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效应之穿越甲午

悔青了。”
　　孙文和孙纲接触久了，孙纲从后世带来的语言，孙文也学去了不少。
　　“走，你现在就带我去见他。”孙纲说道，
　　（二百五十二）见到了大才子梁启超
　　刚一见到梁启超，孙纲使劲地眨了眨眼晴，怀疑孙文是不是把别人当作梁启超给弄来了。
　　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眉清目秀的和自己年岁相仿的英俊青年。
　　只是看上去，书卷气未免重了一些。
　　但那双眼睛，虽在病中，但仍给人一种亮如晨星的感觉。
　　梁启超的夫人也在陪着他，她看上去年岁比梁启超大，一看就是那种受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温柔贤淑的大家闺秀，看着他们夫妻的神情，孙纲能想得到，他们两口子一定十分恩爱。
　　看见堂堂的北洋船政大臣孙纲亲自来探望，梁启超夫妻要给他见礼，孙纲这才想起来，自己目前还处在这个“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封建王朝时代，自己的官位远比他要高，按照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他们夫妻俩给自己行大礼也是没错的，可让人家夫妻一起给自己行这种大礼，从后世穿越来的他心里还是无法接受。
　　“别别别，千万别这样，这些就免了，我与卓如君神交已久，那样的话，折杀我了，”孙纲手无足措地上前阻止他们夫妻给自己行大礼，握着梁启超的手说道，“卓如君身在病中，可千万保重，我急着想见卓如君，打扰了卓如君休息，还请卓如见谅。”
　　梁启超看他对自己这么尊敬，而且一上来就一副一见如故亲切得要命的样子，愈发感觉惶恐。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孙文看他们三个都是一副“无比紧张”地样子在那里，不由得在一旁打了个圆场，笑道，“卓如现在相信我对你说过的话了么？”
　　“大人礼贤下士，怪不得麾下人才济济，乐为所用。不才今天算是体会到了，”梁启超用一种极为怪异的口音对孙纲说道。“启超原以为，今海内大吏，求其通西学，深见本源者，博综中学，精研体要，莫吾师若。而同样学贯中西。敬贤礼士，使人如沐春风者，非孙大人莫属。”
　　他说了这么一大堆，叽哩咕噜的，孙纲乍一听还真没怎么听明白，在那里直眨眼睛，梁夫人在旁边赶紧给他“翻译”了一遍，孙纲才听明白了是什么意思。
　　他说的那个“师若”。居然还不是康有为，原来是指张之洞！
　　想不到梁启超居然向张之洞执弟子礼，他这还真是头一次知道。
　　拿自己和张之洞相比，足见对自己的敬意了。
　　得到梁启超这样的夸奖，可着实让孙纲有一种“飘飘然”地感觉。
　　“不愧为译书局总办，连夫人都是翻译。”孙文在一旁笑道。看孙纲不太明白的样子，解释道，“卓如君是广东新会人，官话说得不好，夫人在京师多年，官话流利，是以有替夫君‘翻译’之责，呵呵。”
　　“让孙大人见笑了。”梁夫人含笑对孙纲说道，
　　孙纲恍然大悟，怪不得梁启超地口音听起来这么“耳熟”。原来是“粤语”啊。
　　好在孙纲在后世也是极为推崇黄家驹的歌的。对“粤语”并不感觉陌生，也没有因此取笑梁启超的意思。孙文给他们俩又介绍了一番，孙纲就迫不及待的和梁启超攀谈了起来，遇到孙纲听不明白的，梁夫人李蕙仙就给他“翻译”过来，使得这番谈话别有一番风味。
　　从梁启超的话里，孙纲才知道，梁启超没有能和老师康有为一道参与新政，和他这个官话说得不好有莫大地关系。
　　梁启超十二岁考中秀才，十七岁中举人，十八岁就学于康有为，“天下誉为神童”，二十四岁时筹办《时务报》，为总编述，发表过《变法通议》等著名文章，名噪天下，二十五岁时担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并参与创建了旨在解放中国女子的女子学堂和“不缠足会”（这个可是令中国很多有“恶趣味”的男人大为恼火的），因为他的文章切中时弊，言辞恳切，激动人心，是以影响力极大，他的名字也为光绪皇帝所知，光绪皇帝特意在皇宫召见了他，但因为梁启超官话说得不好，和光绪皇帝之间难以交流，结果光绪皇帝有些失望，召见结束后只赏了梁启超一个六品的京师大学堂（应该是现在的北大前身）译书局总办地小官，是以梁启超未能全部参与到变法当中去，这件事也给了梁启超很大的刺激，他下决心要学好官话，所以一有空就让妻子教他。
　　前些日子他一直没有立刻去孙纲处求见，这个官话说得不好的原因，在里面其实也占了很大的比重。
　　梁启超的妻子李蕙仙是梁启超中举时的主考官李端棻地堂妹，李端棻爱其年少有才，所以有此嫁妹之举，李蕙仙年纪比梁启超大四岁，又出身官宦之家，但因为爱慕梁启超的才华和学识，并没有嫌弃他的家境贫寒，是以两人婚后十分恩爱，孙纲从她给他当“翻译”的神情就能看出来。
　　孙纲和梁启超的话题不自觉的就转到了眼下正在进行的“维新变法”身上，据梁启超说的，目前变法的阻力已经越来越大，他们维新派内部也出现了众多的分歧，比如说另一位维新派骨干王照劝康有为把变法地“桂冠”送给慈禧太后，“若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伸，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对此康有为坚决反对，说慈禧是“老朽不可造就之物。”结果和王照大吵了一场，弄得不欢而散。
　　另外，康有为地一系列激进“变法”措施已经引起了大规模的反对浪潮，可他仍然不知道变通，一个劲地“硬碰硬”，连他地弟弟康广仁都批评他，说他“规模太过、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动太大”，但康有为不为所动，仍然“我行我素”，可以说“勇气可嘉”，但越这样下去，“变法”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小了。
　　从梁启超的话里，孙纲还了解到，康有为目前的权力也很有限，他只是个军机章京，另外权力较大，负责替光绪皇帝起草诏书的“军机四卿”中，只有谭嗣同和林旭同他来往较为密切，但谭嗣同和林旭是属于比较激进的一派，一直希望能够开立议院，但这正是康有为所坚决反对的，所以他们的关系并不好，康有为有一次甚至忍不住在背后向梁启超发牢骚，说谭嗣同、林旭二人的相貌举止，都不像开过功臣的样子！
　　康有为是这么说的，“今兹维新，关中国四千年大局，负荷非常，而二者起布衣而骤相，恐大祸将至矣。昔何晏、邓飏执政，而管公明谓其鬼幽鬼躁，必及于难。吾今俱矣。”
　　听了这些，孙纲的眼珠子差点没掉出来。
　　康有为的这番话可是让孙纲着实开了回眼。
　　梁启超和孙纲说这些，一方面是没有把孙纲当外人，显示了他性格当中率直真诚的一面，另一方面，梁启超也或多或少的表达了对自己授业恩师的不满。
　　康有为居然把自己“一个阵营”里的同志都这么比方，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三国时依附曹爽被司马昭杀掉的浮薄文人何晏、邓飏能和锐意变法救国的“戊戌六君子”当中的谭嗣同、林旭相比么？
　　从梁启超的话里，孙纲知道了太多太多的不为世人所知的东西了。
　　另外，据梁启超说，“军机四卿”的其他两人杨锐和刘光第同康有为并不熟悉，刘光第也只和康有为谈过一次，说不上有什么深交。倒是康有为一直不屑与之往来的李鸿章对变法的助力极大，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和这次的“裁撤冗衙冗员”，就得到了李鸿章的大力支持。
　　由于反对声浪过高，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专门召见李鸿章等枢臣“面议”此事，在孙毓汶徐用仪等人都不肯说话的情况下，李鸿章引经据典，强调了精简机构对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并拿出了他经过深思熟虑的“并裁”方案，就是在现在的基础上尽量合并一些不太重要的衙门，不用一下子大量裁员，而是对可能参加“并裁”的官员们进行考核，“选优汰劣”，尽量在这些官员们的能力范围内予以适当安置，这样，既精简了机构，节省了国家开支，又不会造成太大的震荡。
　　李鸿章弄的这个“并裁”方案其实有些类似于后世的“末位淘汰”和“竞聘上岗”的意思在里面，应该说是一个目前切实可行的办法。
　　（二百五十三）给梁才子“上课”
　　李鸿章的“并裁”方案经过枢臣们长时间的讨论，虽然刚毅、徐桐等守旧大臣及满族权贵还是表示反对，但最终在恭亲王的协调下得以通过，光绪皇帝后来正式下诏，以李鸿章的“并裁”方案实施，康有为弄的这个轩然大波总算有惊无险的就这么“揭”过去了。
　　康有为惹了这么大的乱子，让李鸿章给平息掉了，但这仍然没有改变康有为对李鸿章的成见，甚至徐世昌和康有为说了孙纲在朝鲜所采取行动的苦衷后（这个徐大翰林还真是个讲信用的人），康有为也没有改变对孙纲的看法，说孙纲“巧言强辩，混淆视听”，而且当梁启超表示想去见一见这位“斐声海内”的“少年能臣”时，康有为居然勃然大怒，身为学生的梁启超对老师敬畏惯了，吓得大气不敢出一声，但他看过孙纲给光绪皇帝写的那个“海权论”《大纲》，坚信孙纲不是象康有为想的那样，正好孙文来了，因为孙文也是广东人，他和孙文“一见如故”，谈得极是投机，知道孙文和孙纲的关系后，“求为引见”，孙文慨然答应，就把梁启超给领来了，梁启超正愁自己的官话说得不好，恐怕和孙纲沟通困难，还在那里忐忑，却没有想到孙纲居然先来了。
　　“吾师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说白了就是死要面子不认错）。”梁启超对孙纲说道，“对大人或有不当之见。还请大人不要见怪。”
　　“那倒不算什么。”孙纲笑着说道，“只是我自己不怪他，怕其他人就不一定能象我这样了。”
　　梁启超听了也是一脸苦笑，但康有为毕竟是他的老师，在这个“天地君亲师”为大地时代，作为学生的梁启超，也是无能为力的。
　　两人一谈之下。颇有相见恨晚之意，孙纲和梁启超就“变法”的许多问题交换了看法。孙纲告诉梁启超，“法”的确该变，这一点没有错，但不能这么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搞“一刀切”，譬如病人得重症是应该下猛药，药效猛可以，但如果下手太急的话。病治好了，可病人也死了，那样地结果又有什么用呢？
　　孙纲对目前“变法”的看法是，中国当前极需要一个和平地环境来发展综合国力，旧法当变，也确实是刻不容缓，就象康有为和梁启超一贯主张的那样，应该“开启民智”。唤醒民众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改变中国“暮气沉沉”的现状。
　　但开启民智光兴办学堂其实是很不够的，最主要的一点康有为和梁启超及众多的维新人士其实都没有想到，可对从后世穿越过来地孙纲来说，这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孙纲提出来的就是。开放舆论。
　　大清王朝现在的实际情况是，由于壁垒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不光平头百姓不能随便上书言事，连品级较低的官员也是不行，由此不但造成“下情无以通上，上情亦不能达下”的局面，也使得民众的思想被禁锢，这才是造成中国目前“万马齐喑”的真正原因。
　　大清王朝地整个国家官僚机构根本不象一些西方国家那样，它没有民间舆论的监督和制约，虽然设了科道御史言官用以对各级官员的行为进行纠察监督和批评。而且监督和批评还常常发生作用。但实际上这个“国家监察机构”也是在大清王朝的官僚体系内当中的一员，根本不可能做到在“体制内”实行完全意义上的监督。历史表明，能够作到真正地监督的力量只能来自于民间舆论。
　　但是目前的大清朝还是一个封建专制国家，根本不可能做到完全开放民间舆论（西方的德国和俄国也是一样），孙纲的意思是可以促成朝廷开放一部分舆论（在那个“防汉”的心理下，想要全部开放是不可能的，朝廷也绝对不会允许），即允许民众在各种报纸上发表言论，“评议时政”，朝廷对此可以采取“言者无罪”的态度，官员们可以被告知要多注意这些言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说得对就听，不对的也不用大惊小怪，民众不明白的可以向民众解释或者在报上反驳不同观点。这样一来，在整个社会上形成一种“言论自由”地风气，民众对国家大事地关心自然就会促成民智的觉醒，同时官员们在逐渐意识到了民间舆论地力量后，也会自觉不自觉的“收敛”自己的行为，无形当中就会减少贪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