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4-精神生活·意志

　heautou）。”《手册》，51，48。　我们只需想到亚里士多德的明智见解（“对他人的友好感情是一个人对自己的友好感情的延伸”），就足以断定自古代以来人的精神所走过的旅程。　　　　
　　　　哲学家的自我受意愿的我的支配，始终陷入一种与相反意志——确切地说，他自己的意志——的无止境斗争中，并告诉哲学家本人，除了意志本身，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或限制意志。为意志全能付出的代价是非常昂贵的；更糟糕的是，从思维的我的观点看，可能发生的合二为一，也就是说，“与你自己不一致”，已经成为人类状况的组成部分。这种命运不再属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卑鄙的人”，相反，而是属于知道生活艺术的善人和聪明人，不管外部环境是如何使人们怀疑医治人类贫困的这帖“药方”可能比疾病本身更糟糕。　　　　
　　　　不过，在这项可悲的使命中，有一个决定性的、没有任何理由能加以取消的发现，它至少能解释为什么全能和人的自由感可能来自意愿的我的经验。我们在关于保罗的讨论中附带提出的一个问题，即所有的服从都意味着不服从的能力，是爱比克泰德的思考的中心。问题的核心是同意或不同意，说“是”或说“不”的意志能力，如果事情与我有关的话。这就是为什么在其纯粹存在——即外部事物的“印象”——中仅仅取决于我的事物也在我的能力之内；我不仅仅能改变世界（虽然这个命题不会引起完全疏远他所属的世界的个体的兴趣），而且我也能凭借“我不愿意”来否定任何事物的实在性。在人的精神看来，这种能力必定包含某种惊人的和极其厉害的东西，因为从来没有一位哲学家或神学家在对每一个“是”中隐含的“不”给予应有的注意后，不马上转过身来并要求一种感情上的认可，正如塞内加在后来受到埃克哈特大师赞赏和引用的一句话里所说的，劝人“接受所有发生的事情，好像他自己希望和要求事情这样发生”。可以肯定，如果在这种一致的同意中，一个人只看到意愿的我对在现实世界中的存在无能的最后和最深怨恨，那么他也将看到在这里只有一个理由能解释这种能力的虚幻性，最终承认这种能力是一个“人为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人可能天生具有一种真正“可怕的”能力（奥古斯丁），受其本性的驱使，要求一种仅仅在纯粹想象的虚幻世界中运作的能力，这个精神的内心世界成功地把自己与所有的外部现象分离开来，不断地要求绝对的宁静。作为对这种努力的最后的和具有讽刺意味的报答，它将令人不舒服地进入德谟克利特所说的“痛苦的宝库，罪恶的宝库”，或奥古斯丁所说的隐藏“在善心之中和在恶心之中的深渊”。《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残篇》，149；《〈诗篇〉的注释》（Enarrationes　in　Psalmos），见《拉丁文教会圣师著作全集》（Patrologiae　Latina），J。P。　Migne，巴黎，1854—1866年，第37卷，CXXXIV，16。


《精神生活·思维》　第二章最早的意志哲学家（1）

　　　　10。奥古斯丁：最早的意志哲学家　　　　
　　　　如果由于《圣经》，产生了一种基督教的哲学，那么由于希腊传统，　　　　
　　　　基督教才拥有一种哲学。　　　　
　　　　——艾蒂安·吉尔松　　　　
　　　　奥古斯丁——第一位基督教哲学家，有人试图补充说，他是罗马人曾经拥有的唯一一位哲学家，Paul　Oskar　Kristeller有点谨慎地称奥古斯丁为“古典时代最伟大的拉丁哲学家”。参见《人的复活概念》（Renaissance　Concepts　of　Man），Harper　Torchbooks，纽约，1972年，149页。　也是因哲学困惑而转向宗教的第一位思想家。和当时许多受过教育的人一样，他被培养成为基督教神职人员；不过，他自己描述的改信基督教——他的《忏悔录》的主题——完全不同于极端狂热的法利赛人扫罗转变为保罗，即基督教使徒和拿撒勒的耶稣的追随者的经历。　　　　
　　　　在《忏悔录》里，奥古斯丁述说他的心灵如何第一次被西塞罗的现已失传的、包含哲学劝说的著作《霍尔廷西乌斯》所“点燃”。直到生命的结束，奥古斯丁始终都在引用这部著作。他之所以成为第一位基督教哲学家，是因为在整个生命过程中他始终关注哲学。他的著作《论三位一体》是基督教教会的主要教义的辩护词，同时也是他自己的开创性哲学观点的最深刻和最有条理的发展。不过，其出发点仍然是罗马人和斯多噶主义者对幸福的追求——“西塞罗说，显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得到幸福”《论三位一体》，第十三卷，iv，7：“Beati　certe；　inquit（Cicero）omnes　esse　volumus”。。年轻的时候，他出于内心的苦恼转向哲学，并且作为一个人转向宗教，因为哲学使他失望。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哲学应该是“生活的指南”的看法（西塞罗）“O　vitae　philosophia　dux”，见《反图斯库拉纳辞》（Tusculanae　Disputationes），第五卷，第二章。　——是典型的罗马式的。和他把自己的希腊哲学知识所归功的普罗提诺和新柏拉图主义者相比，西塞罗对奥古斯丁思想的形成有着更持久的影响。不是因为人追求幸福的一般愿望没有满足希腊人的期待——罗马谚语看来是希腊谚语的译文——而是因为这种愿望并不是罗马人研究哲学的原因。罗马人仅仅相信“除非为了得到幸福，人没有理由研究哲学”引自一位罗马作家（瓦罗），见《上帝之城》，第十九卷，i，3：“Nulla　est　homini　causa　philosophandi　nisi　ut　beatus　sit”。。　　　　
　　　　我们发现，在整个中世纪存在着对个人幸福的这种实用主义态度；它表明了灵魂得救的希望和被罚入地狱的恐惧的重要性，澄清了难以找到其罗马根源的相当深奥的思辨。尽管希腊哲学的渗透是决定性的，但罗马天主教教会仍然带着深深的罗马烙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种特殊的巧合：罗马的第一位和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也是第一位从拉丁文原始资料和经验中获得许多启发的思想家。在奥古斯丁那里，对作为summum　bonum（至善）的永恒生命的追求和对作为summum　malum（大恶）的永恒死亡的解释达到了思想表达的最高水平，因为借助于内心生活的划时代的新发现，他把两者结合在一起。他认识到，对这个内在自我的唯一关注意味着“我对自己来说已经成为一个问题”（“quaestio　mihi　factus　sum”）——当哲学被传授和学习时从来没有被提出或回答过的一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深刻性，尤其可参见《论三位一体》，第十卷，第三章和第八章：“精神如何能探索和发现自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精神到哪里去探索，精神从哪里来发现？”　在《忏悔录》第十一卷中，关于时间概念的著名分析是对新事物和问题的挑战的典范解释：时间是某种十分熟悉和普通的东西，但没有人问“时间究竟是什么？”——因此，时间成为一个“不可解的谜”，时间所提出的挑战在于：时间既是十分普通的，又是十分“神秘的”。《忏悔录》，第十一卷，尤其是第十四章和第二十二章。　　　　
　　　　毫无疑义，奥古斯丁是伟大的和有独到见解的哲学家，然而，他不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哲学家”，同样真实的是，他著作的主要部分“充满了不是通过结论得出的一系列思想和奔放的文字”彼得·布朗：《希波的奥古斯丁传》（Augustine　of　Hippo），伯克莱和洛杉矶，1967年，123页。　——此外，还充满了重复。尽管如此，引人注目的东西是主题的连续性，在晚年，他仍然致力于追究所谓的“放弃信仰”（Retractationes），好像教会的主教和权威人士是他自己的宗教裁判所。也许，在这些反复出现的主题中，最重要的主题是作为不同于欲望和理性的一种能力的“自由意志”（Liberum　arbitrium　voluntatis），虽然他只有一部著作以此为标题并讨论它。该著作是他的一部早期作品，其第一部分仍然完全具有其他早期哲学著作的特点，尽管这是在他改信基督教和受洗的转折性事件发生之后撰写的。　　　　
　　　　我认为，应该对思想家的人品说几句话，他花费了十年的时间详细地写下了他在生活中遇到的最重大事件，这不是为了回忆或虔诚，而是为了精神上的意义。作为奥古斯丁最近的传记作者，彼得·布朗有点简单化地写道：“可以肯定，他并不是一个信教者，他属于他那个时代之前的拉丁世界中受过教育的人。”《希波的奥古斯丁传》，112页。　在奥古斯丁看来，问题不在于为了真理抛弃哲学的不确定性，而在于发现其新信仰中的哲学意义。在这种巨大的努力中，他首先信赖使徒保罗的《书信》，他的成功也许最好用这个事实来衡量：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他在基督教哲学中的权威能与亚里士多德的权威媲美——因为他是中世纪的“哲学家”。


《精神生活·思维》　第二章最早的意志哲学家（2）

　　　　我们首先考察奥古斯丁对意志能力的最早关注，他在早期论著的第一部分中探讨过这种能力（两个结论部分差不多是在十年之后［大约与《忏悔录》是同时期的］撰写的）。其主要问题是关于恶的原因的研究：“如果没有一个原因，恶就不可能存在”，上帝不可能是恶的原因，因为“上帝是善”。经常出现的问题“（使他）感到十分困惑，因为在他的青年时期……（他）相信异教”，即相信摩尼教。《论自由意志》，第一卷，第一章和第二章。　接下来是严密的论证推理（虽然以对话的形式），正如我们在爱比克泰德那里看到的，在这个后来的时期，表露内心活动的叙述好像是关于教育目的的总结，直到我们在门徒的提问中得出结论：“我怀疑自由意志……是否必然是由创造我们的上帝给予我们的。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自由意志的话，我们就不可能作恶。令人感到担忧的是，上帝将以这种方式表现为是我们的恶行的原因。”在这一点上，奥古斯丁安慰提问者，暂时中止讨论。同上书，第十六章，117和118。　　三十年之后，在《上帝之城》中，他以不同的方式重新提出作为“人的目的”的“意志的目的”的问题。　　　　
　　　　他在许多年之后才回答的问题是奥古斯丁自己的意志哲学的出发点。但是，对保罗的《罗马书》的详尽解释是他建立其意志哲学的开始。在《忏悔录》中，以及在《论自由意志》的最后两个部分中，他进行哲学推理，清楚地阐明了奇怪现象的推论（即使在没有任何外部障碍的情况下，也可能仍然不能行使意志），而保罗用对抗的法律来描述这种情况。不过，奥古斯丁没有提及两种法律，而是提及“两种意志——新的意志和旧的意志，肉体的意志和精神的意志”，和保罗一样，他也详尽地描述了两种意志如何在他的“内心”争斗，“它们之间的不一致”如何“挟持（他的）灵魂”。《忏悔录》，第八卷，第五章。　换句话说，他小心翼翼地避开他以前相信的摩尼教异端，因为摩尼教教导说，两种对抗的本原——善的本原和恶的本原，肉体的本原和精神的本原，统治着世界。在他看来，法则只有一个，因此，基本的明智见解是最明显的，也是最惊人的：“Non　hoc　est　velle　quod　posse”（“意愿和能力是不一致的”）。同上书，第八章。　　　　
　　　　之所以是惊人的，是因为两种能力——意志和执行，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意志必然是为执行能力而存在的”；不用说，能力也必然是为激励的意志而存在的。“如果你行动……那么就不可能没有意志”，即使“你在被迫的情况下非自愿地做一件事”。“当你不行动的时候”，可能“缺乏意志”，或者可能“缺乏能力”。关于voluntas（意志）来自velle（愿意），potestas（能力）来自posse（可能）的详细解释，见《精神和字面意义》（The　Spirit　and　the　Letter），52—58条，关于“信仰本身是否在我们的能力之中？”的问题的后来著作，见Sidney　Morgenbesser和James　Walsh编辑的《自由意志》，22页。　更惊人的是，奥古斯丁赞同斯多噶主义者关于意志优先性的主要理由，即“和意志本身相比，我们的能力不值一提，因为当我们意愿的时候，意志就存在，两者之间没有间隙”《论自由意志》，第三卷，第三章，27；参见同上书，第一卷，第七章，86，以及《改信基督教》（Retractationes），第一卷，第九章，3。，　只是他不相信意志能做到一切。“如果没有意志，法律就不能发号施令，如果意志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