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秦汉史

完善的口头传授，也不信奉有根据的古文经。③

王莽和刘歆

当王莽掌权（作为新朝的皇帝，９—２３　年在位）时，刘歆的地位发生了
戏剧性的变化。他们两人曾一起在宫廷供职，所以在公元前　７　年和公元　９　年
之间，刘歆在王莽的提议下被提拔到高级品位并担任高级官职。④刘歆这时看
到了他的时机，就在太学教授的课程中设立古文经。⑤王莽如此沉溺于经典学
识，以致采取每一措施时，他都要促成这种或那种神圣的经书得到认可。同
时，他对经书的利用表明，他和所有其他官方认可的经典学者一样是神秘朕
兆的信徒。在后世他历来被诋毁为篡位者，直到现代他才得到比较同情的对
待。①
据历史记载，王莽本人也发现了一部已遗佚的经书。这就是《周礼》，
也叫《周官》。后来也成为神圣经典的这部经书，是一个精心设想的乌托邦，
它记述了一种很可能从未以这种形式存在过的行政制度。它可能是汉代以前
的作品，②但它无疑完全适合王莽的总目标，即重建理想化了的古代制度。


① 伯希和：《〈古文书经〉和〈尚书释文〉》，载《亚洲东方论文集》第　2　卷（巴黎，1916），第　123—
177　页。
② 《汉书》卷三六，第　1967　页。
③ 《汉书》卷三六，第　1968　页以下。张朝孙（音）的《白虎通》第　1　卷第　144—145　页有部分英译文。
④ 《汉书》卷九九中，第　100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3　卷，第　263　页）。又见顾颉刚：《汉代
学术史略》，第　152　页；钱穆：《两汉经学平议》，第　55　页以下。
⑤ 夏伊罗克：《儒家国教的起源和发展》，第　73　页。
① 关于本卷所举的传统看法和评价，见前面第　3　章的开头部分和《王莽的统治时期》。
② 关于《周礼》和《左传》的可靠性的证明，见高本汉：《〈周礼〉和〈左传〉文本的早期历史》，载《远
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3（1931），第　1—59　页。





后汉时期的官学

随着王莽倒台，被抑制的反对他的力量率先废除他当权时期所承认的所
有古文经。但这并不是今文经拥护者和古文经拥护者之间的争论的终结。这
也不是竞争建立学官的终结。新开国的光武帝（２５—５７　年在位）本人极其相
信朕兆及与之有关的谶语文籍。这意味着秘教式的注释取得了比以前更大的
势力。对这种倾向提出异议的学者陷入了更大的危险，如在桓谭事件中，他
上书反对谶纬的神秘主义，当激怒的皇帝驳斥时，不得不公开认错。③
有人指出，桓谭和其他人物的这种怀疑态度，是遵循古文经学者的特色，
而传播今文经的那些人则完全迷恋于对经书的谶纬学解释。这个论点站不住
脚，因为古文经的提倡者刘歆和王莽本人都是秘教式注释的信奉者。我们倒
不如考虑这些学者之间有这样一种区别：有些学者常常在追求比较低下的目
的中，以没完没了的注释使这种秘教式的伪科学言过其实；有些学者反对这
类过分的做法，认为这在经学研究中是一种有害的倾向。①他们无疑全都遵循
风靡一时的关于人和万物的整体论观念，即使就具有独立精神的学者如扬雄
（公元前　５３　年—公元　１８　年）和王充（２７—约　１００　年）来说，也是如此。虽
然他们两人对他们时代的官学都持极端批判的态度。
后汉时期经学研究的情况似乎表明，今文经的拥护者胜过了古文经的拥
护者。大学讲席为今文经学者占有，而古文经的拥护者却不能使他们的学派
得到国家承认。可是，透过外表情况来看，必定造成了不少紧张情况，对官
学过于得势提出的异议增多了，这可能是讨论经书真正意义的第二次会议的
根本原因；这次会议于公元　７９　年举行。
这次会议叫白虎义奏，亦即白虎观中的评议。据称把这些讨论内容汇编
成文的《白虎通》实际上可能是晚些时候写成的摘要。②这部书的内容是说明
当时流行的整体论的宇宙观，其特征是相信宇宙大量与人的行为和事件相互
影响。这部书大量引用了从经书——今文经和古文经——以至谶纬著作的资
料。因此，《白虎通》可以被看作汉代“神学”在其开始衰微时期的一个顶
峰。它是与帝国的神秘性密切相联系的一种官方学问的最后的伟大里程碑，
它在汉代的大部分时期里曾经是形而上学和政治之间的特有的连结纽带。
汉代政府最后一次有关经书的官方举动可能是　１７５　年下令将今文经本刻
石。这一工作交由蔡邕进行，那时刻好的石碑有些至今完好无损。这个举动
不仅有其内在的价值，它还树立了在整个帝国历史中为其他朝代所仿效的先
例。

私学

我们可以看出一种开始脱离帝国太学的趋势，这在后来出现于东汉的独
立的经学研究的私家学校中反映了出来，这些学校以马融（７９—１６６　年）和


③ 《后汉书》卷二八，第　595　页以下；张朝孙（音）：《白虎通》第　1　卷，第　151—152　页。关于其他例子，
见张朝孙同上著作；钱穆：《两汉经学平议》，第　221　页以下。
① 见张朝孙（音）对这个问题的分析，《白虎通》第　1　卷，第　141—143　页。
② 见张朝孙（音）的《白虎通》英译文和研究。



郑玄（１２７—２００　年）办的最为著名。不能得到朝廷认可的古文经在这些私家
的学习中心越来越发展，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官学和私学的对立不
能简单地看做今文经和古文经学者的分裂，也不能简单地看成秘教之学和理
性之学的分裂。东汉最杰出的学者郑玄的注疏在其后的经学研究中起了非常
巨大的作用，事实上他在其注疏中就放手地大量使用谶纬著作，以尽力调和
注释的不同学派。
更确切地说，正是日益增长的对太学今文经博士的偏执思想的反对，以
及皇帝大权旁落，才把严肃认真的经学研究逐渐地赶出了朝廷。尽管没有迹
象表明，东汉的私学在发展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作为汉初宇宙论的替代物中起
了作用，我们在具有独立思想的学者如扬雄和王充的著作中，却发现了一种
基于早期道家哲学家老子和庄子的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念的线索，这种观念在
汉以后的文化思潮中占了支配的地位。①独立的经学研究的思潮无疑有助于为
真正的宇宙神教的神秘主义铺平道路。这种情况和实际政治权力的联系不是
那么清楚；它反而为独立评价这种政治权力提供了理论基础。
这里约略谈到的两汉时期的儒学研究的发展史试图指出，儒家学者注定
要在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形成以及在生活方式和上层阶级的指导思想的形成
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其原因主要有二。第一，儒家是作为早期王宫之学的传
统的保存者和流传者，而不是作为诸子百家中的一派的代表人物而受到尊
重。第二，甚至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在儒家各派的发展中起推动作用的力
量是人和宇宙在其相互作用中的整体论解释的预言性质。古代世界相信天是
一切事物的推动力，它被一种原始科学的基本原理详加阐述，于是就在儒家
传统的历史中作为最早的伟大的形而上学体系出现。这一值得注意的事实一
方面意味着儒家学说的一个新发展；另一方面意味着这一发展本质上是从一
开始就表现出道德主义倾向的儒家信仰的延续。





























① 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卜德英译（伦敦和普林斯顿，1952）第　3　卷，第　137　页以下、150　页以下。



第　１５　章　　后汉的儒家、法家和道家思想

中国后汉时期的许多思想家有一种幻灭和迷惑的心情。他们对自己所处
的社会环境不满；他们认为这个时代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实践腐败透顶。这
些思想家从他们共同的儒家背景出发，谴责统治政权不能制止弊端，不能改
革国家事务；他们把这些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失败看做其他罪恶的主要原因。
其中有些思想家更进了一步，对成为国家指导原则已有几世纪的当时的儒家
学说产生了怀疑。由于这些思想家名义上是儒家，他们的苦恼就被所谓汉代
儒家学说的胜利，被后汉朝廷当作官方儒家正统加以宣传的极守旧的学说所
遮掩。①前汉树立的官方儒家学说和后汉兴起的对它的非官方批判之间的紧张
局势，不但表明了汉代儒家学说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它也标志了一般思想趋
势从前汉到后汉的一个重要变化。
随着后汉的衰亡，官方的儒家正统消失了。很久以后，它被指责为新儒
家，也被许多近代学者指责为一种儒家、道家和法家学说以及阴阳五行宇宙
论思想的庸俗的混合物。反之，后汉思想家对这种正统的批判却常常被作为
儒家道德精神的真正代表而受到称赞。②可是，汉代儒家正统在其全盛期不但
兼容并收，而且支持了其他学派的思想要素。由于儒家学说已经变成一种不
同思想的大容器，所以汉代思想家——名义上叫做儒家——有可能采取有别
于官方正统的立场或批判儒家的综合体系的立场。这在后汉思想中导致一个
新道家学说和新法家学说的高潮。在某种意义上，汉代儒家学说的历史也是
汉代儒家、法家和道家这种种相反思潮发展的历史。






























① 陈启云：《荀悦（148—209）：一个中世纪早期的儒家的一生和反省》（剑桥，1975），第　10　页以下。
② 顾炎武：《日知录》（万有文库本）第 5　册，第　39—40　页。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1955），
第　1　页以下。



前汉和王莽：传统

儒家理想的衰退

作为国家指导原则的汉代儒家学说的胜利是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随着
秦代可悲的灭亡，法家思想丧失了声誉。反对秦政权政治暴行的强大反作用
力，不但对法家思想体系有影响，而且对那些通过荀卿的思想能够和法家学
说联系起来的夸张的儒家教导也有影响。前汉初年，对于为王朝政权拥有最
高政治权力辩护的儒家天命思想曾有怀疑。在那种情况下，道家学说由于它
对无为的强调，赢得了汉初朝廷的特殊支持。政治上，无为意味着政府不应
当采取不必要的或不实际的措施——朝廷应当避免过多地干预下级政府的行
动和地方社会中的生活。在经济和财政活动中，朝廷应当严格地实行节俭；
节俭是一项重要的墨家准则，后来被汉代的儒家作为一条基本原则而采用。
尽管普遍指责秦政权和其法家学说，西汉早期的朝廷仍然几乎没有离开
它从秦代继承下来的法家学说和实践的范围。遵循道家无为的准则，朝廷很
可能发现从事别的激烈的改革是行不通的，于是就满足于让下级政府按照既
定的常规，由秦政权残留下来的或按这种常规训练出来的官吏管理。由于亡
秦的痛苦经历，这些法家培训出来的官吏和他们的理论倡导者不再能够倚仗
法家理论，法家理论已被汉政权否定，普遍丧失声誉。他们改而依靠他们在
政府事务或者说吏事方面的专门知识，这种专门知识在汉代实际上成了一种
新法家学说的同义语。道家对崇高道德理想的怀疑和强调政府只做可行的事
情，连同新法家对行政技能的研究，在前汉早期思想中形成了一种实用主义
的倾向。
甚至前汉初年的一些儒家思想家也受到这种实用主义态度的束缚。例
如，当陆贾试图向高帝（公元前　２０６—前　１９５　年在位）讲说儒家的《诗》、
《书》时，他受到皇帝的驳斥，皇帝声称他在马上——也就是靠军队和其他
高压手段——赢得了政权，用不着儒家经典的崇高的、不切实际的思想。陆
贾承认政权是在“马上”赢得的，但他告诫皇帝：“宁可以马上治乎？”并
提出秦代可悲的覆亡作为教训。他随后受命在一本名为《新语》的书中写了
１２　篇注重实际的论述秦代覆亡和其他古代国家兴亡原因的文章，他在书中很
可能采用了一些用世俗用语表达的、本质上是儒家的思想。①
另外一个例子是文帝（公元前　１８０—前　１５７　年在位）统治时期杰出的儒
家贾谊。尽管贾谊全面而猛烈地谴责秦代的法家学说，他对秦代覆亡的原因
却提出了非常实际的分析。他在他的题为《过秦论》②的优秀论文中论证说，
如果秦二世把他打了败仗的军队从东方撤回以保卫秦的关中故地，在那里等
待有利的时机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