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秦汉史

大居民则比前汉时期更少地从事商品经济，从而导致经济活动普遍衰落。②
现有论据基本上不能证实这种意见。把钱币作为交换中介和作为储藏物质财
富的手段来使用的情况未见减少，通过商业得到的物品，如铁犁和铜镜的使
用在扩大。
关于货币，铜钱在后汉完全赢得了支配一切地位。到那时，铜钱用作衡
量财富的正常尺度，应用于大规模交易中。例如，当第五伦（盛年期公元　４０
—８５　年）被任命为蜀郡太守时，他发现他的下级官吏都很富有。①他不是用
他们占有土地的规模或他们雇工的数目，而是抽象地用铜钱来描述他们的财
富：“家赀多至千万”。②几十万铜钱的交易并非稀罕事，有些人储藏大量钱
币。当杨秉（公元　９２—１６５　年）经济困难时，他以前的一个下属给了他　１００
万铜钱的巨款。③
货币在人们生活中的影响可以从交易的多样性上看出来，交易在理论上
可以通过交换土地、货物或奴仆来进行，不过这种交换是用钱币来进行的。
经常提到货币工资。④赠送钱币是常有的事；明帝（５７—７５　年在位）的姻亲
马家因为在冬节给每个绅士赏赐　５０００　铜钱来争取拥护者而受到批评。⑤整个
后汉诸帝在给予皇亲和官吏的较大规模的赏赐中，不是赏赐土地，而是赏赐
钱币和丝绸。在饥荒和天灾时，向受灾家庭发给钱币以支付丧葬费用。例如
在公元　１６７　年，为了救助渤海沿岸（今河北）遭受海啸灾难的人们，给每个
７　岁以上死者提供　２０００　铜钱。⑥这样，政府不挖掘墓穴埋葬穷人，而是依靠
钱币的效率，深信甚至乡下农民也知道钱作什么用途。
货币经济力量更进一步的证据是劳役义务可以部分地转换成货币税。⑦
到后汉时期，以现金折成一个月劳役义务的做法看来己成通例；也许县令和


② 汉代没有一个地区的普通农民的生活是非常商业化的。这里的问题是交换问题。因为《后汉书》几乎不
像《汉书》那样常常提到大商人，或者由于其他原因，某些学者便猜测地区间的贸易衰落了。（例如王仲
犖：《魏晋南北朝史》〔上海，1979〕，第　25—26　页。也可参见多田娟介：《汉代的地方商业》，载《史
潮》，92〔1965〕，第　36—49　页，该文评介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日文著作）。关于另一种针锋相对的意见，
见余英时：《贸易和扩张》，第　18—21　页，他认为后汉自由贸易政策对商业有利；许焯云：《汉代农业》，
如果有区别的话，他认为农民日益依赖市场。也可参看上文第　10　章《税制》。
①　　“下级官员”是由他们的顶头上司任命的低级官员和胥吏，他们不被认为是正规官僚机器中的成员。
② 《后汉书》卷四一，第　398　页。
③ 《后汉书》卷五四，第　1769—1771　页。
④ 见劳榦：《汉代的雇佣制度》，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3（1951），第　77—87　页。
⑤ 《后汉书》卷四一，第　1398　页。
⑥ 《后汉书》卷七，第　319　页。
⑦ 关于劳役义务的详细情形了解得很少。见许烺云：《汉代农业》，第　77—79　页和注。



郡守支持这种代偿办法，他们可以比较方便地使用雇佣劳工，而不是使用征
调的农民来完成公共工程。劳役有时是从钱的角度来考虑。例如，１３０　年一
块石刻铭文赞扬了废除每年必须由劳役进行修路的做法；这样估计一年可节
省　３０　万钱。①有时也许农民不能亲自履行劳役，如果他需要亲自履行的话。
至少这似乎意味着在天灾期间经常豁免代役税的意思。②
后汉时期地区间贸易继续繁荣的证据大量地是间接证据。当时竭力维护
桥梁、道路和旅行设施。③后汉保留下来了　１９　件为纪念修筑道路桥梁而立的
石刻。例如，公元　６３　年汉中郡（陕西省西南）根据中央政府的命令维修了褒
斜道，这条路翻越秦岭山脉，经过极其困难的地带，把汉中和京师联系起来。
总共完成了　６２３　座栈桥、５　座大型桥梁、２５８　里（１０７　公里）道路、６４　座建筑
物，如休息处、驿站和驿马场之类。④其他铭文记录了公元　５７　年和　１７４　年之
间修建的桥梁和道路工程。
维修道路的原因当然很多。只有当政府拥有在必要时迅速派遣官员、军
队或信使的手段时，一个统一的政治体制才能得到维持。这样的运输体系一
旦建立起来，便对商业起促进作用。在地方上，道路和桥梁工程既为官员使
用，也供商旅使用。例如，有一篇铭文在解释为什么在四川修筑桥梁和石铺
道路以代替栈道时，它指出秋天的洪水使得商旅不能涉水过河。因为栈道非
常狭窄，长三千英尺，车辆不能互相通过。因警报系统失灵，而发生碰撞，
一年之中翻车达数千起之多。①南方常用舟船运输，南方后汉墓葬里发现了不
少舟船模型。可是交通几乎仍不如北方快捷和方便。公元　１　世纪中叶一个官
员报告，桂阳郡的百姓深居河谷之地，几乎与郡府隔绝，结果是不缴纳税收。
官员们坐船旅行，仍然倍感困难。为了改善这种状况，他劈山开路　５００　余里
（２００　公里）。②
后汉时期华北的陆路运输大概和近代以前任何时期一样良好。山地修筑
的某些栈道在后来诸世纪中未曾重建。官员和富人骑马或坐马车旅行。未曾
使用因道路不好而需用的轿子。墓壁上常常装饰着官员们率领下属骑马行进
和官员乘车的图景，艺术家试图抓住大规模行动和气魄的感觉。③
因为后汉时期看来在流通领域有大批富人和大量钱币，故必然有从事商
业活动的人们，众所周知，前汉时期商业活动掌握在大商人手里，特别在远
距离的奢侈品贸易中更是如此。保留下来的官方史料很少提到大商人，这多
半是由于他们置身于政治生活之外。但是它们的确提到了富人。据说梁冀（公
元　１４１—１４９　年摄政）惯常查抄富人（推测是商人）的财产，其中一人的财产


① 《隶续》卷十五，第　4　—　6　页。虽然前汉留下来的石刻碑文较少，但是后汉大量石刻文字提供了以前时期
所没有的特别与这一章有关的宝贵证据。见埃伯里：《后汉石刻铭文》，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40（1980），
第　325—353　页。
② 例如《后汉书》卷四，第　183、190　页（公元　97　和　102　年）；《后汉书》卷六，第　260、269　页（公元
132　和　139　年）。
③ 见劳榦：《论汉代之陆运与水运》，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6（1947　年），第　69—91
页。
④ 《金石萃编》卷五，第　12—17　页。
① 《隶释》卷四，第　11—13　页。
② 《后汉书》卷七六，第　2459　页。
③ 关于这种绘画的例子，见《汉唐壁画》（北京，1974），图版　18—21、28—31。



值　７０００　万钱。④
也有证据表明，地主兼商人在后汉时期比在以前时期起着更大的作用。⑤
政府的垄断和市场体系在王莽统治（公元　９—２３　年）末年停止活动以后，小
商人和昌盛地主似乎常常插手进来，特别是经营地区商业和日用必需品商
业。明帝在位（公元　５７—７５　年）期间，曾经试图禁止人们兼营农业和商业，
但是这一禁令不久就放松，或者无人理睬了。事实上，在后汉时期，人们在
“货殖”（以前通常表示商人的术语）与“豪右”（通常表示地方上的地主
的术语）之间没有明显区别。例如，光武帝的两个姻亲樊宏，（死于公元　５１
年）和李通（死于公元　４２　年）被记述为出身于“世以货殖”著称的门第，但
他们也是与另一拥有土地的名门攀婚的大地主。①
再者，豪右有时从事商业活动。当　１８１　年政府着手收购大批供军用的马
匹时，据报导，“豪右辜榷，马一匹至二百万”。②崔寔（死于　１７０　年）是著
名文人的儿子和孙子，他在卖掉自己的大部分财产来支付他父亲的丧葬费用
以后，开始经营酿造业。他因这种活动而被人责难，但是看来没有人认为这
种活动非法。③他的商业嗜好更进一步地显露在他每月给庄园管理的指导中，
他的指导提出要把农业活动与食品、织物的交易结合起来。它列举了买卖各
种物品最有利可图的时间。例如，必需在八月份卖小麦种子，当时需要播种
小麦，五、六月份麦收以后立即收购小麦，因为当时小麦丰饶。④这样经营农
业生产将为殷实地主提供许多赢利机会。这种商业完全不同于铁器或精巧制
品的长途贩卖，但它却成为一种比较重要的经济成份。

农业的技术进步

地主为了获得财富，无须进行商业冒险。汉代改进农业生产的方法有许
多，而且是一个广泛感兴趣的问题。①新型铁犁头能够实行深耕，特别是如果
用两头牛拉犁的话。陶砖的采用使得灌溉用的水井的建造较为方便。在选择
作物和决定播种时机的时候细心观察土壤的特点就能增加产量，如同选种、
施肥和移栽秧苗的方法能够增产一样。
虽然这些进步中有许多在前汉时期已开始采用，但只有当它们在全国各


④ 《后汉书》卷三四，第　1181　页。
⑤ 关于这个问题，见贺昌群：《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上海，1964），第　166—169　页。许焯
云：《汉代农业》，第　50　页以下。
① 《后汉书》卷十五，第　573　页；《后汉书》卷三二，第　1731　页。
② 《后汉书》卷八，第　345　页。
③ 《后汉书》卷五二，第　1731　页。
④ 《四民月令》，第　46、54、64　页。关于这段原文，见　P。埃伯里：《从〈四民月令〉看东汉庄园和家族管
理》，载《东方经济和社会史杂志》，　17（1974），第　173—205　页；藤田胜久：《〈四民月令〉的社会性
质，汉代郡县的社会现象》，载《东方学》， 67（1984），第　34—47　页。关于这部著作的完整译文，见
许焯云：《汉代农业》，第　215—218　页；克里斯丁？赫泽尔：《崔寔的〈四民月令〉；后汉的一部农业历
书》，汉堡大学，1963　年。
① 对于汉代农业的技术方面作了充分讨论的著作有，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第　154　页以下；许
焯云：《汉代农业》，第　81—128　页；也可参看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研究》（东京，1962），全书
各处；本书第　10　章《华北旱田农业的发展。



地被采用以后，它们的好处才能被充分了解。例如，公元前　２　世纪末当赵过
接受一项提高农业技术水平的任务时，还没有广泛采用牵引役畜。②公元　７６
年一次毁灭性的牛瘟导致耕作面积大大缩小，这说明那时牵引役畜是农业中
的重要因素。③但是，整个汉代在技术水平上有很大的变化，也有关于尚未采
用最新技术的落后地区的报导。
近代考古学提供了铁器传播和改进的某种迹象。仅仅在　５０　年代，与前汉
的　６０　处遗址相对照，发现了埋藏铁器的后汉遗址　１００　多处。④到　１９７８　年，包
括现代辽宁、甘肃、四川、贵州、安徽和福建诸省边沿地区在内的　５０　余处地
点发掘了汉代铁犁头遗物（在时间上多半为后汉）。这些遗物——与一个木
犁模型和六幅人拉犁图画等其他发现物一起——揭示出在后汉时期，犁的结
构逐渐得到改进。到　２　世纪时，犁的主要形式是由两头牛拉和一人操作。①
考古材料也证实了保留下来的任何文献未曾提到的技术进步；这些进步包括
能够调整犁沟深度的犁头和牛鼻环的采用，牛鼻环使人们能够从后面方便地
进行操纵，而无需另一人在前面牵引。②
有许多迹象表明后汉时期水利的重要性。已经发现了几处灌溉遗址。安
徽的一个例子包括一个水闸和蓄水池，灌溉沟渠可以从蓄水池得到水源。③
广东一座墓葬包括一个灌溉稻田的模型。④《后汉书》指出官员承办的十多处
水利工程，这些工程或者是他们作为郡守主动承办的，或者是根据中央政府
的命令进行的。其中有许多是打算维修现有池塘和水渠体系。有两处提到了
禁止地方豪右把持这些水利工程受益的问题。⑤因为地方豪右对于灌溉利益有
切身利害关系，故他们必然常常主动建造这样的水坝或进行维修。在华北，
用砖砌的井实行灌溉是平常现象。只给小范围供水的井的工程不是政府承
办，而是地主本人发起的。
技术知识也可以用其他方法增进农业产量。大地主可以栽培种种谷物和
蔬菜，每一种按照土壤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