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

　　积弊都在内外有司，而且势将影响到社会风气。这恰恰又是朱元璋要着手解决的问题。
　　这篇万言书于当日写完上呈。急于陈献，所陈略无次序，亦不暇组织成文，故是一篇较为杂乱的奏书，但也同时充分反映出了解缙的才气。这次上书是颇为成功的，“书奏，帝称其才”。朱元璋表示满意了。
　　此后不久，解缙又写了《太平十策》。这一次他在文字上颇费斟酌，内容有条理而清楚：一曰参井田均田之法；二曰兼封建郡县之制；三曰正官民；四曰兴礼乐；五曰审辅导之官；六曰新学校之正；七曰省繁冗；八曰薄税敛；九曰务农；十曰讲武。可惜这篇经过刻意雕琢的上书，效果远远不及那篇“封事”，因为其中除去大讲“广封藩”外，内容基本同于“封事”。而他在“十策”中所谈“广封藩”的内容同洪武九年（1376）时叶伯巨所上“万言书”中指责天下可患者的“封藩太侈”相比，又是那么平庸而低劣。
　　很明显，解缙的才华并不表现在政务上。在解缙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的是明初士大夫放荡不羁的个性。在他作为中书庶吉士的肄业期间，人们便已几乎一致地将他看成一个狂妄的书生，他的浪漫，则已招致包括朱元璋在内的统治集团的不满。
　　史书中列举了这样几件事：洪武二十三年（1390），“解缙尝入兵部索皂隶，语嫚。尚书沈溍以闻。帝曰：‘缙以冗散自恣耶？’命改为御史。”尽管有人对此有所怀疑，但这却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事①。从事后的处理看来，朱元璋对他还抱有希望，想用御史这样一个耳目风纪之臣的职任去约束他。朱元璋希望将这位才子塑造成一个符合统治者需要的官僚化、工具化、模式化的官吏。
　　这一事件中的沈溍是乙丑科（洪武十八年）登第，仅比解缙早一科，二十二年便任兵部尚书，二十三年改任工部尚书，同年复兵部，年内又被免职。解缙对这个资历相近的官员显然是不够尊重的。
　　尽管庶吉士的生活结束了，改任御史后的解缙却并未能改变疏狂的文人之习。次年又发生了他代虞部郎中王国用起草奏疏，为韩国公李善长辩冤之事。这是一篇极为精彩的辩词，疏中指出像李善长这样位列勋臣第一的人，是毫无理由再去依傍胡惟庸的，因为他冒杀身之祸得到的也不会超过今日。又指出“若谓天象告变，大臣当灾，杀之以应天象，则尤不可”。天下闻之，①　黄云眉：《明史考证》四，第1244　页。
　　四方解体，人心危疑。并且说李善长虽已被杀，仍须上此疏以儆戒将来。①这的确是一份大胆而又有理有据的奏疏。在朱元璋大肆屠戮功臣时，居然有人敢于提出这样直率的批评，而且使朱元璋无法怪罪，大概只有解缙这个年轻疏狂的才子能够做到。
　　不久，朱元璋便得知这奏疏是解缙代为起草的。左都御史兼吏部尚书詹徽是个勤政而刻薄的官吏。李善长之死，他起了一定作用。当他知道此事后，十分恼火，请求朱元璋置解缙于法。朱元璋虽然对解缙感到不满，但他还不想加之于罪。也许是他不愿在这时候去承担不惜人才的名声，事情竟然不了了之。解缙也丝毫没有接受教训，随后又发生了他代同官夏长文草疏弹劾都御史袁泰之事。袁泰，山西万全人，洪武四年（1371）辛亥科进士，他刚刚以左都御史同理都察院事，便遭到了属官的弹劾。因此恨透了解缙，解缙的御史也难以干下去了。
　　到处代人草疏，惹事生非，一个嫉恶如仇的青年官员，带着浓厚的书生气，在官场中是无法立足的。恰好此时解开以近臣父入觐，朱元璋对他说：“大器晚成，若以而子归，益令进学，后十年来，大用未晚也。”
　　像解缙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才子，让他再回家进学十年，究竟学些什么呢？显然不是去学诗书儒学，而是去学为人处世的本领。朱元璋的做法究竟是出于对这位才子的爱护还是不满，已经很难说清楚。总之解缙从此离开了涉足未及一年的都察院御史之职，回家乡吉水读书去了。
　　仕途坎坷从洪武二十四年（1391）起，解缙奉旨归读，前后达八年之久。不让他在政务中磨炼，却让他归乡闭门读书，用这种类似于冠带闲住的方式“以待大用”，实在令人费解。
　　这八年当中，解缙曾受命改修《元史》中的舛误，又撰定《宋书》，删定《礼经》凡例，此外便终日在家中读书撰著，倒也过得自在。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朱元璋病逝。
　　解缙得知后，顾不得母丧未葬，辞别了九十高龄的父亲，赶往京师（南京）。他这样匆匆而行究竟出于什么目的，谁也说不清，是奔丧还是求官，或是二者兼有？朱元璋应许的十年后“大用”的口谕随着他的去世已变得十分渺茫。结果是令人惊异的，人们竟然还牢记着朱元璋八年前的话，不过他们感兴趣的只是解缙未满十年不得入京，却不是十年后的“大用”。
　　于是有司弹劾解缙违背诏旨，又有母丧未葬，父亲九十高龄不当舍之而行，总之解缙这次入京不仅不是忠君之举，而且是违背皇帝生前嘱咐的大错特错，他甚至因此受到类似充军的处罚，被谪贬到地处陕西临洮的河州军民指挥使司为吏。①在以宽仁和尊崇文士而著称的建文之政下，解缙这位才学之士却受到如此严厉的处罚，如果不是当政者有意压制打击的话，恐怕再难找到别的解释了。
　　①　解缙：《解文毅公集》卷一《代王国用论韩国公事状》。
　　①　《明史》等书均作“河州卫”，但据《明史》卷九○《兵志二》所记，洪武、永乐中仅于河州设军民指挥使司，永乐后始改置河州卫。
　　已经是三十岁的人了，背井离乡前往西北荒瘠之地去充当吏员，其景况之狼狈是可想而知的。这一次再也没有人提什么“父年九十，不当舍以行”了。
　　凉秋登途，孤身西行，更使解缙感到凄怆。他知道自己这是为声名所累，他写诗吟道：“早岁攀龙客天府，浪得声名满寰宇；归来自分闭门过，岂料更为名所苦。旅影西行万里遥，黄叶飘萧更无数。”②十月，到达西安时，结识了东南还乡的邹生，对解缙讲了不少关于六盘山、临洮的山川冰雪。解缙举酒浇愁强自宽颜，心中却惦念着家中老父。“我心尤切念庭闱，九十严亲双鬓垂；倚门斜日望子归，临风托寄平安字。”③解缙祖籍平阳（今山西临汾），后徙雁门，后来因有人于唐朝时到吉州为官，才成为吉水人。这次西北之行倒使他有机会领略祖籍的山川风貌了。自幼生长在南方的解缙，有些禁不住北方的寒暑，然而更使他不堪忍受的是与吏卒们同伍，听从军卫官吏驱使。这一年的除夕，他是在寂寞孤凄中度过的。正月十五，河州到处挂起红灯，爆竹喧天，耍狮歌舞，彻夜不息。解缙却独坐沉思，想到自己的家世：“我家不与世俗同，弟兄伯叔联簪组；满堂宾客皆雄奇，新吟健笔争蠭午。”又想到自己幼时的生活：“我时七步诗即成，诸生学士观如堵。”还想到自己少年登第志得意满的日子：“布衣十五步蟾宫，年年看灯天九重。”如今却在河州这北国荒镇观灯，父亲也一定彻夜不眠，在灯下思念着远在边陲的儿子。①解缙不久便病倒了，想起自己满腹经纶，却落得这般下场，又因思念家人父老，经常独自垂泪。事到如今，也不得不放下文人孤傲之气。解缙终于提笔给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董伦写了一封言辞凄楚的书信。
　　缙率易狂愚，无所避忌，数上封事，所言分封势重，万一不幸，必有厉长、吴濞之虞。■哈术来归之时，钦承顾问，谓宜待之有礼，疑则勿任，任则勿疑，稍忤机权，其徒必二。此类非一，后皆亿中，封事留中。又尝为王国用草谏书，言韩国公事，为詹徽所嫉，欲中以危法。又为文劾袁泰，泰衔恨至深，见尝切齿。但以不为屈膝之故，竟致排诬。累迹深文之语，皆非律令所该。伏蒙圣恩，数对便殿，申之以慰谕，重之以镪锡，许以十年著述，冠带来廷。《元史》舛误，承命改修，及踵成《宋书》，删定《礼经》凡例，皆已留中。奉亲之暇，杜门纂述，渐有次序，洊将八载，宾天之讣忽闻，痛切之诚欲绝。向非先帝之明，缙亦无有今日，是以母丧在殡，未遑安厝，家君以九十之年，倚门望思，皆不暇恋，冀一瞻山陵，陨泪九土。何图诖误，蒙恩远行。扬、粤之人，不堪寒苦，复多疾病，俯仰奔趋，与吏卒为伍，低徊服事，诚不堪忍。昼夜涕泣，恒惧有不测之忧，进不能尽忠于国，退不得尽孝子亲。不忠不孝，负平生学问之心，抱万古不穷之痛，为天下笑，为先生长者之羞。是以数鸣哀感，冀皇天后土之鉴临，得还京师，复见天颜，少陈情悃，或遂南归，父子相见即走也，更生之日。临书不胜恺切愿望之至。①这一函书信写得很有点水平，首先谈到削藩，这完全是为应合建文时的政治形势，然后是表功示才，既有辩解申诉，又有哀求待怜。而且解缙选择②　解缙：《解文毅公集》卷四《西行示侄祯期还家》。
　　③　《解文毅公集》卷四《长安别邹生》。
　　①　《解文毅公集》卷四《河州正月十五夜有感》。
　　①　《解文毅公集》卷十五《寄具川董伦书》。
　　董伦作为相求对象，也是颇具心计的。建文中当权的官吏主要是齐泰、黄子澄，受知的官吏首称方孝孺，其次才是董伦。四人当中，他与方孝孺不甚相识，洪武二十五年（1392）方孝孺被荐入朝时，解缙已经还乡归读了。齐泰、黄子澄均为洪武十八年（1385）进士，比解缙早一科。解缙在京时，齐泰任兵部主事，是沈溍属官，对解、沈二人的矛盾，他肯定是有所知的，解缙因此而不便相求。黄子澄与解缙曾同官翰林院，二人应当熟识，但可能关系并不融洽，因此解缙转而求于年高望重的董伦。
　　董伦被这函书信打动，向建文帝朱允炆推荐了解缙，不久解缙便被召回，授官翰林待诏。这是个从九品的小官，不常设。改定官制后，待诏隶于翰林院文翰馆下，成为一员供掌应对的小官。
　　比起在河州为吏是强多了，但这远非解缙所愿。他十九岁登第，名噪一时，到三十余岁，却仅仅做到一个最低品级的备员，可算是时运不济了。当年爆发了“靖难”之役，燕王朱棣起兵北平，谋夺皇位，历时三年的夺位战争开始了。解缙并无出色表现，不知是出于上次贬官的教训，还是对当政者的不满，他只是随同诸臣们上些平庸的奏疏，说些众口一辞的话。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三年以后。
　　建文四年（1401）六月，燕师攻抵京城（南京），许多官吏趁夜缒城而逃，解缙却未走，他有自己的主张。建文朝廷除去将他谪贬河州吃了些苦头外，也仅仅给了他一个从九品的翰林待诏，他对建文帝无须报忠。当燕王朱棣率师入京时，解缙同极少数的几名翰林之臣迎附了。关于这件事，《明史》中有一段记述：燕兵薄京城，（王）艮与妻子诀曰：“食人之禄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复生矣。”解缙、吴溥与艮、（胡）靖比舍居。城陷前一夕，皆集溥舍，缙陈说大义，靖亦奋激慷慨，艮独流涕不言。三人去，溥子与弼尚幼，叹曰：“胡叔能死，是大佳事。”溥曰：“不然，独王叔死耳。”语未毕，隔墙闻靖呼：“外喧甚，谨视豚。”溥顾与弼曰：“一豚尚不能舍，肯舍生乎？”须臾艮舍哭，饮鸩死矣。缙弛谒，成祖甚喜。明日荐靖，召至，叩头谢。（李）贯亦迎附。①明朝人便已指出此事不可信，因为王艮早在前一年即已病故，但修《明史》时，却又保留了这段记述。这中间记述解缙城陷前陈说大义，城陷后又迎附，似有贬斥之意，却很符合解缙本人的情况。这也无须指责，他希望受知于一个新朝廷，以施展自己的才华。
　　内阁名臣解缙受知于夺位登极的朱棣还不仅仅因为他首先迎附，而是因为他草《登极诏》称旨。①《登极诏》本是让另一位明初著名才子方孝孺草拟的。但方孝孺忠于建文帝，宁可招致杀身灭族之祸，不肯草诏。据说朱棣还曾命侍读楼琏草诏，楼琏不敢辞，归而自经。也有传说此诏出于括苍王景或无锡王达之手。②但是诏书出自解缙的可能性更大，这正是他表现才华的机会，他从此开①　《明史》卷一四三《王艮传》。
　　①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二《史乘考误》三，引许浩：《复斋日记》。②　《明史》卷一四一《方孝孺传附楼琏、王景、王达传》。
　　始了一生中最光辉的五年。
　　其实这篇《登极诏》写得并无什么特色，只是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