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

王达传》。
　　始了一生中最光辉的五年。
　　其实这篇《登极诏》写得并无什么特色，只是甚符合朱棣的心意。诏书中指责建文帝“崇信奸回，改更成宪，戕害诸王”。又讲到援“祖训”起兵“靖难”，屡战屡胜，及欲仿周公辅佐成王之故事，只因建文帝自焚已死，迫于众议，拒之再三，勉强即位。随后便开列大赦蠲免，安民给赏等一系列条款。这便是所谓“称旨”的诏书。
　　第二个月，解缙便从翰林待诏升任本院侍读，由从九品一下变成正六品。同时升迁的还有胡靖，由从六品修撰升为六品侍讲，吴溥、杨子荣由正七品编修升为从六品修撰，郑好义由从七品检讨升为正七品编修，都仅仅升迁一品而已。
　　八月间，解缙、黄淮受命入直文渊阁，参预机务。朱棣常命他们在身边备顾问，有时到深夜，朱棣上床就寝，犹赐坐榻前，语以机密重务。
　　杨士奇、杨荣、胡广、胡俨、金幼孜等人大约也在此时被检入直内阁。
　　九月，朱棣赐给他们七人金织罗衣各一袭。这七个人成为最重要的内阁之臣。几天后便是中秋，朱棣找来解缙等人，让他们查阅一遍建文中群臣所上“封事”，将这千余件上书中有关军马钱粮数目的留下，其余有涉及“靖难”削藩之事的一概焚毁，以免群臣危疑。
　　“尔等皆宜有之。”朱棣当时大约是随便说了这么一句。诚然如此，众人都俯首不语了。
　　“臣实无。”修撰李贯理直气壮地答道。他显然误解了朱棣的意思。
　　“尔以独无为贤耶？”朱棣不满地说道，“食其禄，则思任事。当国家危急之际，在近侍独无一言，可乎？朕非恶夫尽心于建文者，但恶导诱建文坏祖法乱政经耳。尔等前日事彼则忠于彼，今日事朕当忠于朕，不必曲自遮蔽也。”①朱棣表现出政治家的大度。但是到了这一年冬天，朱棣下诏重修《太祖实录》时，他的态度就截然不同了。原南昌知府叶惠仲因在原建文时所修《太祖实录》中直书“靖难”事被逮杀族诛。
　　重修的《太祖实录》由曹国公李景隆为监修官，茹瑺为副，解缙任总裁，实际主持工作。这次解缙表现得颇为慎重，书成“尽焚旧草”，以免引起麻烦。②这同当时政治形势有很大关系，在追治杀戮建文遗臣的恐怖气氛中，史官不得不审慎行事。像解缙这样个性突出的文人，也必须慢慢改造自己。担任《太祖实录》总裁官对解缙来说是一种超擢的荣誉，他的同官，甚至高于他的官员们都只是担任了纂修官，解缙因此名声大噪。《明史》中称，解缙“寻进侍读学士，奉命总裁《太祖实录》及《列女传》。”实际上解缙进官侍读学士是在建文四年（时称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丁亥，这时他年仅三十五岁①。《明史》的记述很可能是弄颠倒了。
　　这次改修实录主要是去掉其中涉及朱棣夺位的忌讳之处，并非真正重修，因此“以百人之多，历期年之久”②，到第二年六月便书成上呈。
　　改修《太祖实录》成书前不久，朱棣追上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尊谥。皇后徐氏因此想到当年孝慈皇后曾命儒臣考订《列女传》，而未能修成，于①　《明太宗实录》卷十一，洪武三十五年八月丙寅。
　　②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国初实录》。
　　①　《明太宗实录》卷十四，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丁亥。
　　②　复原吉：《进实录表》，影印本《明太祖实录》卷首。
　　是要下令修纂此书。恰在此时，《太祖实录》完成，朱棣便命解缙等人动手编辑，只用了半年时间，到十二月便完成了。时间虽不长，却颇下功夫，朱棣并亲撰序文，刊印颁行。
　　次年七月初一，解缙随祭太庙后，又被朱棣召了去。“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繁，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察之便，如探囊取物。”③依然是为修书之事。
　　这颇符合解缙所想，他早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上万言封事时，就曾建议朱元璋这样做。不过在修书的宗旨上他又有与朱棣不甚相合之处。朱棣主张大而全，不厌浩繁，解缙却反对收录过杂，他按照自己的好恶取舍，基本上是以儒家经典和史籍为主。
　　在朱棣的心目中，解缙是可以倚重的才子。八月中秋，宫中设宴，朱棣与近臣一起赏月，哪知天公不作美，浓云掩月，令君臣们有些扫兴了。据说解缙当即口占《落梅风》一首：嫦娥面，今夜圆，下云帘，不着臣见。拚今宵倚阑不去眠，看谁过广寒宫殿。①词虽无奇，那股不罢不休的劲头很中朱棣的意，朱棣高兴起来，又让他作长歌。夜半，浓云渐散，明月当空，朱棣不胜欣喜说道：“才子！可谓夺天手段也。”这时候他们君臣之间已融洽到顶点了。②永乐二年（1404）十一月，解缙等人将纂就的巨帙上呈，朱棣赐名《文献大成》。起初他很满意，但不久便发觉了其中的不足，并决定重修此书，这便是后来成书的《永乐大典》。这次除解缙外，又命七十高龄的太子少师姚广孝及刑部侍郎刘季梗沧苄奘橹隆３录玫燃嫱ò偌业牟家轮恳脖磺肜吹Ｈ巫懿谩Ｐ奘楣讨校扉η鬃怨柿私骨榭觥Ｓ览炙哪辏?406）他在文渊阁召见了解缙等人。
　　“文渊阁经史子集皆备否？”“经史粗备，子集尚多缺。”解缙如实回答，于是命人四出购求书籍。③这一次解缙未能参与修竣全书，第二年春天他便遭到外任之罚。其主要原因还不在于他修书时的偏执，而是因为立储之争。
　　在永乐五年（1407）春天解缙出任以前，他除去奉敕修书外，还始终作为内阁近臣参预机务。当时都察院有陈瑛，吏部有蹇义，户部有郁新、夏原吉，兵部有金忠，都是各负其责的重要大臣。解缙等近臣的职责主要是备顾问，而在当时，诸需顾问的事情中，最重大的莫过于立储。
　　朱棣的三个儿子中，二儿子朱高煦“靖难”中随军征战有功，与一批武臣往来甚密，一心要夺嫡。小儿子朱高燧也以英武闻名，最得朱棣钟爱。因此长子朱高炽的地位是岌岌可危的，不过朱棣真要废长立幼，一时还难下决心。
　　据说当时朱棣曾命群臣题《虎彪图》，图中画的是一只大虎领着几只小虎，相互亲昵。解缙提笔写道：“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①朱棣为之所动，于是将朱高炽由北京召回。
　　③　《明太宗实录》卷二一，永乐元年七月丙子。
　　①　《解文毅公集》卷四《中秋不见月》。
　　②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中秋无月诗》。
　　①　《解文毅公集》卷五《奉敕题虎顾彪图》。
　　朱高炽回到京师（南京）后，立储之争更显突出。据《明史》记述，首劝朱棣立长的是兵部尚书金忠。金忠是“靖难”功臣，曾辅太子居守。他不仅列举历代立嫡故事相劝，而且将此事告知解缙、黄淮、尹昌隆等人。解缙当然是支持此议的，以他那清傲的性格，遇有机会必定直陈不顾，于是当朱棣私下征求他意见时，他便明确表态了。
　　“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解缙不仅极力维护嫡长制度，而且明确拥护朱高炽这类文德的储君，反对朱高煦之类的凶悍武夫。他见朱棣不吭声，知道他尚在犹豫，顿首道：“好圣孙！”圣孙即朱高炽长子朱瞻基。解缙知道朱棣最喜爱这个长孙，特以此相劝。朱棣终于点了点头，太子遂定。这件事后来传到朱高煦耳中，他于是对解缙怀恨在心。
　　永乐二年（1404）二月，解缙出任会试主考官，这一年是甲申年，故称甲申科，为明朝科举盛事，共取录四百七十人。这其实也是江西人的盛事，三月廷试取录的状元曾棨为永丰（今属江西）人与解缙有旧①，榜眼周述、探花周孟简均为吉水人，二甲第一名杨相为泰和人，第二名宋子环也是吉水人，第三名王训为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第四名王直又是泰和人。七人均属吉安府。而主考的内阁学士读卷五人：解缙、胡广、杨士奇、胡俨、金幼孜也都是江西人，解缙、胡广、杨士奇又都是吉安府人。后来解缙被劾廷试读卷不公，不知是否便指此次。
　　廷试后不久便正式设置了东宫官属，解缙被任右春坊大学士，这时侍臣们又修竣《文华宝鉴》一书，书中辑入古代人的嘉言嘉行，专用以教导太子。四月初四，正式册立朱高炽为太子，朱高煦为汉王，朱高燧为赵王。解缙等人每天奉敕为太子讲说《文华宝鉴》，他确实以东宫官属为己任，于是与蓄谋夺嫡的汉王间的矛盾也就必然日趋激化。
　　解缙却似乎并无明显觉察，他的书生气并没有改掉多少。这一年饶州鄱阳教书先生朱季友将所著批评宋儒之书上呈，解缙知道后大怒，坚决要求将“谤毁圣贤”的朱季友置于法。结果朱季友被押还乡里，杖一百，销毁所著文字，不许称儒教学。解缙很有些儒家正统卫道士的味道，他见到汉王宠遇日隆也要站出来讲话：“是启争也，不可。”这都是朱棣最不爱听的话，他给予汉王宠遇也有些出于无奈，“靖难”中为使汉王拚死出力，他曾暗示许以立储，如今未能兑现，难免有所容让，解缙却偏要揭穿这件隐私，朱棣自然十分恼火，骂他“离间骨肉”。再加上朱高煦等人不断进谗，解缙渐遭疏远，最终成为这场夺嫡斗争中的牺牲品。
　　据《明史》记述，“四年赐黄淮等五人二品纱罗衣，而不及缙”。似乎由此而表现出矛盾公开化。但据《明太宗实录》记，永乐四年（1406）三月初一，朱棣亲临太学致祭奠礼，同一天，“赐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解缙等六员二品金织罗衣各一袭”①。这是解缙在朝时最后一次赐衣。第二年再赐黄淮等人西洋及高丽布时，解缙已被出为广西参议了。
　　解缙的出任是很突然的。永乐四年（1406）三月，他还主持了会试和廷试，他同祭酒胡俨一同去观放进士榜时，还在一起开玩笑，说：“大丈夫必得黄榜书名可耳。”因为胡俨不是甲科出身，胡俨也开玩笑相讥道：“彼固①　《解文毅公集》卷十《莲竹轩记》。
　　①　《明太宗实录》卷五二，永乐四年三月辛卯。
　　亦有侥幸得之。”②此后便发生了解缙反对出兵安南之事。如果说解缙在立嫡问题上的所为还是针对汉王其人的话，那么反对出兵安南则是与朱棣直接的矛盾，而朱高煦等人则将解缙立储之议传播开来，并反告解缙泄禁中语，书生气十足的解缙便抵挡不住了。这些才是解缙被出任外职的直接原因，至于说他廷试读卷不公，则只是找寻藉口罢了。也有人说此事与黄淮有关，黄淮“量颇隘，同列有小过，辄以闻”①。
　　惨死狱中永乐五年（1407）二月，解缙出任广西布政司右参议，离开了内阁近侍的位置。这是一次很奇特的改任，带有明显的贬黜性质，因此史书中大都将此记为“谪贬”。但是《明太宗实录》中用了一个“黜”字，这似乎更准确些，因为解缙是从正五品的翰林学士出任从四品的布政司参议，从任官品秩变化看，还不能说是谪贬。当时胡俨也由内阁改任祭酒，这二者当然不能相比，但明朝的史家则将他们并记为阁臣外任的例子。②像解缙这样一个书生气十足而又树敌颇多的人，一旦离开近侍的位置，他的厄运也就开始了。
　　解缙整装上路，礼部郎中李至刚却又告他“怨望”。解缙虽然也可能会有些牢骚不羁之辞，但李至刚的做法则是明显的报复。当初朱棣曾书写了一些廷臣名字，让解缙评论，他一一作了实事求是的评论。别人大都有赞有贬，惟独李至刚，只是“诞而附势，虽才不端”，基本上否定了。李至刚的报复使解缙被改官交阯，督饷化州。
　　关于这次改任交阯的记述有些含混，因为直到这一年六月初一才正式设置交阯布政使司，解缙却不可能拖延到六月再行，因此当时解缙很可能是以广西布政司参议的身份去督饷化州。
　　解缙似乎也并不在意这次出任，离开朝廷反而使他恢复了文人性格，他在交阯三年，除去公务之外，依然是撰文赋诗，与友人唱和。
　　永乐八年（1410）解缙入京奏事，当时正值朱棣北征，未在京师，他谒见过监国的太子朱高炽后便回交阯去了。朱棣是十一月回到京师的，汉王朱高煦便告解缙“伺上外出，私觐太子，径归，无人臣礼”。汉王的目的在攻击太子，但结果是置解缙于死地。
　　朱棣早在永乐七年（1409）二月便已离开京师前往北京；解缙不应不知道，他却在第二年赴京，又恰恰在朱棣归京师前夕离去，这一巧合也给汉王的诬陷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