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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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要不要变法。顽固派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洋务派虽然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但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和纲常名教是尽善尽美、不能改变的。维新派以进化论思想为武器,指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变者,天下之公理也”①,所谓“祖宗之法”也势必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改变。他们以中国历史上典章制度特别是清皇朝本身在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变化为依据,对此进行了论证。他们还批评洋务派的主张是“变事”而非“变法”,指出洋务活动的历史已经证明,洋务派所为并不能使中国走向富强。
第二,要不要变革封建的政治制度。顽固派与洋务派都要求维护封建的君主专制,反对提倡民权、实行君主立宪制度。顽固派认为兴民权、设议院必将导致天下大乱,所以“民主万不可设,民权万不可重,议院万不可变通”①。洋务派也说:“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断言“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②。维新派则援引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并从中国历史上先进的思想家那里吸取了有益的养料,对封建的“君权神授”论进行了批判。他们宣传“天赋人权”理论,指斥专制君王为窃国大盗、独夫民贼,并指出封建的君主专制是中国贫弱的根源。他们认为,只有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才能使“国家无难决之疑,言路无壅蔽之患,内政即清,外侮不作”③。
第三,要不要改变封建的教育制度。顽固派彻底排斥西学,坚决维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洋务派虽然赞同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又特别强调要把封建教育的主要内容即儒家的四书五经、封建的纲常名教作为立国之本,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维新派则批评科举制“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是造成国家贫弱的重要原因④。他们要求改革封建的教育制度,废八股、兴学校,为国家培养有用之才,并认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⑤。
这次论战,实质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进行的第一次正面交锋。通过论战,开阔了知识分子的眼界,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造成了一个人人谈维新、处处讲变法的新局面,从而进一步促进了维新运动的高涨。但是,另一方面,维新派对封建文化给予了尖锐的批评,却又奉孔子为教主;要求变革,却只允许“渐变”,反对“突变”;提倡兴民权,却又惧怕和仇视人民的革命斗争,只是希望能够让资产阶级和部分士绅参与政权,这说明他们自身与封建主义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表现出维新派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
①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8 页。① 王仁俊:《实学平议》,《翼教丛编》卷3,第14 页。
② 张之洞:《劝学篇·正权》。
③ 赵而霖:《开议院论》,《戊戌变法》第3 册,第195 页。
④ 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 册,40—44 页。
⑤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0 页。第三节百日维新及其失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 年11 月),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出兵强占了胶州湾。清廷的腐朽统治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在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下,维新运动迅速高涨。次月,康有为从上海赶到北京,第五次向光绪皇帝上书,指出中国已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机,人民群众的反抗活动也已威胁到清皇朝的统治,如若再不及时变法,则“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①此次上书由于工部尚书淞桂拒绝代呈,未能递达光绪帝,但却在北京的一些官员和士大夫中辗转传抄,后又在天津、上海公开见报,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光绪皇帝为了摆脱危机,并借此挣脱慈禧太后的束缚而夺取实权,开始倾向支持康有为的变法要求。但恭亲王奕等反对变法的守旧大臣,以“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得召见”为由,阻挠光绪帝召见康有为。于是,光绪帝只好命王大臣传康有为“问话”。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1898 年1 月24 日),李鸿章、荣禄、翁同龢等五大臣在总理衙门召见了康有为。康有为再次阐明了变法的紧迫性,批驳了荣禄等人对变法的责难。帝党首领翁同龢对康有为非常赏识。事后,翁向光绪帝做了汇报和举荐。光绪帝下令对康有为的条陈要随到随送,不得阻拦扣压,并命总署将康所著《日本变政考》、《大彼得变政记》等书进呈。
正月初七日(1 月28 日),康有为向总理衙门呈递了上清帝第六书,即《应诏统筹全局折》,提出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他建议光绪帝效法日本,推行新政,并立即采取三项措施:“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①康有为希望能够借助皇帝的权力来推行维新变法,使维新派参与政权,改革政治制度,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君主立宪国家。在上书中,康有为的政治主张较之从前有所缓和,没有再提兴民权、设议院。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看到反改革的势力太大,为了减少阻力而不得不调整策略,转而尊崇君权,“以君权变法”。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康有为及维新派在思想和行动上的软弱性与妥协性。
光绪帝的态度,极大地鼓舞了维新派。他们联络发起的各种地区性学会如粤学会、关学会、闽学会、蜀学会等,相继在京成立。光绪二十四年三月(1898 年4 月),康有为联络、发起并由御史李盛铎出面组成了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准备在北京、上海设立总会,在各省、府、县设立分会。他们发表演说,号召人们起来挽救危亡。此后,保浙会、保川会、保滇会等也相继成立。维新派的活动再次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御史文悌上折参劾,指责保国会“名为保国,实为乱国”。在守旧势力的压力下,许多人退会以避祸,甚至保国会的发起人李盛铎也转而攻击保国会。在这种情况下,保国会成员锐减,在开了三次会之后,就被迫停止了活动。
随着维新运动的高涨,帝、后两党的斗争也日趋激烈。光绪帝决定利用不断高涨的维新运动来推行新政。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 年6 月① 《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戊戌变法》第2 册,第189—190 页。
① 《杰士上书汇录》卷1,故宫博物院藏内府抄本。
11 日),他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任命康有为参赞新政,并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在军机处帮助主持变法事务。从这一天开始,到八月初六日(9 月21 日)变法失败,历时103 天,史称“百日维新”。在百日维新期间,维新派通过光绪帝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令,主要内容如下:1。经济方面:设立农工商总局,保护工商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矿务铁路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举办邮政,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
2。政治方面:改革行政机构,裁汰冗员;提倡官民上书言事。
3。军事方面:裁减旧式军队,训练海陆军,推行保甲制度。
4。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文;设立学堂,学习西学;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准许自由创立报馆和学会;派留学生出国。
改革诏令的颁布,对于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传播西方科学文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变法诏令中没有提到设议院、立宪法。不仅如此,康有为还劝说光绪帝在变法过程中应该“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摺奏事足矣”。①然而尽管如此,变法还是遭到了顽固派和洋务派的阻挠。对于新政诏令,除湖南巡抚陈宝箴能够认真执行外,其他各省督抚则大都推诿敷衍,甚至根本不予理睬。如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两广总督谭钟麟,对变法期间“谕令筹办之事,竟无一字复奏”,经电旨催问,刘坤一托称“部文未到”,谭钟麟则“置若罔闻”。由于顽固派和洋务派的抵制,变法诏令大都成了一纸空文。
在百日维新期间,变法和反变法的斗争非常激烈。在光绪帝下令变法第四天,慈禧太后就迫使他连发三道谕旨。首先,撤去支持变法的帝党首领翁同龢的军机大臣等一切职务,逐回原籍,使帝党的力量大为削弱。其次,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的官员,必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这样,本已归政的慈禧太后又牢牢控制了用人权,使光绪帝无法重用维新派和支持变法的帝党官员。第三,任命慈禧太后的亲信荣禄署直隶总督(不久即改为实授),统领北洋军队,掌握了京、津一带的兵权。与此同时,慈禧太后还加强了对颐和园和北京城内外的警戒,密切监视光绪帝和维新派的活动。
面对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的阻挠,光绪帝也曾试图予以反击。七月十九日(9 月4 日),他下令将反对改革、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六名官员一并革职。次日,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为军机章京,赏四品卿衔,参与新政,加紧推行变法。此举使守旧势力大为恐慌,双方斗争更加激烈。变法的反对者四处活动,或造谣生事,或向慈禧太后控告光绪帝,请求她重新垂帘听政。慈禧太后也令人到天津与荣禄密谋。荣禄将聂士成部调至天津陈家沟,董福祥军移驻北京长辛店。军队的异动,使局势变得更为紧张。京、津一带开始盛传慈禧太后跟荣禄密谋,将乘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以武力逼他退位。光绪帝感到事态严重,于是密令康有为等设法应付。维新派没有群众基础,自身又毫无实力,在这紧要关头,惟有痛哭失声。最后,只好把希望寄托于袁世凯的支持和帝国主义的干涉。
①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16 页。
袁世凯出于政治投机,加入过强学会,骗取了支持维新的名声。此时,他统率着7000 余人装备精良的新建陆军。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维新派希望能够争取袁世凯,利用他掌握的军队,做最后的抗争。在维新派的举荐下,八月初一日(9 月16 日),光绪帝召见了袁世凯,赏以侍郎衔,专办练兵事宜。初三日(18 日)深夜,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劝他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以解救光绪帝。袁世凯信誓旦旦地表示:“诛荣禄如杀一狗耳。”次日,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提前回宫,把光绪帝严密控制起来。初五日(20 日),袁世凯在请训后返回天津,向荣禄告密。第二天,慈禧太后已经“训政”的消息传到了天津,荣禄随即派人进京,向慈禧太后报告了维新派“锢后杀禄”的计划。慈禧太后立即囚禁了光绪帝,并下令搜捕维新派重要人物。百日维新失败。
在维新变法运动期间,维新派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希望得到它们的支持。当时,英、美、日等国和俄国之间有矛盾,俄国支持慈禧太后,而英、美、日等国想拉拢光绪帝和维新派以对抗俄国,并乘机加强对清廷的控制。所以,它们曾插手维新运动,表示要“帮助”中国变法。维新派也主张联络英、日,以利用这些国家的支持。七月二十九日(9 月14 日),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到了北京,维新派对他此行寄予了厚望,准备聘其为变法顾问。然而,当伊藤博文发现变法败局已定时,就无意再支持光绪帝和维新派。维新派请求外国公使出面干涉,也是毫无结果。政变发生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分别在英国和日本的帮助下,逃往国外。谭嗣同拒绝逃亡,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①八月十三日(9 月28 日),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康有为的弟弟)6 人被杀害,许多赞成新政的官员被革职。变法新政,除设立京师大学堂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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