次见面，就询问这方面的情况征求我的意见，并说他已向中央建议召开六中全会，请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从原则上解决以往的分歧。我赞同他的建议。”在徐向前元帅的记忆中，父亲当时“冷静、诚恳，对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充满信心”。
　　进入草地的第二天晚上，父亲就主动找傅钟坦率交谈。毛尔盖会议后，傅钟任右路军前敌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父亲和傅钟进行了几次彻夜长谈。许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