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效应之穿越甲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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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不必多礼，”孙纲对严复说道，“正如先生所说，先生能在这里畅所欲言，这一点也许就是‘共和’较‘专制’强的地方了。”
　　“如今之‘共和’比起满清之‘专制’，确实有很多好的地方。”严复说道，“然敬茗可知，我之国情民性较西国截然不同，泰西诸国尚未尽为共和之国，而我国骤然全弃古制，敬茗以为可乎？”
　　严复这么一说，孙纲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严复是希望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
　　严复告诉孙纲，中国的国情民性都和西方国家不同，现在实行“共和”政体，很容易造成国家政局的动荡，甚至有天下大乱的危险。
　　而且，在严复看来，中国老百姓自身存在的问题，是不能仅仅用“民智未开”这几个字来形容的。
　　严复是这样对孙纲说的，“一国之强弱存亡决乎其民者有三，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慧之强，三曰德性义仁之强。而近世我民之不具备此三者，八股科甲积年之害也。夫八股非自能害国，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其使天下无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其一曰锢智慧；其二曰坏心术；其三曰滋游手。此三害以致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非一言能尽述之，亦非一时之政能尽变之。……即有改革种种，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专制之政。可以强力一时收束之，徐图教诲改之；而共和所谓之‘政听决于民意’，国之大政皆决于群哄，明知其不可行而不得不行，若稍有拂逆，则使当国者去之，不问其施政之得失。所谓‘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国体变迭，如同走马之灯，此为利国利民之政体乎？窃以为‘共和’之害，大于‘专制’之害也。”
　　严复看看孙纲没反应，又对孙纲说道，“他日中堂等元宿去后，若是敬茗主政。则我华夏万民之福也，若为一二之窃国大盗持国，则不独为国民之害，恐我华夏之族，将不复存于地球矣。”
　　严复通过自己对中国国情民性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一针见血地向孙纲指出了目前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存在的危险，现在的“华夏共和国”政权相对于已经灭亡的满清王朝，并不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权。而中国百姓的“开化”程度目前相比于西方国家还是很低，教育程度也不够，如果不用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加以收束，很容易酿成大乱，甚至是最终导致国家和民族地整体灭亡！
　　严复对孙纲说的这些，并不是在那里危言耸听。孙纲毕竟是“过来人”，对后世发生地一些“历史教训”，印象还是极为深刻的。
　　严复对他说的很明白，针对中国目前的现状，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建立一个以汉人为主的“君主立宪”的国家！
　　孙纲这才明白，为什么在原先地历史上，严复会一直的反对**共和，时持犯众之议，并深深的卷入到了袁世凯弄的那个“洪宪帝制”当中，以致为后人所诟病了。
　　但严复说的。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同时。让严复担心的是，中国人现在没有对新国家形成文化上的归属感。有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地危险，“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泄，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因此“非汉人之君主立宪不足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
　　严复对孙纲说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谓“鼓民力”，就是鼓励全国人民戒除恶习陋俗，拥有健康良好的体魄；所谓“开民智”，就是建立完整的学校系统来普及教育，让中学西学“体用一致”（比张之洞提倡的那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要更上一层楼了）；所谓“新民德”，就是要在全国范围内重新树立新地道德体系，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使中国真正成为“文物阜盛之邦”。
　　在这个“新民德”的方面，严复已经看到了因为满清王朝长期的封建奴化教育及“八股取士”造成的中国人民群体道德观念的下降和对国家认同感归属感的丧失，由此给中国带来长期的巨大的危险。严复认为现在的“共和”政体做不到这些，只有实行“开明专制”地“君主立宪”政体才可以。
　　严复说地在孙纲看来虽然不一定完全对，但的确给他提了一个醒。
　　现在满清王朝已经不复存在了，以前地那些旧观念也随之而灰飞烟灭，但新的道德标准还没有确立起来，在旧的王朝时代，君主可以成为人民的道德标准和精神核心（所谓的“天地君亲师”，除了天地，以“君”为首），而现在君主制已经随着整个封建制度的消失而不存在了，习惯了“君主崇拜”的中国百姓，面对着新生的“华夏共和国”，找不到可以“崇拜”的对象，这听起来很可笑，但在目前，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难道，要给李鸿章甚至以后是自己搞什么“个人崇拜”不成？
　　想到自己的头像将来有一天可能被挂得满那都是，孙纲不由得一脸的苦笑。
　　刚才严复在话里也表明了这个意思了，在中国建立一个“李氏王朝”或者“孙氏王朝”都不要紧，只要是以汉人为主体的“君主立宪”就行！
　　我的严复“大神”哪，你居然是这么想的啊！孙纲在心里暗暗叫道。
　　“敬茗何故发笑？”严复看见孙纲那一脸哭笑不得的样子，不由得奇怪地问道，
　　“我在想，假设我当上了皇帝是什么样子。”孙纲回过神来，略一思索，说道，“我不管见到的是象严先生这样长辈也好，还是自己的亲人，大家是不是都要跪着和我说话？”
　　严复让他的话说得一愣，只听孙纲又若有所思的说道，“咱们中国人就是一辈辈这么的跪过来的，可能都习惯了，连老康都说，‘敬天祭孔，不跪拜之，留此膝何为？’难道就都愿意永远的跪下去，不想站着或坐着说话？”
　　严复一时语塞，好象从他的话里听出来了什么，但却说不出来。
　　“如果连试试都不可以的话，怎么能知道站着和坐着说话的好处呢？非得象奴才一样才好过不成？”孙纲仿佛在那里自言自语，“我记不住是谁说的了，中国人民的历史，所谓的‘治’’乱’之世，一个是做奴隶的时代，就是‘治世’，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就是‘乱世’，难道，就不能开创一个不用做奴隶的时代吗？”
　　严复听了他的话全身不由得一震，吃惊地看着孙纲，半天才说出话来，“不用做奴隶的时代？”
　　“所谓的路，都是人走出来的，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孙纲知道他已经明白了自己的意思，笑着说道，“西方的路也好，东方的路也罢，一样都是人走出来的。东方和西方的差别既然如此之大，严先生能够确定这‘君主立宪’之路一定适合中国吗？为什么不试试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呢？”
　　看着严复还在那里犹豫，孙纲又说道，“美利坚国之民多为欧洲各君主国之裔，而美国并未拥君立宪，而以共和立国，至今已百余年，其国势蒸蒸，隐然有后来居上之意，然美国立国之始，未闻其待民智之开也。”
　　“敬茗所言，的确不错，”严复叹息了一声，说道，“君主立宪之路也好，民主共和之路也罢，都是人走出来的。”
　　“不过先生所言，‘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综而论之，可用‘教育兴国’四字括之，”孙纲说道，“且目前国家甫立，多有宵小之徒祸乱生事，希图火中取栗，君权也好，民权也罢，非强力铁腕不足以治之，古之所谓‘治乱世，用重典’也，严先生之建言甚好，在下受教了。”
　　“权若不强，无论君权民权，总是一样，不免覆亡。”严复的额头好象渗出了汗珠，他想了想，点头说道，“敬茗之言，严某也受教了。”
　　“彼此彼此，互相学习。”孙纲呵呵一笑，知道自己已经做通了严复“大神”的思想工作，立刻说道，“我要是请先生出山，先在军务部助我一臂之力，以便我时时聆听先生教诲，先生可肯答应么？”
　　“严某惭愧，蒙中堂数次相召，以道不同，不肯相就，今日方悟前时之误，有何面目再见中堂？”严复叹息着说道，
　　“那有什么，中堂知道你的心意，是不会见怪的，你们共事多年，你对他的了解，应该比我清楚。”孙纲说道，“我再问先生一次，先生可肯助我？”
　　严复点了点头，孙纲看见眼镜片后面的那双眼睛，似乎有些湿了的样子。
　　（四百三十九）“我们”的银行
　　在做好了严复“大神”的工作之后，孙纲安排给了严复两个职务，一是在军务部负责全国的海军学校事务，在一个就是在礼部教育司任副司长，和梁启超谭嗣同一起，负责开展全国的基础教育工作。
　　在严复的提议下，孙纲把北洋船政学堂、北洋武备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合并在了一起，成立了新的“北洋海军学院”，校址设在了大连，作为培养中国海军后备军官的高等学府。
　　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严复指出，中国现在的军事教育制度里，过于偏重理论和技术知识，忽视了军人气质的养成，这对中国军人的培养非常不利，因为在这种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军官和技术士兵，往往是高分的好学生，但缺少刻苦坚韧的精神和气质，在未来险恶的战斗环境当中，可能并不是一个好的战士。
　　真正的战士，应当具有高度的自信心和对国家人民的责任心，以及成为国家军人的自豪感，在保卫国家的战斗中具有勇敢顽强的拼搏精神，和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甘愿牺牲自己的牺牲精神。
　　严复把他的“新民德”的理念，首先运用在了中国军人的气质培养上，而且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忠君爱国”的观念，巧妙的转化成了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的“爱国爱民”观念。
　　据报纸报导，一些记者曾经看到了中国的军事学校每当军士生集训时。有军官问：　“‘生人之有气，而亡者无之’，何为气？”众军士生皆答：“浩然正气！永存天地！”又问：“国家，何国在前而家在后焉？何国破即家亡？”众军士生答曰：“国在家在！国亡家亡！”又曰：“我辈军人，生于华夏，长于神州，得民之厚赡。当以何为报？国家养士经年，所为者何？”众军士生皆三呼：“保家卫国！”其声响彻天地。仪容壮肃，西人观之，皆叹服不已，曰：“不意中国人能如是。”
　　新一代中国军人地培养，就这样的开始了。
　　在严复和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主持下，中国各省在原有的武备学堂的基础上又开办了多所高等军事学堂，这些高等军事学堂名为“军事学堂”。其实教学课程不仅限于军事，因为这些高等军事学堂还下设了好多中学堂和小学堂，专门教授重要的基础课程，小学堂吸收16岁以前的儿童入学，中学堂吸收16岁到21岁地有一定文理基础的青年入学，学生在高等军事学堂学习三至四年后，多数将进入到国家和各省地方机构及各行各业工作，“选成绩优异。聪颖好学之士出洋留学深造，以求成学有专长之大器，为国重用”。
　　为什么要这么做，严复地理由是，目前国家的财力有限，一下子在整个中国普及基础教育有一定的困难。而且民间还有守旧势力的阻挠，不如先以开设国家急需的军事院校为主，“以优秀军人为侪民之表率”，而军事院校其实不光只讲军事，与国家各行业息息相关之基础知识都要教授，用“以点带面”的办法，为以后全面施行基础教育打下根基。
　　而且严复还主张，利用好民间的“私塾”资源，采用强制性地措施在中国普及“识字率”，规定“民不读书。罪其父母”。礼部派员不定期对各省市地方进行检查，国家以法令的形式推行“强制教育”。达到在中国消除“文盲”的目的。
　　对于严复的这个建议，李鸿章和张之洞等人都十分赞同，而且由各省代表组成的“议政院”也对此十分的支持，但度支部对此表示担忧，因为中国目前财力有限，如果想实行严复提出来的这些计划，中国每年在这方面地固定投入将达到200万银元以上，一开始还好说，但时间一长恐怕难以支撑。
　　孙纲知道后则斩钉截铁的说，“教育为一国重务，子孙万代之大计，绝不可不办”，他表示即使是“砸锅卖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