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任弼时
皇Ψ堆！?br /> 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历史悠久，初为“城南书院”，继为“中路师范学堂”，再名为“第一师范学校”。此时，全校分三部分：师范部、附属高小部、国民教育部（相当于初小）。该校是当时省内自初等教育至中等教育兼备的建制完善的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是三湘学子向往的学习园地。
父亲考进附属高小部，时年１１岁。
进入湖南第一师范附小，是父亲学生时代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他走出了塾塘乡，走出了湘阴，步入了社会。父亲在这里整整生活了三年，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这里学习生活的氛围，不但使他学识大增，更加快了他体魄心智的成长与成熟。
当时，正值具有现代民主教育思想和爱国精神的孔昭绶二度出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他的爱国精神集中反映在教育事业中。针对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使国家蒙受奇耻大辱，他把前任校长提出的以“诚”字为中心的“公诚勤俭”的校训，改为以“知耻”二字为校训的中心，贯穿着“公诚勤俭”诸义。１９１７年５月７日，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召开的国耻纪念大会上，他作了长时间的演说，极力主张进行“军国民教育”，认为：我国历年外交失败，由无战斗实力以为折冲后盾，而世界唯有铁血可以购公理，唯有武装可以企和平。这一思想对父亲颇有影响，他在作文《言志》中写道：
今之世界乃战争之世界，而强国之道莫贵工业。试观德国之强者日甚。昔德国亦弱国也，常与法战，累为法所挫……发明新式枪械，再与法战，大败法军。自是振兴工业，以至今日称雄世界无可不矣……故吾志习工业，以图工业振兴。
孔昭绶治校非常开明，他主张学生参与校政，成立了学友会，课余时间自己管理自己。师范部学生以毛泽东为首开展了生龙活虎的学生自治活动。毛泽东任总干事，传播先进思想，在长沙学生界、知识界颇有影响。附小也于１９１６年１０月２１日成立了学生组织——学艺会。并陆续组织了讲演、美术、音乐、竞球、竞技、拳术等课外文体活动小组。
父亲从小随爷爷住读校中，因而很快地适应了附小的寄宿生活。面对校中丰富的课余活动，他如鱼得水。一年内，先加入了“以练习语言增加知识”为目的的讲演部，又加入了美术、竞技、竞球、拳术等小组活动。此外，他利用星期天走出学校，或去城内观市景，或到郊外赏自然。
秋春之际是出游的好季节。一秋日，他与学友们游长沙，初至天心阁，“面对岳麓湘江而长株铁路绕其侧，舟车草木均可指数”，认为这是“本省第一最胜之地也”；继而于街市听“演说会”，见“男女杂遝而至，有童而龀者，有老而齿豁者，有短褐不完者，约而纪之，不下数千人”；又去画店赏画，一幅画深深吸引了父亲，“淡墨数笔，写侧势远山半角，具有凌虚缥缈之态”，善喜丹青的父亲，爱不释手，“展玩久之，本甚羡慕，或问价，曰百金，予为哑然”。真为父亲惋惜！
春日，他邀学友岳麓踏青，并模仿《小石潭记》、《岳阳楼记》等写作文：
环省多山，其西北之山，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岳麓也。……春季，百花争茂，而桃花之一片胭脂，染成红装满树，尤为可观。上行一二里，渐闻水声潺潺，及达山巅。巅有亭，即望湘亭也。……远望乡间，草衔长带，柳垂细乳，田间菜花，大地金黄。登斯亭也，则有去国怀乡，心旷神怡者矣……
读父亲十二三岁时写的这些作文，我仿佛看到少年时代的父亲登岳麓、游市井的活泼身影，既为他极尽学习模仿名人之作的幼稚笔触而暗笑，也能体会到当时他对喜爱之物而无钱换取时的那份心痒与无奈。
毛泽东与任弼时
１９１８年夏，父亲在求学道路上又面临一次抉择。高小即将毕业，投考哪所中学呢？这时祖父并不担心儿子的学习成绩有什么问题，而是考虑选择的学校“惟学膳等费似以轻者为宜”，足见家中不宽裕的经济状况。
秋，父亲考取了颇有名气的长沙私立明德中学。
明德中学为湖南“省会创设民主学校之先导”，在２０世纪我国“废八股，兴学堂”的教育史上也是走在先列的。明德师资力量雄厚，辛亥革命元勋黄兴曾为创办人之一，文学家苏曼殊，生物学家辛树帜，历史学家周谷城，音乐家黎锦晖、张曙等都曾在明德任教多年。明德的学生，绝大多数都考入著名大学，成为优秀人才，学校也因之享有盛名，驰誉海内外。３０年代有“北有南开，南有明德”之说。该校办学宗旨是培育人才，振兴国家民族。校规十分严格，但提倡活跃思想。秉承黄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教育思想，常结合时事，引导学生，教育学生。
１９１８年１０月１０日，辛亥革命纪念日，老师让同学们写作文《国庆纪念日感言》。父亲很感兴趣，他概要回顾了辛亥革命起因及此后７年国内时局变化，慨叹袁世凯复辟及南北之战，将全国人民企寄的“革专制，改立共和……自此得享自由之幸福”一举破灭，公开斥责统治者“以一二人之私见竟破坏全国之安宁，于人民之呼吁置若罔闻，中国其能免于危亡乎？恐非吾之所能逆料也”。
一个月后，世界又发生了一件大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战败。作为对德宣战的协约国成员之一的中国，自然也沉浸在欢呼声中。长沙于１１月２８、２９两日举行盛大的提灯庆祝会，各校放假３日以志庆祝。
２８日下午１时，父亲与同学们一道随校中带队教师到省教育会集合。接着，队伍经督军署转向北正街出城，顺油铺街，沿湘江而下，经过日本、美国及英国领事馆前，再从福星门进城。此时已近黄昏，各界都燃起灯笼，数万人延行街市约有四五里之长。街口街侧围观市民不计其数，交通断绝。教育界的队伍经坡子街、红牌楼、狮子门、青石街、东长街及长沙知事署门前，返教育会，散会。此时已是夜晚９时许。“如斯之举，可谓盛矣！”
难能可贵的是父亲的“退而思之”：
“我国之庆祝，止负协约之名，而无协约之实，亦可愧也。自后我国可不力自振刷乎！”
这篇作文获得老师“言明且清”的赞扬。
１９１９年初，父亲转学到公立四年制的第一联合县立中学，即长郡中学，插入旧制第２５班。原因很简单，祖父一度失业，本就不富裕的家庭经济更显捉襟见肘了，长郡学费比明德中学便宜。
当时，长郡中学校长彭国钧是一位教育救国论的积极拥护者，也具有一些民主思想。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在培养社会有用之人”，因此很重视品德教育，亲自兼任修身课。
该校比较重视国文教学，作文偏重文言。大约是受祖父一直教国文的影响，再加上父亲很爱读报，因此，他常常在作文中附以现实内容，同时父亲写得一手清秀的小楷，这些都很得一位曾中过“解元”的国语老师汪根甲的欢喜，经常把父亲的作文当作范文介绍给同学们。
长郡中学的半年，父亲的学业大有长进，思想更加活跃，考虑问题也深刻了许多。正在此时，“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
“五四”运动的发生，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旧政府卖国罪行郁积着的愤怒的大爆发。本来中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但巴黎和会却在《凡尔赛和约》中明文将德国攫取的在山东的权益转交给日本，而军阀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全国沸腾，莘莘学子站在了爱国运动的最前列，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５月４日，北京的学生率先喊出“拒绝巴黎和会签字”“收回山东权利”“惩办卖国贼曹、陆、章”的口号，数千人集会游行，火烧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章宗祥。军阀政府派军警镇压，逮捕学生３０余人，北京学生立即实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表示抗议。
任弼时与全家人合影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中国军阀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尚未建交，且苏联远东尚有部分地区被白匪占据，很混乱，海参崴至伯力间有一条伊曼河，河北是红区，河南是白区。因此，从中国去苏俄在当时不仅极秘密，并且的确需冒险。第一批从陆路走的，就曾在哈尔滨被张作霖扣押。于是此后便改为从海路取道日本长崎，再转经海参崴北上。
１９２１年暮春，父亲一行藏好组织介绍信，进行了职业化装，从上海吴淞登轮启程。经长崎安抵海参崴。万不料此地的春天仍旧是冰天雪地，衣衫单薄的南国少年因没有足以御寒的冬衣而受苦。父亲患了感冒、发烧。为此，险些酿成大祸。
当时，赤白交界处本就设卡盘查极严，加之海参崴一带正流行鼠疫，更增添了检查内容。为了安全，他们化整为零，父亲与肖劲光一组。父亲扮作去苏俄谋生的小理发匠，肖劲光扮作裁缝。肖劲光顺利地通过了检查，而父亲却因体温偏高，以鼠疫患者嫌疑而遭扣留，急坏了父亲，也急坏了肖劲光。但为了安全，他们只能佯装互不相识。
两天后，父亲只身赶到伯力。肖劲光一把抓住他，连连问道：“你怎么脱险的？快告诉我！”原来，再次盘查时，父亲除了一口咬定就是去谋生外，测试体温时悄悄将体温计的水银头露在外边，以此蒙混过了关卡。
那年，父亲刚刚１７岁。到了伯力，就到了“家”，精神上得到彻底解放。苏联红军的热情接待，使他顿觉换了一个天地。
但是此后的行程，仍旧是艰苦的。特别是从伯力经赤塔去莫斯科。他们乘坐一辆闷罐火车，没有开水，没有暖气，上车前每人领到一个像枕头一样的黑面包，饿了就啃几口，但谁也不敢多吃，因为路上不知要走多长时间。这时，苏联正处在革命后的政权初建及经济恢复时期，要继续肃清白匪，要熬过连年战争造成的物资匮乏。饥饿与寒冷不知夺去了多少人的生命！沿途，他们看到许多成为废墟的工厂、矿山；看到断壁残垣的村庄；看到冻尸饿殍。而父亲一行却获得了当时最高待遇——黑面包。对此，他们深为苏联人民的无私精神而感慨不已。
因为没有煤，靠烧木柴推动机车。车一停，他们就下车冒着严寒去搬运木柴。遇到铁路被破坏，就下车修铁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终于，闷罐车载着他们爬过七千多公里的西伯利亚铁路，于１９２１年７月９日抵达莫斯科。
时值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父亲一行当即被安排在共产国际招待所——柳克斯旅馆，同与会代表享受同样的生活待遇，并让他们以东方民族代表的身份轮流列席大会。这次大会上，列宁被选为名誉主席，并作了“关于俄共（布）的策略”的报告。
会后，经稍事休整，父亲于８月３日正式入校——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大”）。
“东大”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高尔基大街，登上学生宿舍五楼，正可俯瞰普希金广场，校园宽敞、优美、整洁。该校是一所专门培养革命干部的政治大学，学制３年，主要设有党的工作、政治教育、工会运动、经济、行政法律等系，并专为中国等东方国家学生分国别单独组班。父亲和刘少奇、罗亦农、胡士廉、肖劲光、廖化平、卜世奇、任岳、彭述之、谢文锦、华林等成为中国班第一批学员。
为回国从事革命工作不暴露身份，一进中国班，每个人即获得一俄文名字，父亲叫Брнский（布林斯基）。这个名字在大革命时期他常用来签署团中央通告。也是在此时，父亲将原名“任培国”改为后人们所熟悉的“任弼时”。
是年１０月２１日正式开学。
最初的学习很艰难，因语言不通，听课很吃力。父亲下决心利用一切闲暇时间苦读俄语，进步很快。一年以后，当担任西方革命史课堂翻译的瞿秋白奉调回国时，父亲就接替了这一工作。
1．唐家桥新屋（2）
父亲的堂叔，任凯南，曾考科举，获拔贡等功名，后以优等成绩毕业于岳麓书院。１９１１年，与几位友好在汉口创办《民国日报》，宣传民主革命。后公费留英，获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士学位。回国后与好友数人，创办私立大麓中学，与私立明德、广益、周南等中学比邻。曾为湖南大学首任校长、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经济系主任。他专攻“经济史”和“西方经济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