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同堂

　　“当然点名！我好惩办那偷懒不来的！”
　　“要打校旗？”


　　“当然！”
　　“谁喊口令？”
　　“当然是你了！你想起什么，作就是了！不必一一的问！”东阳的脾气，在吃早点以前，是特别坏的。
　　“不等一等校长？”
　　“等他干吗？”东阳右眼的黑眼珠猛的向上一吊，吓了瑞丰一跳。“他来，这件事也得由我主持！我，在，新，民，会，里！”这末几个字是一个一个由他口中象小豆子似的蹦出来的，每蹦出一个字，他的右手大指便在自己的胸上戳一下。他时常作出这个样子，而且喜欢这个样子，他管这叫作“斗争的姿态”。
　　瑞丰有点摸不清头脑了，心中很不安。不错，他的确是喜欢热闹，爱多事，可是他不愿独当一面的去负责任，他的胆子并不大。立在那里，他希望蓝先生同他一道到操场去集合学生。他不敢独自去。可是，蓝先生仿佛把事情一总全交给了瑞丰；对着唇间的烟屁股，他又点着了一支烟；深深的呼了一口，他把自己摔倒在床上，闭上了眼。
　　瑞丰虽然不大敢独自去集合学生，可也不敢紧自麻烦蓝先生。看蓝先生闭上了眼，他觉得只好乖乖的走出去，不便再说什么。事实上，蓝东阳的成功，就是因为有象瑞丰这样的人甘心给他垫腰。蓝先生并没有什么才气——不论是文学的，还是办事的。在他没有主意的时候，他会发脾气，而瑞丰这样的人偏偏会把这样的发脾气解释成有本事的人都脾气不好。在他的几年社会经验中，蓝先生没有学会了别的，而只学到：对地位高的人要拚命谄媚——无论怎样不喜欢捧的人也到底是喜欢捧！对地位相同和地位低的人要尽量的发脾气，无理取闹的发脾气。地位相同的人，假若因不惹闲气而躲避着他，他便在精神上取得了上风。对比他地位低的人，就更用不着说，他的脾气会使他的地位特别的凸出，倒好象他天生的应当是太子或皇帝似的。
　　瑞丰把校旗和点名簿都找出来。几次，他想拿着点名册子到操场去；几次，他又把它们放下。事前，他绝对没有想到领队出去会是这么困难。现在，他忽然的感觉到好多好多足以使他脊骨上发凉的事——假若他拿着校旗到操场去而被学生打骂一顿呢！假若到了天安门而日本人开了机关枪呢！他的小干脑袋上出了汗。
　　他又找了蓝先生去。话是很难编造得精巧周到的，特别是在头上出着汗的时候。可是他不能不把话说出来了，即使话中有揭露自己的软弱的地方。
　　蓝先生听到瑞丰不肯独自到操场去的话，又发了一阵脾气。他自己也不愿意去，所以想用脾气强迫着瑞丰独自把事办了。等瑞丰真的把学生领走，他想，他再偷偷的随在队伍后边，有事呢就溜开，没事呢就跟着。到了天安门，也还是这样，天下太平呢，他便带出大会干事的绸条，去规规矩矩的向台上的日本人鞠躬；见风头不顺呢，他便轻手蹑脚的躲开。假若诗歌是狡猾卑鄙的结晶，蓝东阳便真可以算作一个大诗人了。
　　瑞丰很坚决，无论如何也不独自去集合，领队。他的胆子小，不敢和蓝先生发脾气。但是，为了自己的安全，他不惜拿出近乎发气的样子来。
　　结果，在打了集合的铃以后，蓝先生拿着点名册，瑞丰拿着校旗，又找上已经来到的那一位先生，一同到操场去。两位工友抱着各色的小纸旗，跟在后面。
　　瑞丰的中山装好象有好几十斤重似的，他觉得非常的压得慌。一进操场，他预料学生们必定哈哈的笑他；即使不笑出声来，他们也必会偷偷的唧唧咕咕。
　　出他意料之外，学生三三两两的在操场的各处立着，几乎都低着头，没有任何的声响。他们好象都害着什么病。瑞丰找不出别的原因，只好抬头看了看天，阴天会使人没有精神。可是，天上的蓝色象宝石似的发着光，连一缕白云都看不到。他更慌了，不晓得学生们憋着什么坏胎，他赶快把校旗——还卷着呢——斜倚在墙根上。
　　见瑞丰们进来，学生开始往一处集拢，排成了两行。大家还都低着头，一声不出。
　　蓝先生，本来嘴唇有点发颤，见学生这样老实，马上放宽了点心，也就马上想拿出点威风来。这位诗人的眼是一向只看表面，而根本连想也没想到过人的躯壳里还有一颗心的。今天，看到学生都一声不出，他以为是大家全怕他呢。腋下夹着那几本点名册子，向左歪着脸，好教向上吊着的那只眼能对准了大家，他发着威说：“用不着点名，谁没来我都知道！一定开除！日本友军在城里，你们要是不和友军合作，就是自讨无趣！友军能够对你们很客气，也能够十分的严厉！你们要看清楚！为不参加游行而被开除的，我必报告给日本方面，日本方面就必再通知北平所有的学校，永远不收容他。这还不算，日本方面还要把他看成乱党，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抓到监牢里去！听明白没有？”蓝先生的眼角糊着一滩黄的膏子，所以不住的眨眼；此刻，他一面等着学生回答，一面把黄糊子用手指挖下来，抹在袍襟上。
　　学生还没出声。沉默有时候就是抵抗。
　　蓝先生一点没感到难堪，回头嘱咐两位工友把各色的小旗分给每个学生一面。无语的，不得已的，大家把小旗接过去。旗子散完，蓝先生告诉瑞丰：“出发！”
　　瑞丰跑了两步，把校旗拿过来，打开。那是一面长方的，比天上的蓝色稍深一点的蓝绸旗。没有镶边，没有缀穗，这是面素净而大方的旗子；正当中有一行用白缎子剪刻的字。
　　校旗展开，学生都自动的立正，把头抬起来。大家好象是表示：教我们去就够了，似乎不必再教代表着全校的旗帜去受污辱吧！这点没有明说出来的意思马上表面化了——瑞丰把旗子交给排头，排头没有摇头，也没有出声，而只坚决的不肯接受。这是个十五岁而发育得很高很大的，重眉毛胖脸的，诚实得有点傻气的，学生。他的眼角窝着一颗很大的泪，腮上涨得通红，很困难的呼吸着，双手用力的往下垂。他的全身都表示出：假若有人强迫他拿那杆蓝旗，他会拚命！
　　瑞丰看出来胖学生的不好惹，赶紧把旗子向胖子背后的人递，也同样的遇到拒绝。瑞丰僵在了那里，心中有点气而不敢发作。好象有一股电流似的一直通到排尾，极快的大家都知道了两个排头的举动。照旧的不出声，大家一致的把脸板起来，表示谁也不肯接受校旗。瑞丰的小眼珠由排头溜到排尾，看出来在那些死板板的脸孔下都藏着一股怒气；假若有人不识时务的去戳弄，那股怒气会象炸弹似的炸开，把他与蓝东阳都炸得粉碎。他木在那里。那而校旗象有毒似的他不愿意拿着，而别人也不愿意接过去。
　　蓝先生偏着点脸，也看清自己在此刻万不可以发威。他告诉一位工友：“你去打旗！两块钱的酒钱！”
　　这是个已快五十岁的工友。在这里，他已一气服务过十五年。在职务上，他不过是工友。在维持学校的风纪上，他的功劳实在不亚于一位尽心的训导员。以他服务多年的资格，他对教员与学生往往敢说出使他们愧悔的忠言。他的忠告，有时候足以调解了两三个人的纠纷，有时候甚至于把一场风潮从暗中扑灭。大家都敬爱他，他也爱这个学校——校长，教员，学生，都年年有变动，只有他老在这里。
　　今天，论年纪，资格，都不该叫老姚——那位老工友——打旗，跑那么远的路。老姚心里对庆祝保定陷落也和学生们一样的难过。听蓝先生派他，他楞了一会儿。他不愿意去。可是，他看出来，教员已经和学生为校旗而僵持着，假若他也拒绝打旗，就也许激起一些不快的事儿来。叹了口气，他过去把旗子接到手中，低着头立在队伍的前面。
　　现在该瑞丰喊口令了。他向后退着跑了几步，自己觉得这几步跑得很有个样子。跑到适当的距离，他立住，双脚并齐，从丹田上使力，喊出个很尖很刺耳的“立”字来。他的头扬起来，脖筋都涨起多高，支持着“立”字的拉长；而后，脚踵离开了地，眼睛很快的闭上，想喊出个很脆很有力的“正”字来。力量确是用了，可是不知怎的“正”字竟会象哑叭爆竹，没有响。他的小干脸和脖子都红起来。他知道学生们一定会笑出声儿来。他等着他们发笑，没有旁的办法。奇怪，他们不但没有笑声，连笑意也没有。他干嗽了两下，想敷衍了事的喊个向右转和齐步走，好教自己下台。可是他的嗓音仿佛完全丢夫了。他张了张嘴，而没有声音出来。
　　老姚对立正，齐步走，这一套是颇熟习的。看见瑞丰张嘴，他就向右转，打起旗来，慢慢的走。
　　学生们跟着老姚慢慢的走，走出操场，走出校门，走出巷口。他们的头越来越低，手中的小纸旗紧紧的贴着裤子。他们不敢出一声，也不敢正眼的看街上的人。他们今天是正式的去在日本人面前承认自己是亡国奴！
　　北平特有的秋晴里走着一队队的男女学生——以他们的小小的，天真的心，去收容历史上未曾有过的耻辱！他们没法子抵抗。他们在不久之前都听过敌人的炮声与炸弹声，都看见过敌人的坦克车队在大街上示威，他们知道他们的父兄师长都不打算抵抗。他们只能低着头为敌人去游行。他们的手中的小旗上写着“大日本万岁！”
　　这最大的耻辱使甚至于还不过十岁的小孩也晓得了沉默，他们的口都被耻辱给封严。汽车上，电车上，人力车上，人家与铺户的门前，都悬着旗，结着彩，可是北平象死了似的那么静寂。一队队的低头不语的小学生走过，这默默的队伍使整条条的街都登时闭住了气。在往日，北平的街上有两条狗打架，也会招来多少人围着看；或者还有人喊几声好。今天，行人都低着头。铺户里外没有看热闹的。学生的队伍前面没有喇叭与铜鼓，领队的人既不喊一二一，也不吹着哨子，使大家的脚步齐一。大家只是那么默默的，丧胆游魂的，慢慢的走。排在队伍中的不敢往左右看，路上的行人也不敢向队伍看。他们都晓得今天不是什么游行，而是大家头一次公开的与敌见面，公开的承认敌人是北平的主人！路上的人都晓得：往日的学生游行多半是向恶势力表示反抗；他们有时候赞同学生的意见，也有时候不十分满意学生的举动；但是不管怎样，他们知道学生是新的国民，表现着新的力量；学生敢反抗，敢闹事。今天，学生们却是到天安门去投降，而他们自己便是学生们的父兄！
　　瑞丰本是为凑热闹来的，他万没想到街上会这么寂寞。才走了一里多路，他就感觉到了疲乏；这不是游行，而是送殡呢！不，比送殡还更无聊，难堪！虽然他的脑子相当的迟钝，可是看看街上，再看看学生，他也没法否认事情大概有点不对！队伍刚一走入大街的时候，他还跳前跳后，象看羊群的犬似的，表示自己的确有领队的能力与热心。为挽救适才在操场中没有把口号喊好的丢脸，他一边跳前跳后，还一边点动着小干脑袋，喊起一二一，好教大家把脚步放齐，振作振作精神。可是，他白费了力。大家的脚抬不起来。慢慢的，他停止了喊一二一；慢慢的，他也停止了跳前跳后，而只在队伍的中溜儿老老实实的走；慢慢的，他也低下头去。他不晓得为什么自己会这样了。他爱热闹，他一向不懂得什么叫作严肃。可是，今天北平的街上与北平的学生使他第一次低下头去，感觉到他应该一声不出。他很后悔参加这次的游行。他偷眼向前后找蓝东阳，已然不见了。他的心中有点发慌。虽然阳光是那么晴美，街上到处都悬旗结彩，可是他忽然觉得怪可怕！他不知道天安门安排着什么险恶的埋伏，他只觉得北平的天，北平的地，与北平的人，今天都有点可怕。他没有多少国家观念，可是，现在他似乎感到了一点不合适——亡了国的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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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迷糊糊的走到东四牌楼，他很想偷偷的离开队伍。可是他又不敢这样办，怕蓝先生责骂他。他只好硬着头皮向前走，两个腿肚子好象要转筋似的那么不好受。
　　这时节，瑞宣正在屋里对着日历发楞，今天是双十节！
　　他拒绝了参加游行。于是，无可避免的，他就须联想到辞职。在学校里，他是个在尽心教功课而外别无野心的人。虽然在更换教务主任与校长的时节，他常常被大家看成为最有希望的候补人，可是这纯粹出于他的资望与人品的感召，而与他自己丝毫不相干；他绝对不肯运动任何人帮忙他作主任或校长。他的尽心教课是目的，不是为达到什么目的的手段。在教课而外，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