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中短篇科幻小说１０００篇 (第三辑)

并驾齐驱，自我不需要或不能使用的品性或被冷落或受到压制，所以它们在有意识的生活中只显露出冰山一角或者根本不见踪迹。同样的，虽然一个孩子没有真正的影子，但是他的影子会随着他的自我的不断成型和不断扩张而越来越清晰。”
　　荣格自己也说：“每个人都带着影子，它愈是不能显现在有意识的生活中，它就愈阴暗、愈强烈。”③换句话说，你越回避它，它就变得越强壮，直到它成为一种恐吓、一项不能承受的负担，一个潜伏在灵魂里的威胁。
　　因为影子不被意识承认，它就被投射到外界的他人身上。我什么都没做错——是他们的错。我不是妖怪，其他人才是。所有外国人都很坏，所有共产主义者都很坏，所有资本主义者都很坏。都是猫猫惹了我我才踢它的，妈咪。
　　如果我想生活在真实的世界中，我必须收敛起我的投射，我必须承认那可憎的邪恶存在于我的体内。这不容易做到。要不去责怪其他人太难了。但是这也许值得尝试。荣格认为，个体“只有学会控制自己的影子，他才对这个世界有所贡献。他才是成功地为我们今天所遇到的尚未解决的巨大社会问题尽到了绵薄之力。”④
　　而且，那样的个体才能向着真正的团体、自知和创造生长，因为影子就站在门槛上。我们或选择让它阻挡我们通往无意识的创造深渊，或选择让它指引我们去目的地。影子并不是单纯的邪恶。它是次等的、原始的、笨拙的、动物般的、孩童般的、强大的、充满活力和自动性的。它不虚弱亦不优雅，迥异于来自北方的青年，它黑暗、粗鄙、莽撞，但是离开了它，人就什么都不是。不能投下影子的身体算什么？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没有形体、平面的卡通漫画角色。如果我否认自己和邪恶之间的深刻联系我就否认了真正的自己。我将无为无成，只会破坏毁灭。
　　荣格特别注重人的后半生，当影子已经生长了三、四十年后，它同意识的交锋会变得举足轻重。象荣格说的，孩子和自我和影子都还很模糊，孩子能轻易把自己当成一只瓢虫，或者发现影子恶毒地潜伏在床下。我认为当前青春期和青春期到来时，自我意识觉醒，不可阻挡，而影子也随之加深。一个正常的青少年渐渐不会象一个孩子一样随意投射，明白不能把什么都怪罪到戴着黑帽子坏蛋身上。青少年开始为自己的行为和感受承担责任，与之俱来的或许是可怕的负罪感。青少年的影子往往表现地比事实上更黑暗得多、更邪恶得彻底。年轻人要通过这一阶段中自我责备和自我厌恶的麻痹，唯一的方法是真正直面自己的影子，面对它的脓包粉刺和尖牙利爪——把它当成自己来接受——当成自己的一部分，最丑陋的一部分，却不是最虚弱的一部分。因为影子是向导。它的指引向内却返外，向低却返高，如同霍比特人比尔博说的，我们会再次返家。由它指引的认识自我的旅程通往成人和光明。
　　“路西弗”意为光的携带者。
　　我因此认为荣格所描述的对于个体而言首位重要的需求和责任，正是安徒生笔下的知识青年没有走完的路程。
　　我也因此认为最伟大的奇幻作品都在讲述这一旅程，而奇幻也是记述它以及它的危机与回报的最好载体。在理性化的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语言无法描绘出驶向无意识的航程中的各个事件：只有调用深层心理的象征性语言才能既贴切又不沦为琐碎。
　　另外，这一历程不止是心理上的，也是道德上的。许多优秀的奇幻作品中总包含有一段强烈有力的伦理对话，往往体现为黑暗和光明间的较量。但是那么说让它显得过于简单，而无意识——梦境、奇想和民间传说——的伦理观一点都不单纯。它们实际上非常奇特。
　　以童话中的伦理观为例，其中的影子角色往往通过动物形象出现，如马、狼、熊、蛇、鱼和渡鸦。荣格派学者玛丽·路易斯·冯·弗兰兹的《童话中的邪恶问题》一文中指出民间传说里道德观上的真正奇特处。当你作为一个童话中的男性或女性英雄的时候你的行为并没有规矩可循。在那里举止没有受到系统约束，没有人规定过一个好王子要做什么而一个小姑娘又不可以做什么。我是说，难道小姑娘们常常会因为把老妇人推到烤炉里而受到奖赏？在我们称为“现实生活”中绝对不会。但是在梦境和童话里就不一样了。用有意识下的标准即白昼里的美德规范来评判格丽特⑤，实在是个彻头彻尾的可笑错误。
　　在童话中，尽管没有“对”与“错”，却有一条不同寻常的标准，或许可被称为“赞赏”。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不能说把老妇人推到烤炉里是道德正确或伦理美德，但是在童话的环境中，在原始模型的语言里，我们可以很明确地说那么做是可被赞赏的。因为在它的词条中，巫婆不是个老妇人，格丽特也不是一个小姑娘。她们都是心理上的要素，是复杂灵魂中的元素。格丽特是古老的孩童灵魂，天真而柔弱。巫婆是古老的老妪，占有者和毁灭者，是喂养你小甜饼的母亲，但是在她把你当成小甜饼吃掉前你必须杀死她，这样你才能成长，并成为母亲。还有许许多多诠释，所有的解释都只是一个方面。原始模型是永不枯竭的。所有的孩子都和成人一样完全清楚地理解这个道理——他们往往懂的更多，因为他们的头脑中不曾填满片面的，脱离阴影的半真理和群体意识形成的传统道德观。
　　所以邪恶在童话中并不就是与善良正相对的反面，而是犹如阴阳符号般与它难分难舍地缠绕在一起。它们之间没有强弱之分，人类的理性和美德也不能把它们割离或两者中选择非此即彼。男女英雄明白什么是会被赞赏的行为，因为他们看待事物是完整的，完整比单独的邪恶或善良都更加伟大。他们的英雄主义实际上就是他们的确定性。他们不依规则而行，他们只是知道要做什么。
　　在这座迷宫里一个人似乎只能信赖自己的盲目本能，冯·弗兰兹指出唯一一条不变的规则或说“伦理规范”就是：“任何人只要获得了动物的感激，或者出于任何原因受到他们帮助，就肯定会赢得成功。这是我所能发现的唯一颠扑不破的规则。”
　　换言之我们的本能不是盲目的。动物没有理性，但它能看。它行动起来胸有成竹，它做“正确的”、“可被赞赏”的事。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动物都很美丽。动物知道路在何方，知道哪条是回家的路。动物就在我们体内，是黑暗兄弟，阴影灵魂，也是我们的向导。
　　在童话里常常有个出乎意料的转变，有点象最后的秘密。帮助过英雄的动物，往往是马或者狼，会对英雄说“当你按照我说的那么做完后，你必须杀死我，砍下我的头。”而英雄必须对他的动物深信不疑，欣然听从。这样做的意义明显是说，当你跟随动物本能足够久后，动物本能必须被牺牲掉，如此真实的自己即完整的人才走出动物的躯壳，获得新生。冯·弗兰兹就是那么解释的，听起来非常不错。我乐意让任何一种解释来合理化这段在许许多多的故事里都反复出现，经常让我惊诧的情节。但是我置疑那是否就是全部了，我也不相信荣格派会到底就山穷水尽。不论是理性的思考还是理性的伦理观都不能“解释”在想象的头脑中出现的如此匪夷所思的幽深层面。即使是在阅读童话的过程中，我们也必须放下白日里的信念，转而信赖黑暗的形体们在沉默中给我们的指引，当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很难描述我们都去过了哪些地方。
　　在十九、二十世纪的奇想故事里中，善良和邪恶、光明和黑暗间的抗衡过于清晰化，比如一场大战，好人坏人各倨一边，有警察和匪徒、基督徒和异教徒、英雄和恶棍。我相信在这样的奇幻中作者试图强迫理性领军到它根本无法前往的地方，却抛弃了忠实为我们指路的可怕影子。那是虚假的奇幻，理性化后的奇幻。它们并不真实。让我来说说《魔戒之王》，通过展示一件真品，我们会发现它往往比赝品要有趣得多。
　　批评家一直对托尔金的“过分简单化”颇多非议，指责他把中土的居民简单划分为好人和坏人。这没说错，而且他笔下的好人们有时尽管有些讨人爱怜的小缺点，但总体上倾向于绝对善良，而兽人和其他恶棍们则十恶不赦。但这只是根据白日里的伦理观，区分美德和罪恶的传统准则作出的评判。当你把这个故事看成是一段心路历程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常与众不同的地方。你会看见一群光芒熠熠的身形，每个都带着自己的阴影。和精灵为敌的兽人，和阿拉贡为敌的黑骑士，和甘道夫为敌的萨鲁曼，以及比他们更加突出的是和佛罗多为敌的格伦，和他为敌又在他内心的东西。
　　这真的很复杂，因为每个身形都明显具有双重性质。山姆部分上来说可以作为佛罗多的影子，也就是他那个“次等的”部分。格伦则更清楚地被表达为人格分裂下的两个人，他总是在和自己说话，山姆称之为“小偷和臭鬼”。尽管山姆不承认也不象佛罗多那样接受格伦，不相信格伦，不让他给他们带路，但实际上他很了解格伦。佛罗多和格伦不仅仅是两个霍比特人，他们是同一个人——佛罗多知道这点。佛罗多和山姆是光明面，史米格…格伦是阴暗面。最终，山姆和史米格这两个次要的身形淡出故事，在漫长追寻的尽头只留下佛罗多和格伦。而善良化身的佛罗多失败了，他在最后一刻将至尊魔戒倨为己有，邪恶化身的格伦却完成了任务，毁灭了魔戒和自己。魔戒是综合效能的原始模型，代表创造－毁灭，它坠入火山，返回一切创造…毁灭的永恒源头，返回原初的火焰。当你这样阅读《魔戒之王》的时候，你能说它是个简单的故事吗？我想它确实是，《俄狄浦斯王》也非常简单。但是它并不是个过分简单化的故事。能说这样故事的人必然曾经转身直面自己的影子，正视黑暗深处。
　　采用奇幻的语言来说这个故事并不是一个意外，也不是因为托尔金是个逃避主义者，更不是他写故事是要给孩子们看。它是奇幻是因为在重述精神旅程和灵魂中的善恶交战的时候，奇幻才是天生的，为人青睐的语言。
　　托尔金自己也曾说过同样的话，但是它需要被重复，一次次重复。因为在这个国家里，仍存在着一股对奇幻根深蒂固的苛刻怀疑，最常见于那些确实是在严肃地关怀孩子的伦理教育问题的人中。对他们来说，奇幻就是逃避主义。他们分不清楚商业化麻醉剂工厂里长出的蝙蝠侠、超人与群体无意识中的原始模型之间的差异。幻想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是人类头脑中一种普遍的主要功能，但在他们眼中和幼稚病、病态倒退如出一辙。他们似乎认为影子是我们可以轻易打发的东西，只要我们能把电光灯调得够亮。他们以同样的态度看待童话里的无理性、残酷和奇怪的非道德性，说：“但是这对孩子很不好，我们必须用现实主义书本教孩子分清对错，那样的小说才真正反映了生活！”
　　我不否认孩子们需要被教育分清是非——他们通常很想知道对错。但是我坚信现实主义小说对孩子们来说是最难懂的媒介之一。要不被卷入群体意识的肤浅表面，过于简单化的道德说教和纷繁芜杂的心理投射中太难了，结果只能是到处不是好人就是坏人；或许你会得到这样的故事“我们中最好的人心中也有一点点邪恶，而最坏的人心中也有一点点善良”——危险的陈词滥调，忽视了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有极大的为善或为恶的潜力；或者人们只鼓励作家们去利用一些耸人听闻的故事，要孩子们不去学故事里的暴力却把他们吓得人仰马翻，这么做太可耻了；或者你也会找到些“问题小说”，描写关于毒品、离婚、种族偏见、未婚先孕等等——仿佛邪恶是个可以被解决的，能够被回答的问题，就象五年级的数学题一样。如果你想知道答案，只要翻过书来看看就好。
　　那才是逃避主义，把邪恶标成一个“问题”而忽视它的本质：我们一生中将会遇到的，必须面对并一次又一次应对的，要承认和忍受的一切疼痛、苦难、荒废、失去和不公都是完成人类生活所必不可少的。
　　那么自然主义作家能为孩子们做什么？他们向孩子表明邪恶是不可解决的问题——不论孩子还是成人都无能为力？给孩子们看些达豪集中营的照片，或是印度饥荒，或是精神病父母的残忍行径，说“好了，宝贝，就是这个样子，你从里面明白了什么？”这绝非人道手段。如果你提出对这些暴行有一个“解决方案”你就是在对一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