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任弼时

等中学比邻。曾为湖南大学首任校长、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经济系主任。他专攻“经济史”和“西方经济思想史”，在经济学界曾与马寅初齐名，有“南任北马”之称。
　　任理卿，是只比父亲大９岁的小叔公。毕业于美国罗威尔纺织学院。后又获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硕士学位，成为我国一代知名纺织工业专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纺织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第一届全国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副理事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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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祖父辈名裕道，名思度、扬烈，字振声。自幼读书，考秀才未中，即在族中开设蒙学“时中馆”，被亲朋视为“名师”。
　　１９世纪末，谭嗣同等为推动变法维新运动，培养学通中外、体用兼赅的新人才，筹办新学“时务学堂”，为湖南的教育带来时代气息，刺激了各府县的开明士绅，纷纷改革书院章程，并有计划地创办新的学堂。
　　１９０２年清政府亦下诏，改变学校制度，将省城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为扩大学校教育，急需大批师资。各师范学校纷纷开设速成师范班。
　　祖父本就是一个较为开明的乡村教师，在这一形势下，也赶往湘阴师范速成班学习。毕业归来，正值祖宅创设求志学堂，即被礼聘，任国文教员。从此，祖父一直在家乡作民小学、族学序贤小学等校任教，安于清贫的教书生涯，终其一生。　
　　　　　　　　　　　　　　　　　　3．走出塾塘乡（2）
　　父亲还有一种酷爱：读报。
　　早在故乡读书时，他就常请在长沙谋生的叔叔寄报回家。唐家桥邮政代办所曾为父亲接送过一份份报纸。来到湖南第一师范附小后，读报，不知方便了多少！
　　湖南第一师范附小教室就在师范部的紧邻，离师范部阅览室不远。只要一有空闲，父亲就钻进去大饱眼福。从书报窗口，他看到了多彩多姿的学生生活以外的国家大事。求知若渴的父亲开始“论政”了，尽管许多观点很可能是报人的观点，他并不一定很理解，甚至于不可避免地接受了地方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对内乱外患的忧虑却跃然纸上。《近日闻见录》中他这样写道：
　　吾于某日课毕往阅览室阅报。见报载吴光新①以岳州、湘阴化为戒严区域，不胜骇异。吴光新阴蓄其志，欲一逞于湖南省久矣。今逢此时内乱纷纷乃乘机作乱，如政府不能先事预防之，或发生意外之变化，此则非独湘人之不幸，抑西南主义之大障碍也。继有中日银行与湖南之关系。日本在我国湖南开设银行以为吸收我国银钱之用。一省之财政完全寄托于银行，今湖南银行之纸币低落一至如是，若均为日中银行所吸收，则全省之财政完全操纵于日人之手。物价之贵贱，汇水之涨落皆可以操纵之，而他日若迫我兑现，则尤为国存亡之一端也。可悲也哉！
　　１９１６年，是父亲少年时代经历的一个多事之年。客观地说，也是父亲迅速成长的一年。
　　这年暑假一到，父亲便兴致勃勃地返回故乡。整理好一学期未曾住过的居室，临窗放置一个小书案，把所学过的课本、书籍一一码放整齐。本欲“每日同妹温习片时外，或击球或踢毽或奉父母之命至附近游观”，过一个轻轻松松的假期。不料，却经历了一次被汤芗铭败兵洗劫的灾难。
　　这年元旦，在中国近代史的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一场复辟丑剧。窃取了辛亥革命成果的袁世凯，登基做了“洪宪”皇帝。但“好景”不长，８３天后下台，并于６月６日在众叛亲离和国人唾骂声中死去。不久，袁世凯任命的湖南都督汤芗铭听说程潜率湘军大败北军，驻省湘军又将联合桂军进攻督军公署，大为惶恐。７月４日晚仓皇逃跑。所率败兵沿途到处抢掠，唐家桥亦未幸免。
　　一日清晨，父亲听到隐约炮声，以为是乡间神庙活动所为，后才知是汤芗铭率兵北逃。第二天，败兵行至唐家桥，幸亏祖父携全家躲向颖珠山，家人未遭殃。然而当疲惫不堪的一家人返回新屋时，见到的是满目狼藉，衣物、器具抛撒在地……
　　１２岁的父亲第一次见到家遭败兵洗劫后凌乱不堪的样子，很受刺激，心中充满气愤与无奈。开学后的第一篇自由命题的作文《暑假纪事》，父亲就记述了此事，文末叹道：“呜呼！数十年来吾家之不幸，莫此为甚也！”
　　此事过不久，又发生一件令父亲扼腕叹息之事——蔡锷病逝。
　　蔡锷，是湖南人引以为骄傲的英雄人物。辛亥革命时在云南昆明发动起义，被推为总指挥，起义胜利后，任云南军政府都督。１９１５年１２月在云南起兵讨伐袁世凯，任护国军第一总司令。１９１６年护国战争胜利，任四川督军兼省长，同年９月患喉癌赴日本就医，于１１月８日病逝于日本福冈大学医院。消息传到国内，长沙教育会举行追悼大会，父亲随学校一同参加。会后特作《追悼蔡公松坡感言》，文章赞道：
　　蔡公松坡，吾国之人才也……袁世凯背叛共和厉行帝制，无有声言反抗者，公耻之，起义云南，独立支持，百折不回，卒能铲除帝制，恢复共和。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由此观之，而足以堪平乱御侮之任者，盖为公耳。今公已矣，吾人可不急起直追，继公之志乎？
　　少年雄心，跃然纸上；一扫暑假面对败兵洗劫后的无奈！
　　内乱，激发父亲戡平内乱之少年壮志；外患，引发父亲爱国御侮之心。
　　近代中国历史，记载了许多失地的屈辱。国土被列强蚕食、分割，这对于每一个具有爱国之心的人，都会深感切肤之痛！　
　　　　　　　　　　　　　　　　　　3．走出塾塘乡（3）
　　１９１７年，父亲正读高小二年级，地理课本既将父亲的视野扩大至世界，更将近代我国割让地之状况形象化了。
　　一天夜晚，父亲于灯下打开地理书，日里所学的知识集于图集，一目了然。东西南北四方国土被瓜分之地，被觊觎之所，赫然在目，“小小丧失不可胜数”，“诚可为痛哭流涕也哉！”他痛言：
　　夫吾一国之中，寸土尺地，皆我祖宗披荆斩棘，沐雨栉风，以积德而累功，以保世而滋大，不知若何艰难也。而今每任强国鲸吞鼓颐，蚕食张吻，掠我土毛，腥我天地，金瓯之国家遂成破碎之山河……。
　　对此，他感到“如烈火之烧心，众镝之丛体，芒刺之负背”，他大声疾呼：我辈“若能时存卧薪尝胆之念，励精图治，何患收回割让地之不能乎！”
　　何以解除内忧外患？父亲当时毕竟才十二三岁，正是人生崇尚英雄的阶段，很自然地，他希望如古今中外历史豪杰般的人物再现。
　　他崇拜明太祖朱元璋，称其为“古之圣贤豪杰其功最大者”。钦佩朱元璋由一僧人从郭子兴起兵，“后子兴死，诸将拥立乃将其兵，灭群雄，定都金陵……统一中国。”
　　他读《俾斯麦传》，对这位世界闻名的德国铁血宰相，赞其少年之时即“阴以统一日耳曼为己任”，“深叹其坚忍之力，创造之功”，认为他是“强国之模范”。
　　他自己也在思考，在探索救国济民之策，这在他的作文中多有反映。面对“人民之生计艰难困苦”之状，他写道：
　　“救国之策如何？非特以米与之、以衣济之也。其最善者在多设工厂工艺别类。如机织缝纫令女子习之，木竹金工等令男子习之。其他如艺徒学校、采矿等均为救济之善法也。”
　　“整顿金融即可安民，停止战争便利输运，商务自旺。”
　　显然上述这些“策”，绝非他个人创造，而是吸收了当时社会上各种有识之士的思想，这些思想引起了他的共鸣。
　　值得一提的是，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小，父亲与萧三的相识与相交。
　　１９１７年第二学期，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在湘潭附近的“黄氏族学”任教的萧三到上海、苏州、无锡等地学校办童子军归来。经介绍，湖南第一师范校长孔昭绶即聘其为附小教员，教英语、音乐两科并兼办童子军。父亲那年正上高小三年级，马上就要毕业了。萧三成了他的老师。尽管萧三长父亲８岁，他们之间却有一种忘年之感。
　　萧三读书时就曾以自己的方式抵制封建主义的教育方式，不甘作考试的奴隶，当了教师就更推崇民主主义教育，不用考试逼人，不搞突然袭击，不出怪题，多靠平时成绩。学生轻轻松松地就学会了，考完了。萧三又是长沙城里童子军第七团团长，办童子军，以“为社会服务”为口号，他教学生练习生存本领，如目测、游泳、两根火柴点燃一堆火等。更注重平时做好事，教学生认清人群及社会对自己的帮助和为社会服务是责任和义务，尤其主张要为劳苦人做好事。这位年轻教师颇受学生欢迎。
　　尤其是父亲，从小受思想比较开明的祖父影响，兴趣广泛，读书之余，音乐、丹青样样上手，对封建主义足不出户的封闭式教育，同萧三一样非常厌恶，曾专门作文抨击。因此，对萧三的教学非常适应。他从富有诗人气质的萧老师的课堂上不仅学得知识，又汲取了具有时代气息的新思想。萧三也非常喜欢性格活泼又有思想的父亲，为了鼓励他，特意送给父亲一个墨盒作纪念，上面刻着“赠二南贤弟”。
　　师生以兄弟相称，足见他们相交非浅，难怪父亲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留学莫斯科时还付信留法的萧三，邀其“前往苏俄一游”；３０年代末，又是父亲全力促成实现萧三回国抗日的宿愿。　
　　　　　　　　　　　　　　　　　　4．“五四”前后（2）
　　５月９日，湖南报界冲破督军兼省长张敬尧的新闻封锁，报道北京学生游行情况。长沙、衡阳、郴州、常德、永州等地的教育界、学生界、工商界及各公法团体，纷纷致电北京政府，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惩办卖国贼。下旬，北京大学南下宣传团回湘学生邓中夏，向毛泽东、彭璜等介绍了北京“五四”运动情况。２８日省学联重新成立，６月３日发表罢课宣言。长沙各校纷纷罢课，组织学联会，救国十人团等。在学生运动的推动下，社会各界也组织了国货维持会，开展维持国货、抵制日货的斗争。
　　长郡中学迅速组织起学生爱国会，开展为社会服务，爱国储金等活动。父亲积极投入到这一活动：
　　他和同学们一道走出学校，提篮上街贩卖国货，初次面对社会；
　　他到学生爱国会主办的“贫民半日学校”任教，至今聘书尚存；
　　他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表演宣传反帝斗争的活报剧……
　　张敬尧惧怕汹涌澎湃的学生爱国运动危及他的反动统治，下令各校提前放假，布告学生限期离校。时值北京学生已开始深入工厂、农村去向民众宣传，省学联当即号召各校学生回家乡宣传。
　　长郡中学校长彭国钧和教育界知名人士徐特立、朱剑凡等发起组织“健学会”，输入、研究和传播世界新思想，毛泽东谓其“在死气沉沉的湖南”，乃是“我们应拍掌欢迎”的“空谷足音”。彭国钧还亲率安化籍学生组织话剧团在小淹演出。
　　父亲担任了湘阴籍宣传团团长，带领同学们返乡宣传。他写传单、编剧本、画漫画，讲、演、唱，样样都干。特别是他组织同学们在塾塘庙、桃花洞、白鹤洞、闾塘庙一带演出文明戏，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年６月，理叔公参加清华庚款留学考试后，觉得有录取可能，便返乡省亲。时值父亲带队回乡宣传，少年叔侄数年不见，自然亲热异常。
　　从南通纺织学校毕业后已在上海恒丰纱厂工作一年的理叔公，滔滔不绝地向父亲讲述他的纺织工业救国的想法。他认为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每年大量进口钢铁和棉纱。因此，主张振兴中国的纺织业就能减少白银外流以救国，所以他要去西方学习先进的纺织技术。
　　小他９岁的父亲却正满腔热情地沉浸在宣传民众的活动中。他热情地邀请理叔公参加演戏。在父亲的动员下，理叔公终于上了舞台，但却只演了一次。此后，理叔公干脆把自己准备赴美留学的一套行装借给父亲当道具，直到他８月启程。
　　也就是在这一年，父亲和肖劲光成了最要好的同学。
　　肖劲光自幼丧父，家境贫寒，全家劳作供他一人读书，就这样，每学期学费还得用母亲唯一的一枚戒指的典当金交付，全家省吃俭用，集资赎当，反反复复。
　　穷困的经济生活，“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以及为振兴中华而探索的意识，促使父亲和肖劲光彼此思想接近，感情融洽，同窗共读、朝夕相处，成了最知心的朋友。
　　转眼到了１９２０年暑假。父亲为了寻找毕业后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