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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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小配（1873—1913），又名世仲，笔名禺山世次郎、黄帝嫡裔，广东番禺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任香港《中国日报》记者，后又帮助郑贯公办《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有所谓报》。光绪三十一年（1905）加入同盟会。光绪三十三年创办《少年报》。辛亥革命后任广东民团副团长，被军阀陈炯明杀害。著有小说《洪秀全演义》、《大马扁》、《廿载繁华梦》、《宦海潮》等。
　　《洪秀全演义》最先刊载于《有所谓报》，续载于《少年报》，　1914年出版单行本，54　回，未完。另有174　回续足本，后120　回为他人续作。作者自叙为“洪氏一朝之实录，即以传汉族之光荣”。作品描写了金田起义的全过程，以及定都天京挥师北上，遭到挫折的情况。洪秀全、石达开等都写得很生动。作者很善于运用章回小说形式，艺术上较为成功。
　　此外，《大马扁》是抨击康有为的小说。《廿载繁华梦》是揭露清廷官吏、官僚资本家的腐朽丑恶。
　　辛亥革命失败后，小说领域内盛行“鸳鸯蝴蝶派”小说、“黑幕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主要写爱情故事，产生于清末，是清代才子佳人小说的继续发展。“黑幕小说”出现于1916　年前后，这类小说以揭露社会黑暗为主，写作目的是使“幕中人知所惧，而幕外人知其防”，而实际上变成了宣传犯罪的教科书。
　　1915　年以后，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运动，迅速兴起，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鲁迅在五四运动前夕，连续创作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三篇白话小说，强烈地控诉了几千年来封建制度的罪恶，呼唤人民大众的觉醒，并鼓励他们进行斗争。
　　第三节翻译文学的发展晚清时期翻译文学的初起晚清经历了军事、外交诸方面的一系列失败之后，一些人开始考虑吸收外来文化的问题。当时，除了派遣学生出洋学习以外，还于同治元年（1862）设立了京师同文馆，这是晚清最早的洋务学堂。同治二年与同治四年又先后成立了上海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专门培养翻译人员。当时所译的书，多集中在军械营阵、史地政法以及宗教经典和医学方面。文艺方面的译著，是从林纾开始的。翻译小说初起时，“政治小说”甚流行。林纾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译成出版了《黑奴吁天录》（美国史托活夫人著，本名《黑奴受逼记》）。作品描写了在种族歧视下黑人受白人残酷虐待的悲惨遭遇。光绪三十四年（1908），林纾又翻译了日本近代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德富健次郎（笔名德富芦花）所著的《不如归》。译者借该作品从侧面透露出的中日甲午海战情况，说明中国海军曾经英勇地打击敌人，揭穿了关于镇、定两舰望敌而逃的谣言，为在抗敌作战中的牺牲者伸张正义。此外，还有独立苍茫子译的《游侠风月录》（1903）、汤绂女士译的《旅顺双杰传》（1909）、赖子译《政海波澜》（日本广陵左左木龙）、陈鸿壁译《苏格兰独立记》等。有关教育问题的有中国苦学生译《苦学生》（日本山上上泉，1903），南野浣白子译《青年镜》，以及梁启超、披发生合译《十五小豪杰》等。译述科学故事的，有王笑译《千年后之世界》，杨德森译《梦游二十一世纪》（1903），海天独啸子译《空中飞艇》（1903），东海觉我译《新舞台》等。至近代后期，又翻译有大批的侦探小说。
　　近代翻译文学的两个流派近代翻译文学有两个流派，一种是以古文译法进行译述，以林纾为最著名，他的译著在知识层里最受重视；另一派则是用白话译书，如梁启超、李伯元、吴趼人等，他们译述的特点是将原书的内容，用白话口语，以章回小说的形式进行演述，他们的译述，读者面更为广泛。
　　林纾翻译作品很多，据郑振铎《林琴南先生》和寒光《林琴南传》统计，共计171　部，270　册，另有未收集的短篇15　种。宣统三年（1911）以前出版的约50　种。他介绍的著名作家有：英国的莎士比亚、狄更司、司各德，美国的欧文、史托活夫人，法国的大仲马、小仲马、巴尔扎克，挪威的易卜生，西班牙的塞万提司，以及俄国的托尔斯泰，日本的德富健次郎等。其中影响最大的作品如：《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不如归》、《滑铁卢战血余腥录》、《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迦茵小传》等。林纾的译作给近代作家和读者以很大影响，对中外文化交流起过很好的作用。但是，由于林纾本人不懂外文，无论对译本的选择，或对语意的理解，都只能依赖口译者，这给他的翻译带来很大的限制与影响。
　　当时的小说翻译家除林纾之外，还有几个人值得注意。如吴梼（亶中），他的译作以日本的为多，有《薄命花》、《寒桃记》、《寒牡丹》、《银钮碑》《美人烟草》、《五里雾》、《侠黑奴》，以及英国勃来雪克著《车中毒针》、俄契诃夫《黑衣教士》等，表现出相当的文学修养。陈冷血（景寒）以翻译俄国虚无党小说最多，也译有侦探小说一类的作品，有《白云塔》、《侠恋记》、《火里罪人》、《大侠记》、《侦探谭》等。包天笑的译作，近于演述，以教育方面的内容为多，如《馨儿就学记》（《爱的教育》）、《儿童修身之感情》等。此外，周桂笙的译作在当时也很有影响。
　　这时还有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兄弟，他们的译作《域外小说集》（1909年出版），全是短篇，有俄国的迦尔洵、契诃夫、梭罗古卜、安特来夫，波兰的显克微兹，英国的王尔德，法国的莫泊桑，丹麦的安徒生，新希腊的蔼夫达利阿谛斯，以及芬兰的哀禾等人的作品，集小说、童话、寓言为一集。译文古朴，虽用的是古文，但仍然保留了原著的章节格式，与林纾的用古文意译相比，《域外小说集》则是一部采用直译的译作。在文言翻译小说中，以林纾的影响最大，但从对文学的理解，以及忠实于原著方面，则当推周树人、周作人兄弟。
　　诗歌的翻译。首先介绍西洋诗歌的是马君武、苏曼殊。马君武（1882—1939），名和，一字贵云，广西桂林人。初留学日本，学工艺化学，曾参加同盟会，后去德国，习冶金。民国成立，任孙中山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等职。后经营工业，晚年任广西大学校长。爱好文学，有《马君武诗稿》。他的诗格律自由，雄豪深挚。他用七言古诗体翻译拜伦的《哀希腊》，还翻译过虎德的《缝衣歌》，以及歌德的《阿明临海岸哭女诗》等。他的译诗如同他的创作一样真挚感人。
　　苏曼殊（1881—1918），原名玄瑛，字子毅，后出家为僧，号曼殊，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曾留学日本，漫游南洋各地。参加过“南社”，能诗文、善绘画，并通英、法、日、梵诸文。他的诗歌多感伤情调，运用浅近文言写作的小说，内容多为描写男女爱情的故事，如《断鸿零雁记》、《碎簪记》等。翻译作品有《拜伦诗选》。他的译诗正如他自己所说：“按文切理，语无增饰，陈义悱恻，事辞相称。”苏曼殊还编有《文学因缘》、《英汉三昧集》，都是英译中国古代诗歌的选集。
　　文学革命运动以后，翻译文学进一步蓬勃发展，译文多演进为白话文。
　　第四节白话文运动与文学革命近代白话文运动的形成与发展近代白话文运动形成于戊戌变法前后，黄遵宪在光绪十三年（1887）正式提出语言与文学合一的问题，他说：“语言与文学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学合则通文者多。”①梁启超大力提倡新文体，自觉地注意通俗化。光绪二十四年（1898），白话文运动主将裘廷梁在《苏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第一个提出“崇白话废文言”的口号。在文章中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他说：崇白话而废文言，则吾黄人聪明才力无他途以夺之。必且务为有用之学，何至暗汶如斯矣！吾一不知夫古人之创造文字将以便天下之人乎？抑以困天下之人乎？人之求通文字，将驱遣之为我用乎？抑将穷老尽气，受役于文字，以人为文字之奴隶乎？
　　接着在该文里论证了白话文有“省目力”、“除骄气”、“免枉读”、“少弃才”、“便贫民”等八益，反映了他的进步要求。陈子褒也发表文章提倡推行白话，并在《论报章宜改用浅说》一文中，明确提出报纸应改用白话，用白话文办报，使人人都能读。在他们的大力提倡下，白话报纸陆续出刊，白话书籍也印行。白话报纸如《无锡白话报》（光绪二十四年出版）、《杭州白话报》（光绪二十七年出版）、《苏州白话报》（光绪二十九年出版）、《绍兴白话报》（光绪二十八年出版）、《宁波白话报》（光绪二十九年出版）、《上海新中国白话报》、《安徽俗话报》、《国民白话报》、《潮州白话报》、《北京白话报》、《伊犁白话报》、《蒙古白话报》等，从内容到形式都有革新，有评论有报导，以及游记、曲调等各种文艺样式的文章，文字通俗易懂。此外还用白话编印了大量的教科书宇典，历史地理书，文艺作品，医学、数学书等。这时还有些人大力提倡、推行拼音文字，最早提到拼音的是卢戆章《切音新法》、蔡勇《传音快字》、王炳耀《拼音字谱》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王照。戊戌变法失败后，王照创造了“官话字母”60　个，并主张以北京话的标准来统一读音。他的主张，对后来的拼音运动也有很大影响。总之，白话文运动在文学的发展方面，确实起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梁启超等提倡的“诗界革命”、“新文体”与“小说界革命”，可以说是近代初期的文学改良运动。直到1915　年以后，陈独秀、胡适等人提倡文学革命，主张白话文学，掀起了新文学运动。1915　年9　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1916　年9　月出版第2　卷时，改名为《新青年》。这个刊物针对当时复古尊孔的思潮，提出反对孔教，反对旧道德，提倡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提倡新文学。他们认为文体的改革和文学领域内的革命是同反对旧政治、旧思想，提倡新政治、新思想的斗争紧密相连的。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一卷三、四号上发表了《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介绍了现代欧洲文艺思想，又在《通信》里《答张家言》文中说：“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1917　年1　月，胡适在《新青年》上正式发表了讨论文学的第一篇文章《文学改良刍议》，表现了他对文学的历史进化观点。接着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1917　年2　月），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帜。他用文化批①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33，《学术志》二。
　　评家的眼光来提倡文学革命。陈独秀的激烈态度引起了一般人的反对，从而也引起了更多的人关心新文学运动。1917　年的《新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