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效应之穿越甲午

　　为了增强其他三支舰队的实力，孙纲下令将北洋舰队的“海天”、“海圻”两艘巡洋舰调给南洋舰队，“海容”、“海筹”、“海琛”三艘巡洋舰调给了海峡舰队，“海陵”、“海勋”、“追日”三艘巡洋舰调给了越洋舰队。
　　林国祥、刘步蟾和程璧光知道后都十分高兴，北洋一下子就分出去了八艘巡洋舰给他们，这“礼”送的也属实大了点。
　　北洋舰队司令叶祖圭倒没觉得太“肉痛”，因为他已经知道了，改装后的两艘俄国大型巡洋舰“留里克”号和“阿斯科尔德”号，肯定是自己的了。
　　还有一艘六千多吨的正在改装的“米宁”号舰载鱼雷艇母舰。
　　甚至北洋船政局从智利买来的那些大型巡洋舰，也肯定是非北洋舰队莫属了。
　　包括北洋船政局现在还在日夜赶工的舰船，将来也大都是北洋舰队的了。
　　北洋舰队将成为中国海军的主战舰队，这个消息让叶祖圭和北洋舰队的海军众将们听了都兴奋不已。
　　孙纲随后还向李鸿章建议说，“己亥之乱”前的清朝政府曾要在天津大沽口举行“海军会操”，并邀请各国参加“海上阅舰式”，各国政府都已经答应了，但因为中国发生战乱而未能举行，“华夏共和国”取代清朝成立后，不妨向各国“重申前意”，表达“同友邦敦睦之意，且可扬我国威军威，使列国不敢轻易启衅。”
　　李鸿章召开政务院会议商议后表示了同意，并让外务部再次向各国驻北京使馆发出了邀请的正式照会，各国都作出了积极回应，连俄国人都表示要派船参加。
　　俄国人的这个养气功夫，属实非同一般。
　　由于“华夏共和国”现在取代了清朝，在一定程度上给原来和清朝保持“宗藩”关系的中国属国造成了一定的困扰，但经过朝鲜的率先“表态”，这个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在清王朝全盛的时候，中国周围的好多国家都向中国朝贡，和中国保持着宗藩关系，象朝鲜、琉球、拉达克、哲孟雄、不丹、尼泊尔等山外诸国，苏禄、越南、缅甸、南掌和、暹逻（泰国）等东南诸国都是中国的宗藩，这种“宗藩”关系并不是近代的那种“保护国”和“殖民地”关系，而是基于传统文化理念上的名义上的不会被宗主国干涉内政的自治属国和宗主国之间的关系。清朝与周边国家存在的这种宗藩关系表面上看来是一种“以小事大”的不平等关系，周边国家要向清朝“称藩纳贡”；接受中国的册封，并由中国赐与印玺。而实际上这种宗藩关系只是维系中国和周边各国友好关系的一种形式，并不具有统治和被统治的实质性内容。并且，作为宗主国的中国统治者，是以一种“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不干涉主义”态度去对待这些国家的。原则上并不干涉藩属国的内政。
　　中国统治者为了显示自己作为“天朝上国”的富有与大度，总是本着“薄来厚往”的原则，对朝贡者给予大量的赏赐，其价值远远超过朝贡者所进贡的物品，所以，各藩属国总是乐于来华朝贡。虽然有些国家有时不按规定而提前来华朝贡，中国政府也都给予了热情接待。
　　（四百零二）货币制度的“两””元”之争
　　值得注意的是，各宗藩国在来华朝贡的同时，也与中国进行了大量的贸易活动。由此可见，清朝与周边国家的这种“宗藩”关系和近代西方国家间的那种表面上“平等”，而实质上却是“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和西方殖民国家的“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那种控制与被控制、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更是有着不可同日而语的天壤之别。即使在清朝“闭关锁国”期间，和属国的这种联系也没有中断，只是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清朝国势渐衰，在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侵略下，这些属国渐渐的丧失，但基于传统文化上的认同感，这些国家还极力的保持着和中国的“宗藩”关系，象缅甸尽管已经成了英国的殖民地，但英国仍然不得不允许缅甸在一定时间继续向中国“朝贡”。
　　现在，大清王朝已经由新的“华夏共和国”所取代，中国传统的这些宗藩国失去了“朝贡”的对象，如何重新“定位”和中国的关系，是摆在这些中国的前“属国”面前的一道难题。
　　而孙纲提前留了“后手”，通过自己在朝鲜的北洋方面的代言人“美女学生”金舜姬，成功的解决了朝鲜和中国的藩属关系问题。
　　在“己亥之乱”发生之后，朝鲜国内很快就知道了消息，朝野上下顿时一片震恐，朝鲜国王李熙大惊失色。派人向在釜山的北洋水师提督叶祖圭问计，叶祖圭虽然已经提前知道了消息，但也不敢擅自决断，后来等到孙纲把在北京地朝廷主要官员都接到了旅顺，成立“北洋共和政府”后，金舜姬按照孙纲的指示，以她的特殊身份在朝鲜军政两界及王室间进行了“沟通”。才让朝鲜在因中国内乱造成的恐慌情绪中稳定下来，朝鲜国王李熙表示。“中国有难，朝鲜为中国属邦，绝不坐视不顾”，指示朝鲜军政当局做好战备，“备中国不时之需”，于是就有了后来朝鲜海军协同北洋舰队作战以及金舜姬亲率朝鲜军队3000人进入中国境内帮助中国军队阻击俄军的行动。
　　“华夏共和国”成立后，朝鲜率先表示承认。但对于朝鲜应该同中国居于什么样的地位感到“困惑”，孙纲随即让金舜姬转告朝鲜国王，中国和朝鲜仍然是“唇齿相依”的“兄弟之邦”，既然大清王朝已经不存在了，中国将和朝鲜建立“平等”地外交关系，用来取代以前的“朝贡”关系。
　　朝鲜国王李熙知道后放心之余也十分感动，立刻派使团前往中国道贺，递交国书。“庆贺中国共和重生，并与中国约为盟邦，互助互援，永世修好”。中国和朝鲜以签订《平等友好互助条约》地形式确定了两国新的外交关系。
　　朝鲜是中国最重要的属国之一，在朝鲜的“率先表态”之下，琉球王国接着响应。中国的另外几个已经和清朝实际联系不多的属国暹逻、缅甸、尼泊尔等国也纷纷向中国派遣使团，重新和中国建立了平等的外交关系，取代从古时延续下来地“朝贡”关系。
　　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史上，也就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对孙纲来说，这些周边邻国重新和中国建交，有助于中国以这些友好国家做为屏障和助力，抵御西方国家的蚕食。这些周边国家对中国以后的发展，有着很现实的战略意义。
　　对这些国家来说，和已经开始逐渐强大起来的中国结好，也有助于防止他们自身被西方列强吞并。
　　远的不说。象朝鲜为了对付日本和俄国地潜在威胁。和中国走到一起是必然的，也是现实的选择。
　　象尼泊尔依托中国。不但能够保护自己，而且一个独立的尼泊尔作为中国西藏地区的屏障，对中国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现在通过“平等友好互助条约”地形式，正式取得了在朝鲜和琉球的驻兵权，将中国的海上防线扩大到了外海，对保护中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也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你的事忙得怎么样？”这一天，孙纲看到自己的爱妻马玥也和自己一样的在忙，而且一副愁眉深锁的样子，不由得问道，“可别把自己累坏了，不是又出什么事了吧？”
　　“倒不是出了什么事，经济的问题，不是象你那里军事方面的事情那样，你知道了发展地方向，按着正确地道路解决就行了。”马玥说道，“记得我和你说过的那个关于钱地事情吧？你不是还在银行干过好多年吗？这回帮我出出主意吧，你们都是‘参政’，张大总督那里，恐怕你得帮我去沟通一下。”
　　“怎么回事？要我去找张之洞老爷子沟通什么？”孙纲听她这么一说，不由得奇怪地问道，
　　马玥告诉孙纲，现在关于中国的货币制度的标准，一直无法确定下来。
　　由于中国目前流通的货币不但有传统的纹银和方孔铜钱，而且还充斥着大量的外国银元，以及各省自铸的银元，这些各种各样的货币之间并没有固定的兑换率（也根本不可能有），中国市场上货币流通之混乱，世界罕见。尤其是各省官办的或私营的钱庄和票号以及在中国的外国银行都在发行纸币，这样就使得中国的市场更加的混乱。这种货币流通的混乱状态极大地阻碍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甚至于在中国作生意的外国商人对这种混乱状况都感觉到“难以忍受”，英国和美国在同“华夏共和国”重新订约时就向李鸿章等人明确提出，中国必须改变目前这种货币制度的混乱状态，要求新的中国政府实现货币“标准化”，甚至提议中国采用“金本位制”的货币制度。
　　混乱的货币制度不利于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不但中国的好多商界人士已经深刻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中国政府的好多官员的看法也都一样。因而这次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商界代表会议”上，好多省的商业协会代表强烈要求统一币制，并在集体讨论之后向李鸿章提交了“请愿书”，要求政府制定统一的货币政策，“以解民间通货不畅之积弊”。
　　“全国工商界代表会议”还向李鸿章提交了几份“备忘录”，里面有经过各省商界代表讨论后给出来的几种货币制度的备选方案，以供政府选择。
　　李鸿章接到请愿书后不敢怠慢，由于他对这个货币制度该用什么标准好也是心中无数，他特地还请了几位对中国这方面很有“研究”的外国专家来进行咨询，这帮外国人经过研究之后给李鸿章出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大体上是这样的：
　　（一）因为世界银价下跌的关系，中国目前的货币制度应该和国际接轨，采用金本位制。
　　（二）虽然采用金本位制，但黄金货币不应该在国内市场上流通，只能作为国家的货币发行储备和支付外国之用。
　　（三）虽然采用的是金本位制，但在中国的国内市场，应该以银币作为标准货币。
　　（四）按照目前中国市场上的现状，金与银之间的最佳兑换比率应该是1　比36。
　　（五）做为标准货币的中国银币，应该和现在中国市场上流通的外国银元大体相当。
　　这帮外国专家弄的这个方案，在孙纲的“专业眼光”看来，已经有一些“虚金本位制”的意思在里面了。
　　而且这些外国专家还建议，为了监督新的货币制度的采用，中国应该雇佣外国人来帮助实现中国的新货币政策。
　　因为李鸿章对货币制度的事情并不是太了解，所以他也不敢确定这个方案适合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李鸿章把这个方案又传回了“全国工商界代表会议”，让各省商界代表讨论，结果这些人有的支持金本位制，有的支持银本位制，居然没办法达成一致。
　　但最后经过投票表决，最终确定的是银本位制。
　　毕竟在中国，白银作为主要流通货币，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传统的力量是很大的，在中国，尤其不容易改变。
　　确定了使用银本位制之后，关于新的货币采用什么样的标准，又起了争执。
　　那就是，究竟是使用币值为“一两”的标准银币好呢，还是采用约等于半美国银元的“一元”（相当于0。72两库平银）标准银币好呢？
　　关于货币制度的讨论，现在集中在了这个货币标准的问题上来了。
　　虽然这个问题李鸿章还没有拿到政务院会议上进行讨论（不然孙纲就能知道了），而消息传到了政务院另一位参政张之洞的耳朵里后，张之洞表示反对采用金本位制，支持银本位制的方案，并且明确表示，中国应该采用“库平银一两”的标准银币。
　　（四百零三）废“两”改“元”
　　张之洞的建议采用“库平银一两”的标准银币的理由是，中国人纳税都是以“两”为基础，而且民间日常使用的都是铜钱，只有在纳税和大宗交易时才使用白银，而银元的成色不足，流通时将被认为是一种不足值的货币，在民间流通可能会受到抵制，等等。
　　而且张之洞还指出，世界银价下跌虽然不利于中国偿还外债，但有利于促进中国的出口并限制进口，在对外贸易上对中国有一定的好处。
　　应该说张之洞的想法不是没有道理，而且张之洞在对外贸易方面能有这种见识，这在当时可是非常了不起的。
　　后世的日本钱的汇率为什么会定得那么低，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促进出口贸易。
　　孙纲虽然在后世的身份是银行职员，对货币制度有一定的了解，但并不深刻，他现在也无法确定到底采用哪一种标准更适合目前中国的经济现状。
　　“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