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任弼时

可以。至于新式富农，由于它的“生产是在民主政府帮助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富农的存在对我们并无害处，而且在将来一个时期内还会发展的”。所以过去我们鼓励这种富农，对稳定中农，刺激中农的生产热情，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后还应当如此。　
　　　　　　　　　　　　　　　　　　2．转战陕北（5）
　　对工商业政策，父亲指出：“我们对工商业，应采取保护和领导的政策”，破坏工商业，“是一种自杀政策”。党的政策是仅仅没收官僚资本与真正大恶霸、反革命分子的工商业归国家或人民所有。“这些政策不仅适用于原有解放区。也适用于将来解放的新区域”。父亲说：要向工人、农民和士兵解释清楚，使他们懂得为何要有工商业，教育一切劳动人民懂得局部的暂时的利益要服从整个的长远的利益。否则“形式上看来是走群众路线，实质上是犯了尾巴主义的错误”。
　　对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问题。父亲从为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建设服务的前景着眼，指出：“教授、教员、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等，他们大多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出身，可是他们自己干的事业，是一种脑力劳动。对于这些脑力劳动者，民主政权应采取保护他们的政策”，“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好好引导他们，给以适当的教育和改造，纠正他们中许多人轻视人民脱离群众的习气。“必须放手争取和使用中国原有知识分子专家来替人民办事”。对在农村中没事做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也要想办法来争取和改造他们”，让他们出来工作。“要防止因为消灭封建制度而排斥一切与封建制度有联系的知识分子。那对人民的事业是有害的”。
　　对开明士绅，父亲强调，抗战时期减租减息，实行“三三制”，有一批开明士绅和我们共过患难，有功绩，“对这些人要采取慎重态度”，“假如出去到大关中，消灭了胡宗南，成立民主政府，就应当请类似杜斌丞这类人参加。”
　　演讲的最后，父亲特别讲了“打人杀人问题”。他极为严肃地声明：“共产党是坚决反对乱打滥杀与对犯罪者采用肉刑的。”他说：“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是新民主主义者，我们领导的革命比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不知要高明多少倍，我们当然要反对乱打滥杀，反对肉刑。”除了在战争中在火线上必不可免地要杀死许多敌人以外，“多杀人必然要失去人民群众的同情，遭受很多人反对。”因此那种主张多杀人、乱杀人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是直接违反马列主义的原则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的，必须给以毫不容情的反对。“打人，我们也是要反对的。”“在审查干部党员和斗争个别群众中的坏分子时，应采取尽量用口批评说理、不准动手打人的方针。”
　　毛泽东对父亲的这篇讲演十分重视，亲自修改补充定稿，确定为中共中央的土改政策文件。并批示新华社：“用明码电报开始拍发，各解放区争取两天或三天发完。由新华社转播全国各地，立即在一切报刊上公开发表，并印小册子。请范长江同志注意，不要译错文字或标点符号。我们这里除新闻简报上发表外，并印小册子送中后委。”
　　１月１４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由于现在土改运动已经按新方针向前发展，对前不久中央工委送来的《关于执行土地法的指示》？穴草案？雪：“我觉得现在似乎可以不发。”１８日刘少奇复电“完全同意。”同日，中央开会原则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一份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议草案？穴又称《中央一月决定》？雪。３月１７日，毛泽东又电告刘少奇：“我们决定发表弼时同志一篇讲演，不发表一月决定草案，因为弼时同志的讲演比一月决定充实得多。”３月２８日，中共晋冀鲁豫分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这篇公开演讲与毛泽东、周恩来等这个时期为中央起草的若干党内指示，形成纠正解放区土改“左”倾错误，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指南。５月２５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一九三三年两个文件的决定》中说：“这两个文件中没有讲到的问题及关于富农和中农分界的问题，则应以中央发表的其他文件及任弼时同志在１９４８年１月１２日所作《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演中所说者为准。”　
　　　　　　　　　　　　　　　　　　2．转战陕北（6）
　　１９４８年３月２３日，就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在《人民日报》发表一周之际，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佳县刘家坪，经螅蜊峪镇到吴堡县川口村以南的元子塔渡口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的山西省临县，在寨则山村宿营。至此，结束了历时一年零五天，行程两千多公里的陕北转战。　
　　　　　　　　　　　　　　　　　　3．最后的拼搏（1）
　　１９４８年３月２４日，父亲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到山西临县三交。两天后开始东进，取道晋绥军区赴晋察冀军区河北省建屏（今平山）县西柏坡。
　　沿途，父亲他们白天行军，晚上作社会调查，特别调查研究土改整党问题。在晋绥军区司令部兴县蔡家崖住一周，和周恩来陪毛泽东听取贺龙、李井泉等关于边区战争、土改、整党、工农业生产及工商业政策和支前工作等汇报，又参加了晋绥干部会。在岢岚县，父亲听取县委书记等汇报，并和周恩来陪毛泽东接见该县三级干部会代表。在神池，听取县土改工作团长的汇报；在代县，听取正在代县参加土改的晋绥日报社长、县委代理书记郝德青的汇报；在繁峙县，向伯强村农会主席耿香民详细询问该村土改中划分阶级、土改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
　　马不停蹄，４月１２日，父亲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行翻越五台山，然后乘车南行经龙泉关进入河北省境内。第二天到达晋察冀军区所在地城南庄，住军区大院。
　　这一路，最难走的莫过翻越五台山。五台以群山中突出的五个状如垒土之台而得名，其中以主峰北台叶斗峰为最高，海拔３　０５８米。五台山系中华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因峨眉、普陀、九华均在江南，故五台成为北方佛教圣地。山高，岭峻，寺庙多。平原早已是桃梨盛开之际，此处却仍旧千里冰封。山风卷起雪花扑面而至，车轮打滑，无法前进。父亲等一行下车步行。这便苦坏了父亲，本就患有高血压病的身体好天气下攀高都困难，何况在风雪之中，低气压带来的憋闷更显突出。父亲只得揪住马尾巴，在警卫人员的围护下步履艰难，气喘吁吁地翻过鸿门崖。
　　在城南庄父亲住了十余日，主持召开区县干部座谈会七八天，听取阜平、曲阳、定县、建屏等县县委书记、部分区委书记和土改工作团干部关于土改、整党工作的情况，各阶层群众对土改的态度、党员干部在土改中的表现及群众的反映和要求。听取薄一波、林铁关于晋冀鲁豫、晋察冀地区土改、整党和职工运动中纠“左”的情况汇报，听取黄敬关于石家庄市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的情况汇报。为了协助毛泽东完成改革封建土地制度这篇大文章，父亲一直在兢兢业业地深入调查研究，从陕北的钱家河直到河北的城南庄。
　　４月２３日，父亲和周恩来率中共中央机关部分工作人员先期到达河北建屏西柏坡和朱德、刘少奇、董必武等中央工委会合。毛泽东因准备赴苏一行而暂留城南庄。两天后，他们接到毛泽东的电报，通知他们即将召开的中央会议准备讨论的问题。
　　在离开城南庄一周后，父亲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又返回来出席４月３０日至５月７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自撤离延安后五大书记的首聚。同时，陈毅、粟裕、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等也参加了。会议主要是研究粟裕提出的调整南线战略进攻部署的建议，决心先集中兵力尽可能多地歼敌主力在长江以北，然后再南渡长江。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构成了以后淮海战役设想的最初蓝图。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的号召。对此，５月３日，父亲在发言中指出：毛泽东提出的这三条方针都是战略性的，是这次会议的基本精神，是取得全国胜利的基本方向。他着重谈到，克服战争的迅速推进给老解放区带来的过重负担的出路，在于继续将战场引向国统区，既是决战决胜的需要，又可缓解老区人民战争负担，同时要发展农业生产，要在全党进行很好动员。他说：军队向前进，“政策的中心是团结百分之九十，分化其余的百分之十。”会议一结束，父亲又返回西柏坡。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早已烂熟于心，但真正理解，还是在熟悉了父亲的业绩以后。从延安时期他负责政策委员会讨论开始，这些年来，大凡党内大大小小政策的制定，似乎都与他有直接关系，特别是在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解放战争开始后，土改政策自不必说，整党、城市工作等有关政策问题一一摆在他面前。　
　　　　　　　　　　　　　　　　　　3．最后的拼搏（2）
　　接下来的两个月，父亲集中分析研究在土改中的整党存在的问题。根据从晋绥到晋察冀行军中的广泛社会调查和各负责区域同志的座谈汇报，发现普遍存在较严重的“左”的倾向，有的县党员受打击面在半数以上。对此，父亲分别于５月８日和６月２８日为中央起草了两个给中共晋绥分局的电报。
　　５月８日的电报《完全抛开党支部是不妥当的》，指出：“在整党工作进行中，必须对党员和支部作恰当的估计和分析，才不致采取冒险的整党政策。”根据对晋察冀和晋绥党员调查看，土改前真正地、富成分并不大，约百分之六七十是贫、雇农，这几年相当一部分上升为中农，新旧中农约占百分之六十，贫雇农成分只占百分之三十左右。大部分党员是好的和可以改造好的。党的支部大体也可分三类，好的、一般的、很坏的。前两类可通过调换干部等方法改造。对很坏的一小部分“异己成分很多，领导骨干很坏，为地富直接把持或实际上完全为地主富农所操纵”的，完全应当超越它来进行土改，只吸收其中好的党员来参加，或宣布解散另行成立支部。“但这种支部的数目不大，要防止随意扩大其数目”。
　　６月２８日电报《正确分析党支部状况和对待犯错误的党员》，指出：在土改中对整个党的基层组织采取不信任的态度，采取自流主义的放弃领导的态度，采取抛在一边任凭群众去处理的办法，这种方针是“不妥当的，有错误的”，是对于经过十年斗争的党缺乏正确估计和分析的错误，是与错误的“贫雇农路线”不承认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把党降低到群众水平以下，不重视党的领导作用的思想有联系的。这种错误的方针必定会伤害广大党员和一批干部情绪，增加以后整党的困难。对此，必须在适当时机用自我批评的态度加以适当指出，以利团结广大党员和干部。
　　在对待人的问题上，父亲一向主张要历史地全面地考察。看到他的错误，也要看到他的功绩，看现在，也看历史。不仅对一个党员如此，对一个支部组织也应当如此。他认为：整党，是巩固党的必要步骤。不整掉党内作风上的强迫命令，思想上一切脱离党的路线与政策的想法和自私自利的倾向等，任其发展，我们党就会有完全脱离群众的危险。那种认为“整党是多余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但是，党内思想作风与成分不纯，自私自利，不能正确执行政策等现象的产生，不能只由基层组织来负责，主要应由高级领导机关来负责。因为农民党员在分散的农村经济基础之上，在旧社会统治阶级恶劣作风遗留很多的情况下，他们掌握权力以后，很容易并必然要产生官僚主义、强迫命令、自私自利等。党的高级领导机关未重视这一点，“疏于教育与防范”。同时，分配下级任务时，常常不按实际可能条件，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更促成下面的强迫命令等。因此，由于领导机关存在这些缺点，就不能过严地责备下面的党员和干部。而必须着重于领导机关首先要努力纠正、补救本身领导上的这些缺点，才能保障以后党内思想、作风与成分的纯洁性。所以，对过去犯错误不十分严重的党员和干部，只要他们认识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又向群众作了自我批评的，一般就不要去处罚他们，特别不要过重地处罚他们。要向群众作适当必要的解释，在群众面前适当地保护他们。对罪行太大，判罪才能平民愤者，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