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任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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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八路军在抗战中的状况，父亲说，由红军改编而成的八路军，积累了十年内战中“极丰富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的经验”，凭借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热情，以及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能从敌侧后制胜，建立根据地。为使其逐渐在中国抗战中起决定意义的作用，需要中共以最大努力克服一切困难，不但在数量上要继续扩大，并且在技术装备水平上要提高，使之成为现代化军队，成为抗战中一支最有力的突击力量。一方面可以给敌人以很大打击，同时更能推动抗战各方面的进步。父亲还指出：“由于目前的斗争环境较苏维埃土地革命时代更为复杂。因此，目前中国共产党巩固自己军事力量最重要的是‘巩固部队中的共产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扬过去十年来红军的优良传统，提高一般指战员的政治水平，以最高度的警觉性，防止外界恶劣影响的侵入及汉奸的破坏等’。”　
　　　　　　　　　　　　　　　　　　1．在共产国际宣传毛泽东（3）
　　（四）关于抗战中的中国共产党，父亲强调说，中国共产党在最近两年来的努力，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中国走向反日侵略的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地位大大提高，“在中国抗日战争发展中，将要取得更加重大的领导和推动作用”。决定中国是否能够坚持抗战直至最后胜利，依靠于中国共产党政策是否正确。因此，“更加健全和发展自己的组织，巩固党在抗战中的领导，是党在建设问题上最基本的任务”。
　　父亲的书面报告和口头说明补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共产国际经过讨论，于６月１１日作出了《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决议案》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条件之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勇敢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不否认并包含着政治上组织上各方面去巩固共产党本身。共产党的巩固，它的独立性及它的统一，正是继续向前发展民族统一战线和继续同日寇作胜利斗争的基本保证”。赞同“共产党应该运用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一切能力，去在日本军队后方继续开展游击运动，要以光荣的八路军在山西的活动区为模范，去帮助建立许多游击运动的根据地”，“在日本占领区域内，必须组织农民参加游击队”。
　　从上述《决议案》中，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战中的许多问题认识的转变。特别是７月，王稼祥离莫回国行前，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会见王稼祥和父亲，明确指出：“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领导人了。”“今天，日寇特别要很巧妙地挑拨破坏党内的团结”，“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９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再次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并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声明》，发出国际援华号召，开展政治上、道义上及物质上援助中国抗战运动。９月８日《新华日报》全文公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如今人们熟知的加拿大的白求恩、美国的马海德、奥地利的罗生特、印度的柯棣华等国际主义战士，就是在此后不久相继来华支援中国抗战的。
　　王稼祥回国后，９月１４日先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半个月后，又向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代表们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精神。最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完全同意政治局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路线和具体工作。”会议批评了王明在统一战线中的右倾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
　　父亲自１９３８年７月正式接替王稼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直到１９４０年２月底离任。在不足两年的时间里，父亲不但担当起一座共产国际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功能颇强的桥梁重任，而且以其卓有成效的工作留下历史的一页：
　　（一）在共产国际的讲坛上、报纸杂志上宣传中国抗战、中共的方针政策和毛泽东思想。
　　１９３８年７月６日，他在《真理报》发表《中国人民的卫国战争》一文，署名陈林（父亲在共产国际使用的化名——作者）。向苏联人民介绍中国的抗日战争。文章指出：一年来的卫国战争表明，日本欲在极短时期内占领全中国的计划破产了。中国军队在南京失陷后，认识到把阵地战同运动战、游击战结合起来的重要性；目前，游击战在中国的各条战线和日军后方已广泛展开。同月，在《共产国际》杂志第七期发表《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发展》一文，署名陈林，向国际无产阶级及各国共产党回顾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历史，指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最后战胜日寇的唯一正确的条件。文章强调，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前途是远大的，“共产党不仅诚意在抗战阶段中与国民党并肩携手地共同救国，而且决心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和衷共济地共同建国。”　
　　　　　　　　　　　　　　　　　　1．在共产国际宣传毛泽东（4）
　　１９３８年５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９月，父亲就在《真理报》发表《中国持久战口号的意义》宣传毛泽东持久战思想；１０月，毛泽东发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数月后，父亲又在《真理报》发表《民族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一文。
　　同时，父亲还组织人力，翻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的有关文章，在兄弟党代表团中分发。并应邀参加各兄弟党的座谈会、报告会，交流信息，介绍情况。让世界无产阶级了解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了解毛泽东的抗战思想。
　　（二）将世界信息及时反馈中央，为中央决策提供资料与分析。
　　１９３８年秋，国际投降主义蔓延到远东。继英、法、德、意四国首脑背着捷克政府签订《慕尼黑协定》，同意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之后，日本再次对华诱降。西方帝国主义虽同情中国抗战，但为维护其在中国的原有利益，企图与中国主和派一起经过所谓的“太平洋会议”，以出卖中国的利益换取同日本的妥协，搞“远东慕尼黑”。对此，父亲主持中国代表团成立研究组，搜集资料，认真分析研究，认为，“还需要冷静观察，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蒋介石和帝国主义也有矛盾”。并将资料与分析及时报告中共中央。次年６月，毛泽东即发表《反对投降活动》一文，揭露“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和团结，把投降阴谋和分裂阴谋镇压下去。
　　１９３９年８月２３日，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一周后德军进攻波兰，９月３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国际舆论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很不理解。父亲立即把情况向中共中央报告。９月２８日，毛泽东就此发表《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一文，指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击破了英美法推动德国进攻苏联，自己“坐山观虎斗”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苏联的包围；在东方，“大大地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加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投降派”，文章告诫人们不要上英美法的阴谋家、中国的投降派借机煽动反苏的当。父亲立即将此文用俄文译出，分发给各兄弟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并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澄清了一度出现的混乱思想。
　　在完成上述主要任务的同时，父亲及时地发现，认真地调查，负责地解决了被王明宗派主义干部路线延宕的干部的工作与生活。
　　顺利地安排被“挂”了三年的吉合回国；
　　及时地解决了师哲的工作问题；
　　与到莫斯科治臂伤的周恩来共同努力，终于撤销了王明、康生强加给陈郁的处分……
　　１９４０年２月，中共中央决定结束代表团的工作调父亲回国。２５日，父母亲和周恩来、邓颖超及陈郁、师哲等同车离开莫斯科。
　　自此，中国共产党没有再派代表团到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我党的影响明显地减少了，按照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驻延安的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弗拉基米洛夫的说法是：“任弼时是受委托去从思想上说明党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从而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以毛泽东为首的新领导”，“毛泽东实行的政策，是与共产国际的路线和原则背道而驰的”，而对毛泽东的政策，“任弼时是一个忠实的执行者”。　
　　　　　　　　　　　　　　　　　　2．初到中共中央书记处（1）
　　１９４０年３月２６日，父亲一行平安抵达延安，受到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王明、张闻天、王稼祥、康生、邓发、李富春、博古等人的热烈欢迎。
　　此番回延安，开始了父亲直接协助毛泽东的历程。
　　１９４０年３月底父亲开始直接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分管中央组织部、青委、妇委等部门，并受命协助党中央和毛泽东筹备召开党的“七大”，处理书记处的日常工作。
　　这时，延安集中共中央、留守部队及边区地方政府三大系统于一身，却缺乏统一机构与管理，难免出现协调方面的困难，因各行其是而影响工作效率。
　　父亲做事一向有条理，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担任共青团中央总书记到３０年代率军转战，从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接触到各种背景下的管理工作方方面面。因此，父亲立即着手建立统一领导机构——中共中央办公厅，并兼任办公厅主任，调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任副主任。下设秘书、总务、警卫三个处。并建立了行政、供给、财会及文档保管等各种制度，明确了各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使中央、部队及地方三大系统工作协调运作，逐渐走向正规化。此后两三年中，父亲进一步调整各部委领导集中办公于杨家岭一带，各单位的工作也逐渐正规化。
　　５月，父亲开始党的“七大”筹备工作，除亲自勘察大会会址，最终选定在中央所在地杨家岭外，大量细致的工作是审查代表资格。
　　“七大代表”有的来自全国各地几十块大小不一且处于日寇和国民党的层层封锁、分割与包围中的根据地，有的来自国统区、敌占区、战区，异常残酷而复杂的斗争，信息闭塞等，都为资格审查工作增加了困难。为此，专门成立了审查代表资格的小委员会，有父亲、陈云、李富春、蔡畅、胡耀邦、谭政等。自１９４０年５月２９日始，父亲主持审查“七大”代表资格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直至１９４１年４月，每隔一两星期召开一次，先后召开了２０余次会议，审查了２５２名代表。
　　审查工作是极严肃而复杂的。既要考察代表对敌斗争及政治路线斗争中的态度，又要考察其个人及社会关系等种种；既要坚持原则，又要耐心细致。本着对党负责与对个人负责的一致性的原则，父亲认真听取委员工作汇报，仔细分析现有资料，并设法寻找充分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