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康科幻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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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晋康：我的小说中人物形象历来较弱，这是我自知的。有不少女读者对我文中女主人公形象薄弱啧有烦言，实际她们不知道，我文中男主人公的形象也比较单调。我是以哲理思考为主而不是以社会批判为主，人物难免受局限，所以写得较成功的是那种有殉道者激情、性格沉郁的哲人──偏偏大多是男人。　
你说我的早期作品过于凡尔纳化，这个评价不大全面。与凡尔纳不同的是，我从开始就在进行着对科学的反思，但缺少社会的反思，亦即你说的威尔斯的社会批判性。　
你说的那种宝贝到处都有。前天刘兴诗老师来信，说他有一篇小说“美洲来的哥仑布”，构思达20年，看书，参观博物馆，甚至连岩石的颜色都作过考证，但某些人却组织一个小青年把它骂得一无是处。但令人欣慰的是，在刘老师批驳之后，那些组织者道了歉。这一点真难得呀，那些用种种卑鄙手段给中国科幻使绊子的人，那些说中国举办一次国际性的科幻会议就是里通外国的人，今天有谁道过歉呢。今天的大学生恐怕不知道这些。　
我的小说有一个特点，可能你还没注意到，那就是：极少出现反面人物。即使反方主角，也大都是因为理念的不同而非人格的卑劣。我确实是把社会过于理想化了，也许，我该把现实中存在的这类角色写进作品中去？　
　　
吴岩：中国科普界有很多大师，但几乎没有大的作品。我们的一些研究生也在思索这个问题，期望做出一些成果。但我想，结果可能是有限的。这一点，文学专业比起科学传播专业来，有很多缺陷。许多学生来自中文专业，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自然科学或者技术方面的训练。科幻文学在中国文学领域中存在了多年，您觉得是否已经产生了大的作品呢？您自己的哪些作品是不朽的呢？　
　　
王晋康：中国的科幻文学就阶段来说，大致与美国黄金时代类似。在短篇中有一些已经达到美国黄金时代一流作品的水平，长篇还弱一些，尤其是社会批判性的小说更弱。我自己的作品，如果能有一篇，至多两篇被定为“中国90年代科幻代表作之一”，我就非常高兴了。很可能是《生命之歌》吧，并不是说这篇作品就很完美或我很满意，但历史因素也必须考虑。就像“伤痕”那样文学性极差的作品也成了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一样，“生命之歌”在95年发表时，算得上那个时代的优秀之作。　
　　
吴岩：我还要向您祝贺。最近，关于ＤＮＡ音乐的科研工作正在逐渐展开，取得了一些成果。您目前有哪些创作计划？哪些作品将于最近出版？　
　　
王晋康：今年可能是我的丰收年。台湾一个出版社以丛书的形式出我的150万字旧作品，每月一册。另一家台湾出版社出一本“豹人”，河南人民出版社要出“新人类三部曲”，海天社要出“寻找中国龙”，合计10本以上吧。但我不知道是否会有意外。　
　　但短篇有可能停写了。我的风格和成绩已经成了继续写下去的桎梏。有一位科幻爱好者非常直率地建议我歇笔，因为她不能容忍我作品的水平低于过去。其实，关于歇笔的问题我已经考虑了很久，她的这封信帮我下了决心。　
　　
吴岩：谢谢王先生。优秀的科幻作品是属于读者、属于人民的。威尔斯的小说《时间机器》、奥维尔的小说《　1984》至今仍引导着我们思考未来。记得前些年一次在大学讲演时，我提到当代作家时，一个外交学院的女大学生为我在讲座中分配给您和您的作品的时间太少而非常生气，她愤然地站起来说，“你知道吗，是王晋康教会我生活！他作品中给我哲理和勇气。”我还见过许多读者在读过您的作品后写的热情洋溢的信件，认为您作品中的正义和对未来的描述让他们产生了无限的向往。据说，最近网络上有很多人在下载您的小说《生死平衡》，市场上也开始寻找这本书，期望您的更多作品得到科幻读者的喜爱。（2003年5月21日星期三）



　


　


　　　　
　　


数学的诅咒

　　到今年的11月24日，我的曾爷爷就满100岁了。他曾是一个著名的科幻作家，中国科幻史上记着：世纪之交的著名科幻作家何慈康先生……不过所有论及到他的文章都是使用过去时，没人提到他还健在。甚至有一篇文章是这样介绍他的：何慈康，生于1964年，卒年不详。
　　我看到这段文字时禁不住骂了一声，这个作者太“妈妈的”了，信息时代查一个人的生卒日期很容易的，他竟然如此不负责任！对于健在的曾爷爷，这几乎是一种诅咒哪。
　　不过，不管外人怎么说，曾爷爷还活着。他的儿子（我爷爷）已经去世，他的孙子（我爸爸）成了缠绵病榻的老病号，可曾爷爷还活着。他已经不能行走，终日坐着轮椅，但思维还算清晰，每天要认真观看电视上的新闻报道，有些重大事件，还让机器人管家读报给他听。
　　当然偶尔也犯糊涂，做一些可笑的事。比如，刚刚吃过午饭，他又吩咐机器人管家为他准备午饭，管家当然会拒绝。作为机器人，他的执拗是堪与老人媲美的，于是曾爷爷气冲冲地把官司打到我这儿来。我告诉他，确实我们刚刚吃过，妻子阿梅也做旁证，而曾爷爷仍用疑虑的目光盯着我们。事情的解决常常是因为斗斗过来参与了。斗斗不耐烦地喊：
　　“老爷爷你又糊涂啦！咱们刚刚吃过午饭，你吃了一大碗煮饼呢。”
　　曾爷爷总是比较相信玄孙的话，喃喃自语着转回他的卧室：“我真的吃过啦？可不能漏了午饭，我还要活到100岁呢。”
　　阿梅常说：曾爷爷是为了某个目的而存活的。这话不假。从他的喃喃自语中我们得知，他要活到100岁，是为了验证某个东西。至于是什么，我不得而知。可能爷爷知道，但他去世比较突然，没有留下什么遗言。我问过爸爸，爸爸什么也不清楚。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可验证的东西？人老了，脑子里会产生谵妄的念头，曾爷爷已分不清现实和虚幻的界限了。
　　曾爷爷的百岁诞辰越来越近，我们能触摸到他的紧张，他的亢奋。他看到希望在即，又怕在胜利来临前突然出现意外。他不再出门，总是目光灼热地盯着日历。他的紧张感染了全家人，那些天我和阿梅做事都小心翼翼，生怕触犯他的什么忌讳。只有斗斗没有忌讳，他从幼儿园回来仍会大声武气地批评“老爷爷又犯糊涂啦”，或者“老爷爷又睡懒觉啦”，而老人对他的任何话语都是宽容的。
　　百岁诞辰终于到了，不过没有什么祝寿活动。曾爷爷的同代人甚至下代人大都已经作古，他已是被社会遗忘的人。爸爸因病也不能来，我和阿梅为曾爷爷准备了一个盛大的家宴，但曾爷爷的目光显然不在宴会上。生日那天早上，他早早把我喊到他的卧室——我立即触摸到他的轻松和亢奋，这种气氛像花香一样弥漫寸于四周。他声音抖颤地说：
　　“小戈，我赢了，我活到了满100岁，什么都没发生！我赢啦！”
　　这一刻我意识到，阿梅过去的猜测是对的，曾爷爷顽强地坚持到100岁，确实有他的目标，有某种信念。他兴奋地吩咐我，快吃早饭，饭后陪他到墓地，他要找一个死去的朋友“说道说道”。阿梅这时进来了，我们迟疑地互相看一眼。现在已是深秋，今天又是阴天，外面很凉的，把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领到野外……老爷子此刻的思维十分敏锐，立即悟到我们的反对，用手拍着轮椅的扶手生气地说：“你们想拦我是不是？糊涂！也不想想我为啥活到今天？就是为了他（它？）！别说了，快去准备！”
　　我们叹息一声，只好去备车。
　　我开出家里的残疾人专用车，机器人管家把轮椅连同曾爷爷推进车里，阿梅按老人的吩咐把一瓶茅台和两个杯子送到车上，用毛毯细心地裹好老人的下半身。我驾车向双石公墓驶去。今天不是节令，公墓中寂无一人，瑟瑟秋风吹动着墓碑上的纸花和空地上的荒草，墓碑安静地纵横成列，铅灰色的阴云笼罩着地平线。按照老人急切的指点，我来到一座墓前。从墓碑上镌刻的照片看，死者是位年轻人，面庞削瘦，目光幽深，藏着一汪忧伤。正面碑文是：爱子林松之墓。1980——2008年。背面碑文是：他是一个没来得及成功的数学家，他为自己的信仰而死。
　　碑是他的父母立的，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虽己时隔60年，我仍能触摸到他父母无言的哀伤。
　　曾爷爷让我把轮椅推到墓前，让我把两个杯子斟满。他把一杯酒慢慢浇到墓前，另一杯一饮而尽，大声说：“林松，我的小兄弟，我的老朋友，我赢了啊，哈哈。我早知道我赢了，可我一直熬到满60年才来。60年，一天都不少。你输了，你还不服气吗？”
　　他的声音像年轻人一样响亮，两眼炯炯有神。他一杯一杯地喝着酒，一杯一杯地浇着酒，一瓶酒很快见底。这时悲痛悄悄向他袭来，他的声音嘶哑了，低声埋怨着：你不该去死的，你应该听我的劝啊，你这个执拗的家伙！我紧张地立在他身后，后悔没让阿梅同来。对于一个风烛残年的百岁老人，这种激动可不是什么好事。我甚至想，也许这是回光返照，是灯苗熄灭前的最后一次闪烁。不过我没法劝他，也知道劝不动他。他为这一天苦熬了60年，在他看来，胜利后的死亡肯定是最不值得操心的事。
　　他累了，闭着眼安静地坐着，两只手放在膝盖上。那双手干枯松弛，长满了老人斑，他的锁骨深陷，喉结十分凸出。我看着他的衰老，不由一阵心酸。很久他才睁开眼，说：好了，我的心愿已了，可以走了。小戈，我知道你心里纳闷，想知道这桩秘密。我今天全部告诉你。
　　我柔声说：曾爷爷，我当然想知道这个秘密，我也要为你的胜利欢呼呢。不过你今天太累了，以后再说吧。咱们先回家，以后再讲吧。
　　老人说：不，我现在就要讲。我身上抱着的那股劲儿已经散啦，不定哪会儿我就闭眼，我要在死前把这件事告诉你。
　　曾爷爷转回头低声说：林松，我要走了，不一定还能再来见你，咱俩道个永别吧。不，不对，咱们快见面了，应该说再见才对呀。他大概觉得这个想法很有趣，脸上掠过一波明亮的笑容。我在他身后听着，虽然心中凄然，也禁不住绽出微笑。
　　我们回到车上，离开公墓。在返回途中，在他的卧室里，他断断续续讲了很多。他的叙述跳跃性很大，时有重复或疏离。不过我总算把他的意思串下来了。下面讲的就是我拼复后的故事。
　　曾爷爷说，60年前，我在南洋师大教书，业余时间写点科幻小说。不是作为职业或副业，纯粹是一种自娱。我天生是敏感血质，对自然界的奥秘有超乎常人的感受。在我看来，思考宇宙到底是由几维组成，要比炒股赚钱有趣得多。
　　林松是我的年轻同事，教数学的，教龄不长，工作也不算突出。不过私下里我对他评价甚高，我想他很快就会成为杰出的数学物理学家，因为他有费米的天才和陈景润的执著。那时他一直在研究群论，准确点说，是用群论来诠释宇宙的结构。群论是一种研究“次序”的高等乘法，在19世纪已经奠下基础，那时它没有任何的实用价值，是纯粹的智力自娱。但20世纪物理学家们发现，它描述了，或者不如说是限制了自然的某些运行方式。物理中的弦论认为，宇宙的终极设计很可能是建立在10维空间的旋转群SU（10）上。它可以用一个公式来简单表示，即：
　　10X10=1＋45＋54也就是说，10维空间胶合后可能是1、45、54这三个群组成。其中群的划分由群论给出限定，不是任意的，比如说，不可能存在2、43、55这种划分。一种19世纪产生的纯粹抽象的数学，竟然限制了宇宙的基本结构，难怪数学家们自傲地称：数学是超乎宇宙而存在的，是神授的、先验的真理。
　　不过我不想在群论上多费口舌，它与以后的故事也没有什么联系，把它撇开吧。
　　我和林松的交往很淡，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但我们都把对方引为知己。我们都是超越世俗的，是心灵的跋涉者，在水泥楼房的丛林中敏锐地嗅到了同类。使我内疚的是，正是我的友谊促成了他的过早去世。
　　顺便说一点，林松那时还没有结婚，并且终身也没有结婚。他孤独地走完自己的人生之路。
　　那天我到他家，他正在电脑前忙活，屏幕上净是奇形怪状的公式。屋内空旷疏朗，没什么摆设，也有点凌乱。看见我进来，他点点头，算作招呼，又回头沉浸在研究之中。我早巳习惯了他的待客方式，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