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秦汉史
的前汉的等级在后来的几代皇帝时期重新出现。到公元 2 世纪中叶,后宫的
宫女达 6000 人,两倍于前汉鼎盛期的人数。
每年阴历八月为后宫选宫女,年 13 至 20 岁的清白家庭的处女要经过太
中大夫、一名后宫的宦官助手和一名相士的检查,看她们的丽容、肤色、头
发、仪表、风度和是否体面,在这个过程中,她们按照显然有九个级别的标
准分等。①符合标准的被带进后宫,在那里她们要进一步经受考验,才能最后
决定是中选还是落选。贵人之一总是被立为皇后,但这是一件大事,单凭出
身于清白家庭是不够的。几乎所有的后汉皇后都属于社会的最高层;她们行
使相当大的权力,她们的立和废都有政治的动机。皇帝个人的钟爱与此事无
关,这也可以从后汉 11 个皇后中有 8 个没有生育子女这个事实中看出。
表 9 概括了后汉诸帝的家谱。这类内容贫乏的略图是看不清这个王朝十
分典型的权力斗争、成功、失败和个人悲剧的。这些内容将在以后讨论;这
里只进一步讨论一种意见。
有的作者主张,帝王的家系必然会退化。开国皇帝具有非凡的能力和精
力,他的冲劲只能继续少数几代。以后的君主在奢侈和充满阴谋的宫廷中长
大,迷恋酒色,很可能是低能儿。这个观点经不住仔细的检验,是从中国历
史编纂学的一种曲解中产生的。接受天命的王朝创建者被古代历史学家描绘
成具有非凡能力、头和肩不同于同时代常人的人。那些无资格接受天命的人
被描绘成放荡的人。典型的是,在王莽统治快垮台时,他被说成是“于后宫……
纵淫乐焉”;更始帝被设想日夜在后宫与宫女饮酒,常常醉得不能上朝。②
当然,皇位的继承的确被人利用和滥用,但这是出于权力斗争,而不是帝王
家系的道德沦丧和体质下降所致。
使人感到统治者们日益堕落的因素倒不如说是历史编纂学的
表 9 后汉诸帝的家系
的一等包括 6 类宫女。王莽时代的做法,见《汉书》卷九九下,第 4180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3 卷,第 438 页)。(经查《后汉书》卷十上,第 400 页,原文为:“及光武中兴,■彫为朴,六宫称号,
唯皇后、贵人……又置美人、宫人、采女三等……”——译者)
① 《后汉书》卷十上,第 400 页。年龄按中国的算法,即生下就算一岁,以后每过阴历新年就长一岁。
② 关于帝皇家系退化的观点,见赖肖尔、费正清合著:《东亚:伟大的传统》(伦敦,1958),第 115—
116 页;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坎布里奇,1971),第 90 页。关于对放纵行为的批评,例如见《汉书》
卷九九下,第 4180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8 卷,第 739—440 页)。
一种企图,即为天命的降临和消逝提供根据。没有肯定的证据可以证明,
在宫廷内长大的皇帝易成为低能儿。前汉的武帝(公元前 141—前 87 年在位)
是前汉精力最充沛的统治者,几个后汉的皇帝尽管有这种假定的不利条件,
也证明他们是有能力的。宣帝(公元前 74—前 48 年在位)作为一个平民被
扶养成人,当然是一位优秀的统治者。①但安帝(公元 106—125 年)的性格
也在宫外形成,却是两汉最坏的一个君主。因此,缺乏用来证明皇帝的道德
素质日益下降的证据。
京都
后汉王朝的创建者于公元 25 年 11 月 27 日选洛阳为他的首都。②洛阳面
积为 10.1 平方公里(3.9 平方英里),大致呈矩形。当时是世界上第三个最
大的有城墙的城市,仅次于长安和罗马。城墙用夯实的土建成,今日遗址的
城墙仍高达 10 米。城市取南北走向的轴线,街道大致呈格子状,每个坊都有
围墙。两座有围墙的宫苑在城内遥遥相对,它们为北宫和南宫,每座面积约
125 英亩。它们被高于地面和有遮掩的通道连接起来。城内有各部和官署、
一个军械库、几个神坛、两个御苑、一个谷仓,大概还有一个市场以及贵族
和官员的宅第。在有 12 个城门的城墙之外是护城河。一条河渠从东面与护城
河接通,以便向京师运送供应。南护城河上的唧筒和戽水车向洛阳供水。
护城河外有向外扩展的城郊,它们划分成一般的坊。大洛阳
的面积大致为 24.5 平方公里,人口可能不少于 50 万。这使它成为当时人口
最多的城市。城的南郊内座落着一批重要的建筑物,其中包括灵台(帝国的
天文台)、明堂(象天法地的庙宇)和太学(后来它的学生超过 3000 人)。
①城郊还有两个市场、另一个平抑价格的粮仓和一个专为安放两座著名的铜人
的场所。
在开阔地带的农田中,有南郊和北郊神坛、五个神坛、小祭坛、御苑、
葬礼用品作坊、两个大狩猎禁区、富豪的府第和皇陵。
洛阳比前汉时代的长安紧凑朴素,它与一切中国城市一样,也用易损坏
的材料建成。②当它屹立于世时,它一定是一座宏伟的城市。公元 189 年在屠
杀宦官以后,它的末日很快来临。军阀董卓的军队劫掠洛阳达数星期之久,
最后在公元 190 年 5 月 1 日把它彻底摧毁。城的毁灭是如此之彻底,以致魏
王朝不得不在仍存在的城墙内从头开始重建。③
边境和邻邦
① 关于对武帝的不同评价,见本书第 2 章《时新派政策的充分发挥》。关于宣帝的抚育和他在霍光死后(公
元前 68 年)开始注意国家事务的情况,见《汉书》卷六八,第 2951 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
突》,第 131 页。
② 《后汉书》卷一上,第 25 页。关于洛阳的全部规模,见毕汉斯:《东汉的洛阳》,载《远东古文物博物
馆通报》,48(1976),第 1—42 页;又见王仲殊:《汉代文明》,张光直等译(纽黑文和伦敦,1982),
第 2 章。
① 这是桓帝朝(公元 146—168 年)的数字;《后汉书》卷六七,第 2186 页;卷七九上,第 2547 页。
② 关于长安,见霍塔林:《汉长安的城墙》,载《通报》,64:1 — 3(1978),第 1—46 页;王仲殊:《汉
代文明》第 1 章;本书第 2 章《惠帝统治时期和长安的加固》。
③ 《后汉书》卷九,第 370 页;卷七二,第 2325 页;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 81 页以下。
后汉的边境是传统的边境(见地图 12 和 16)。在北方,帝国由长城守
卫着。在西方,它逐渐隐没在荒凉的西藏和缅甸边境。在南面,它沿海岸线
抵达今之越南。在朝鲜,它拥有往南大致远达今汉城地区的与中国相对的低
地。但帝国的所有部分并不都在同样牢固的控制之下;在有些领土上,中国
的权力是松散的,或者甚至是有名无实的。福建完全处于边境之外。一条山
脉的屏障把它与中国的内地隔开,公元 2 世纪末起通过一次中国农民逐步的
和相对平静的迁移,它后来才被吸收。福建只存在一个中国城镇,它位于闽
江口附近,用作沿海航行的一个港口。①
如同以往,中国最难对付的邻邦是中亚的匈奴。他们在内战期间积极地
进行干预,支持皇位的觊觎者之一,并且频繁地袭掠北方的中国乡村。②光武
帝的军事姿态完全是防御性的,虽然随着公元 36 年内战的结束,他强大得足
以采取攻势。那一年他建筑了新的防御工事,以封住进入山西的传统入侵路
线。从公元 38 年起,贯穿山西中部的第二条防线在兴建,另外建造的第三条
防线掩护着大平原,以防通过山西的攻击,第四条和第五条则用来保护陕西
北部和渭河流域的下游。所有的城墙都配备了瞭望塔和发信号的一般设施。③
这并没有阻止匈奴随心所欲地继续突袭,突破或绕过防御工事,然后驰骋于
西北的大部分地区。中国的农民逃离边境区,中国政府支持,甚至帮助这种
迁移,这可以从公元 33、34、39 和 44 年的诏令中看出。结果,匈奴干脆留
在中国传统的边境内生活。④
在这个阶段,匈奴内部的不和给中国政府提供一个意料不到的争取外交
和军事主动性的机会。公元 18 年登上单于王位和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死敌的
保守的单于死于公元 46 年。有一半汉人血统的伊屠智牙师死后,他这一代已
无人在世。这时,单于的宝座应由下一代最年长的后裔比继承。但是,已故
的单于已改变了继承的程序,把单于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当新单于在公
元 46 年几乎立即死去时,单于之位又被他的幼弟蒲奴(公元 46—83 年在位)
继承,比再次看到自己被人冷落。⑤
比在一开始可能并不属于亲华的主和派,这一派力量虽被削弱,但仍存
在。倒不如说,他与保守的单于争夺王朝的斗争的结果,使主和派给了他支
持。在比、蒲奴和各自的支持者之间出现了紧张的关系,这种关系又因一场
灾难性的干旱而加剧。光武帝终于打算发起一次进攻。在这种形势下,蒲奴
作出了愿意和平的表示。如果这种行动成功,比在政治上就要被削弱。因此,
他就秘密地派他的一名中国幕僚去见汉帝,提出了等于是投降的条件。这一
切都发生在公元 46 年。公元 47 年,比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往来,同时动员
其部队反对单于。公元 49 年 1 月 25 日,他采用他祖父的名号,自称为呼韩
邪单于二世。中国人从此把北单于统治下的北匈奴与南单于统治下的南匈奴
区别开来。战争立刻在这两个联盟之间爆发,其中南匈奴较弱。①
① 见毕汉斯:《唐末前中国在福建的移民活动》,载《高本汉纪念文集》,瑟伦?埃盖罗德和埃尔塞?格
拉赫恩合编(哥本哈根,1959),第 98—112 页。
② 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 3 卷,第 102 页以下。
③ 《后汉书》卷一下,第 60 页;卷二二,第 779 页:卷八九,第 2910 页。
④ 《后汉书》卷一下,第 55、57、64、73 页。
① 《后汉书》卷一下,第 76 页;卷十九,第 715 页;卷八九,第 2942—2943 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
第 3 卷,第 119 页。
公元 50 年春,两名中国使者会见南单于,在一次公开仪式上,命他拜倒
在地。单于经过了一阵犹豫后,默然同意。于是他被赐以纯金的王印和各种
珍贵的礼品。同年末,他获准在位于东北鄂尔多斯区的美稷县设他的府第。
于是南单于把山西北部、鄂尔多斯全区和毗邻的甘肃部分地区分给他统治下
的八个部。这些部在它们的世袭领袖统治下继续过游牧生活,带着牲畜在中
国西北流浪。由于匈奴在不久前已居住在这块领地上,所以汉帝不过给了他
们已经得到的东西。试图让离乡背井的中国农民重返其西北故土的种种活动
证明是令人沮丧的失败。实际上,光武帝已经同意让一个半独立的外国在中
国境内存在。
史料中对南单于和汉帝之间的谈判的描述,用的是描述第一个呼韩邪单
于的和平建议那种老一套词汇。但是情况不同了。第一个呼韩邪单于在平等
的条件下缔结条约(公元前 51 年),并且返回戈壁北部的牧地。第二个呼韩
邪单于——南单于——地位更加虚弱。大部分匈奴已经集结在他对手的周
围,后者为形势所迫,也愿意与中国媾和。为了抢在促使他末日来临的这种
结盟之前行动,南单于不得不卑躬屈膝地寻求中国的支持和做出象征屈服的
姿态。这个行动不是真正的屈服,而是为它的目的服务的。①
在此时刻,光武帝犯了他在位时期最大的错误,这个错误也属于中国历
史中最坏的一个。他本应与南匈奴联合,攻击北匈奴的联合体。公元 51 年中
国的将领们极力主张这场征战,而且征战肯定会取得胜利。南单于就可以作
为匈奴唯一的统治者返回戈壁之北的土地,而中国人就可以收复西北边陲的
几个郡。②之所以丧失这个机会,并不是因为它有军事风险,而是因为光武帝
没有认识到它的有利条件。他心中可能怀有一个更有限的目标,即把匈奴民
族一分为二,以长城为界把南匈奴隔在境内,把北匈奴隔在境外。事实上,
边境的防御工事是由中国部队维持和把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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