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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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宗道性喜恬淡，为人文雅谨慎，厌于尘俗之劳。万历二十八年（1600），他决定辞官南归。可是官场的劳悴已使他体虚患病，九月，逝于北京任上，终年四十一岁。
　　袁宗道为官清廉，死后身无积蓄，全仗门生资助，遗妻方得移榇公安。
　　他的诗文收入《白苏斋集》。
　　袁中道袁中道（1570—1624），字小修。也是早慧的才子，十岁便作《黄山赋》、《雪赋》，洋洋五千余言。他爱读佛、道之书，自作注解，飘然有出尘之想。尤其是二十岁左右，曾随兄赴麻城访问李贽，更受佛教出世思想影响，无意科举。他倜傥任侠，“视妻子如鹿豕之相聚，视乡里小人如小人之尾行，而不可与一日居”①，却泛舟江湖，浪迹南北，寄兴于山水诗文。
　　袁中道为文作诗“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②。所写《游荷叶山居记》、《过真州记》、《游青溪记》、《游灵岩记》等散文，笔墨恣肆，率尔不拘，寄神寄情，快人耳目，富于清幽之趣。③　袁宗道：《论文上》，见施蛰存：《晚明二十家小品·袁伯修小品》，第82　页。①　袁宗道：《论文下》，见施蛰存：《晚明二十家小品·袁伯修小品》，第83　页。②　袁宗道：《论文下》，见施蛰存：《晚明二十家小品·袁伯修小品》，第83　页。①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袁仪制中道》，第568　页。
　　②　《叙小修诗》，《袁宏道集笺校》卷四，第187　页。
　　然而袁中道毕竟摆脱不了当时文人向往科举功名的常情，在矛盾之中接连应试，直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才中进士。此时年已四十七岁。他出任徽州府教授，迁国子监博士。后来改派南京礼部主事。天启四年（1624）升任南京吏部郎中。
　　自从“公安派”树帜文坛后，诗文模拟生硬之弊渐渐得以扭转，但“公安派”末流也出现空疏不实的倾向。袁中道在宗道、宏道去世后，对此有所认识，他在《袁中郎先生全集序》中写道：“至于一二学语者流，粗知趋向，又取先生偶尔率易之语，效颦学步，其究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譬之百花开而荆棘之花亦开，泉水流而粪壤之水亦流。”①因而他对后七子复古文风就不如宗道、宏道的批评来得激烈，并且对“公安派”之弊有所纠偏，提出：“取汉魏三唐诸诗细心研入，合而离，离而复合，不效七子诗，亦不效袁氏少年未定诗，而宛然复传盛唐之诗，则善矣。”②晚年他甚至想烧去自己的作品，以去轻佻浅露。③袁中道升任南京吏部郎中后不久，因病乞休，却逝于官，终年五十五岁。他的诗文有《珂雪斋集》、《游居柿录》、《珂雪斋近集》。
　　①　袁中道：《袁中郎先生全集序》，《袁宏道集笺校》第1712　页。
　　②　袁中道：《蔡不暇诗序》，《珂雪斋近集》卷三，第34　页。
　　③　据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袁仪制中道》，第569　页。
　　第三节钟惺附谭元春钟惺（1574—1625）字伯敬，号退谷、止公居士④，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人。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钟一贯任武进（今属江苏）学训，酷爱诗文。在家庭的影响下，钟惺从小就刻苦学习，研习诗古文辞。他虽然外貌不扬，弱不胜衣，“为人严冷，不喜接俗客”⑤，却好奇思冥索，勤奋不懈，为诗清秀简隽，情态逼真，早年就有文名。后又师事雷思霈，雷为“公安派”袁宏道的友人，提倡“性灵说”，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在雷思霈的熏染下，钟惺也倾向诗歌要表现自我的主张，反对因袭模拟，故而所作诗文，愈加“清绮邃逸”①，自然流畅，“为人所称许”②。
　　钟惺虽然不爱参加当时盛行的社集活动，但却对诗坛的流弊较为了解，觉得诗风太沉闷无奇；他认为有的诗人抱残守缺，犹宗“后七子”余波，由模拟而流为肤熟，了无生机；有的诗人则承袭“公安派”遗绪，过分强调自我表现，以致演为轻佻、薄俗。为此，钟惺想另辟蹊径，对“后七子”、“公安派”末流进行纠补矫偏。他认为诗坛的这些失弊，主要在于诗人们的学问浅薄，不了解古人，往往“取古人之极肤、极狭、极熟，便于口手者，以为古人在是”，而不知古人有“幽情单绪”的复杂情感和“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的深奥之作③，因此，他要阐发古人的幽深孤峭，将其揭之于世，以“发覆指迷”④，开人眼界。
　　这些看法得到同邑谭元春的响应。谭元春（1586—1637），字友夏，比钟惺小十二岁。谭元春认为写诗要注意文辞的修饰，要精心雕刻，将性灵的复杂幽深表现出来，使之能“常浮出纸上”，“譬如狼烟之上虚空，袅袅然一线耳”⑤，决不可率直如话，浅薄得毫无诗意诗情。
　　谭元春善于写诗，风格清丽自然，如《远村》五言云：“投足礼天竺，闲院木石香。有一长眉叟，背手看稻粱。近前果父执，朴野无他肠。随我至我家，不揖径坐床。呼我以小子，语笑皆上皇。见我多童仆，导我凿藕塘。繙案睹陶诗，欣然求数章。何以润我笔，归即献百觞。不然春蚕出，赠我丝衣裳。喜为纵横写，字亦不寻常。与订来往约，年高恐健忘。”①形象生动，语顺气畅，叙情描景，生机盎然。
　　谭元春既和钟惺意趣相投，亦欲矫正时弊，“自出手眼，别开门户”②，两人乃开始合编诗选，取古人诗歌中纤诡幽渺之作，加以阐扬。经过数年的努力，钟惺、谭元春共同编成了《唐诗归》、《古诗归》，共五十一卷，前者取唐人之诗选辑而成，后者取唐以前之诗选辑而成，合称《诗归》行世。④　钟惺：《题跋·题马士珍诗后》，《隐秀轩文》，岳麓书社1988　年版，第304　页。⑤　《明史》卷二八八《钟惺传》。
　　①　袁中道：《花雪赋引》，《珂雪斋近集》卷三，上海书店1982　年版，第36　页。②　《诗文集序·隐秀轩集自序》，《隐秀轩文》，第95　页。
　　③　《诗归序》，《隐秀轩文》，第72　页。
　　④　钟惺：《书牍·与蔡敬夫》，《隐秀轩文》，第211　页。
　　⑤　谭元春：《序·诗归序》，《鹄湾文草》，岳麓书社1988　年版，第39　页。①　谭元春：《谭友夏合集·远村之一》。
　　②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谭解元元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新一版，第570　页。《诗归》问世后，犹如在熟俗肤浅的诗坛中吹来了一股“深幽孤峭”之风，令人耳目一新，“海内称诗者靡然从之，谓之钟谭体”，诗家几乎人手一编，风行各地，被视为作诗的准绳，后来在晚明诗坛上“浸淫三十余年”③，对改变诗风起到重要的影响。
　　万历三十八年（1610），钟惺考中进士，授行人司行人。次年，他以奉节使臣出使成都；后又出使山东。万历四十三年（1615），再赴贵州，主持乡试。钟惺自编《诗归》，倡幽峭诗风后，为诗也由清绮而转为孤深，遣词用字，力求含蓄隐晦，刻意表达深僻之旨，以树帜诗坛。他在《江行俳体》等诗中，以怪字、险韵来加强诗歌的诙严，如“舟卧梦归醒见水，江行怨泊快看山”等④，未免雕镂太多，僻冷不畅，显得晦涩与佶屈。
　　谭元春此时的诗风，也趋向怪僻，如《读曲歌》云：“交欢久，贝齿有时落，欢独长在口”等①，不仅生硬陡峭，而且支离破碎，“莫辨阡陌”②，有如游戏。
　　然而，他们的诗风虽然因刻意别创一格，从纠偏俗浅而流向僻涩，但他们的散文却保持原来的清丽明畅本色。钟惺在每次奉使归来，都写下一些散文，记述沿途风物，如《浣花溪记》、《修觉山记》、《梅花墅记》等，绘景抒情，情景并茂，文采鹰扬，朗朗上口。谭元春也好游佳山秀水，所写《游玄岳记》、《游南岳记》等，亦绘声绘影，一波三折，引人入胜，颇为流畅耐读，与诗风的晦涩迥异。钟惺在谭元春游南岳归来后，为谭的书斋取名为“归岳堂”，以祝贺他外出创作的成就。
　　后来钟惺迁工部主事，又由北京调往江南，任南京礼部祭祠司主事，迁南京礼部仪制司郎中。
　　在南京时，钟惺简淡自持，于秦淮河畔租一楼屋，伏案读史至深夜，每有所得辄记之，撰成《史怀》一书，评论古史，“多所发明，有古贤所不逮者”③。
　　天启初年，钟惺升任福建提学佥事，他在闽中仍倡幽峭诗风，并且参以禅旨，令人莫测高深，有“诗妖”之名。江南张泽、华淑，闽人蔡复一等，倾心附和，把钟惺奉为“深幽孤峭之宗”④。不久，钟惺因丧父，回家守制，竟于天启五年（1625）病逝于家，享年五十二岁。后人将他的诗文辑为《隐秀轩集》。
　　谭元春在钟惺去世后两年，考中举人。崇祯年间，他活动于南京、苏州、杭州一带，与“复社”名流茅元仪、宋献孺等往还，诗酒唱和，并写下《游乌龙潭》等风格秀雅的散文名篇。崇祯十年（1637），谭元春赴京会试，不幸病死于旅舍①，享年亦五十二岁。他的诗文，后人辑为《谭友夏合集》。钟惺、谭元春，为扭转明末诗坛平俗肤浅流弊，力倡幽峭，诗风亦由清丽而变为僻涩，影响一时，人们因他们都是竟陵人，故称钟谭这一文学流派③　同上书，《钟提学惺》，第571　页。
　　④　钟惺：《隐秀轩集·江行俳体》。
　　①　谭元春：《谭友夏合集·读曲歌》。
　　②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谭解元元春》，第572　页。
　　③　施蛰存：《晚明二十家小品》，附《钟惺传》，第368　页。
　　④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钟提学惺》，第570　页。
　　①　据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八《谭元春传》，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第2347　页。为“竟陵派”。
　　第四十二章董其昌陈洪绶第一节董其昌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别号香光居士，松江府上海县董家汇（今属上海市）人，①贵显后移居松江府华亭县（今松江县城内）。出身于一个穷秀才的家庭，只有“瘠田二十亩”②，生活较清寒。年轻时董其昌究心经史，学作八股文，一心走科举入仕之路，但却屡试不中。迫于生计，他曾在平湖教私塾■口，后来又为逃避差役，改入华亭县籍③，以后就一直自称“华亭人”。
　　董其昌虽然文运不佳，但在某次会试失利之后，产生了对书法艺术的追求。那是他十七岁时参加松江府会考的事，当时他写了一篇很漂亮的八股文，自思准可夺魁，孰知出榜时成绩反不如他的堂侄董原正，落得个第二名。原来知府衷贞吉嫌董其昌试卷上的字写得太差，故意把他降为第二，而把文章比他差的董原正拔为第一名。这件事给董其昌很大的刺激，从此他发愤学习书法，决心洗去落笔不工的耻辱。①他初以唐人颜真卿《多宝塔帖》为楷模，后来又改学魏、晋，临摹钟繇、王羲之的字体。此外，他还向华亭陆树声、莫如忠等书法家求教，并且一有机会就去南京、嘉兴、杭州等地访问书画收藏家，观赏历代名家作品，结交莫是龙、顾正谊、丁云鹏等擅长丹青之士，对绘画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二十三岁时，董其昌开始学画山水，师法元末黄公望。他无钱买纸，有时竟脱下白布袍在上面写字，或在白布床褥及帐子上练字，以致屏帏床帐，淋漓殆遍。为了求得名迹临摹，他还“典衣质产”②。经过十多年的刻苦努力，董其昌的书法有了很大的进步，山水画也渐入门径。
　　万历十七年（1589），三十五岁的董其昌终于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入北京翰林院深造。北京是明朝文化的中心，翰林院是文人、学士云集的地方，董其昌的同窗陶望龄、朱国桢、焦竑、袁宗道等，都是各地的文章高手和丹青名士。特别是董其昌的老师、翰林院学士韩世能，嗜书画成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