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

凶ㄈ肆炱涫隆＠疃糇匀皇亲罴讶搜　：胫纹吣辏?494），李东阳升为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专典诰敕，虽还没有进入内阁，却已跻身于上层官僚的行列。自此以后，朝廷的重要文字，多出于他手。
　　次年，李东阳以本官直文渊阁参预机务。当时已在内阁的有徐溥和刘健，与他一起拜为阁臣的有谢迁，都是一时名臣。几年之后，徐溥因眼病致仕，在内阁者刘、李、谢三人，李东阳为次辅。这是“三杨”之后，内阁威望再度提高的一个时期。三人各有特长，按当时的话来说：“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①弘治年间的著名部院大臣，如吏部尚书倪岳、礼部尚书傅瀚、兵部尚书刘大夏、刑部尚书闵珪、工部尚书曾鉴、左都御史戴珊等人，都是天顺八年进士。李东阳为人又较平和，他与朝中大臣的关系更为密切。
　　弘治十一年（1498），李东阳晋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他借清宁宫灾，对一些流行的言论进行批驳：“或以天道茫昧，变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说；或以天下太平，患不足虑，此乃误国之言；或以斋醮祈祷为弭灾，此乃邪妄之术；或以纵囚释罪为修德，此乃姑息之谋。”②显然，他重视舆论，而且很敏感。
　　弘治十二年为会试之年。大约四十年前的两位神童，李东阳和程敏政同①　李东阳：《文前稿》卷十九《应诏陈言奏》。
　　①　《明史》卷一八一《谢迁传》。
　　②　李贽：《续藏书》卷十一《李文正公》。
　　为主考。这本来可用来点缀盛世的，谁知发生了一起不幸事件：某给事中弹劾程敏政向江南才子唐寅和举人徐经漏泄试题。受命重新校阅试卷时，李东阳采取息事宁人的办法，把唐、徐两人排除在外。但言官不肯罢休，直到唐寅黜为吏，程敏政致仕。李东阳不取唐、徐二人，正是为了避免这一结局。既不能力辩同僚之诬，也不肯落井下石，大概就是李东阳的风格。
　　李东阳的另一份重要的疏章写于弘治十七年（1504）。因重建曲阜孔庙成，他奉命前往祀祭。来往途中，他看到“天津一路，夏麦已枯，秋禾未种，挽舟者无完衣，荷锄者有菜色”。他听说“江南、浙东流亡载道，户口消耗，军伍空虚，库无旬日之储，官缺累岁之俸”。人们在议论国家的各种弊端。而李东阳认为，最严重的问题是：“闾阎之情，郡县不得而知也。郡县之情，庙堂不得而知也。庙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①上下隔绝，弊端是很难纠正的。孝宗称赞他“所言深切时弊，足见忧国至意”②。
　　孝宗还能容人言过，特别是对辅弼大臣很客气，君臣之间关系平稳。孝宗一死，形势即大变。李东阳的自我保护意识较强，这使他能够适应新的环境，也引起了同时代的人和后人对他为人的极大争议。
　　勉力撑持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孝宗去世，朱厚照即位，是为武宗。三位顾命大臣再次加以荣衔，已是少师兼太子太师的刘健加左柱国，李东阳和谢迁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柱国。在这表面尊崇的同时，内廷和外廷对于权力的争夺正在激烈地进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以刘瑾为首的宦官集团和以刘健为首的官僚集团，都拼命对皇帝施加影响，以求得对局势的控制。
　　在正德元年（1506）十月以前，李东阳都是与刘健、谢迁站在一起，试图阻止宦官用事。二月，他们谈论盐法之坏极矣，又疏陈政令十失。六月，他们批评武宗，“近日以来，视朝太迟，免朝太多，奏事渐晚，游戏渐广”③。八月，武宗在暖阁召见内阁大臣，责问为什么不如数付给前往南京、浙江织造的太监盐引。李东阳回答：“此辈若得明旨，即于船上张揭黄旗，书写钦赐皇盐字样，势焰烜赫，。。所以不若禁之于始。”①当时传说，武宗在外朝的压力下，要逮捕刘瑾等八人，李东阳把这个消息泄露出去，使刘瑾等人先一步采取了行动。要说他有意结好刘瑾，显然根据不足。但李东阳与刘健、谢迁确实不同，当刘健、谢迁措词严厉地必欲置刘瑾于死地时，他的态度却比较暧昧。这种态度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官僚的心理，兵部尚书许进就认为，“过激将有变”②。相对谨慎的态度，加上名气很大，“海内名士，多出其门”③。到十月，刘健、谢迁被勒致仕，单把李东阳留在了内阁。根据惯例，他成为首辅。处于这种尴尬的地位，很难说李东阳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但事关士大夫的名节，他必定要上疏求去：“臣等三人，事同一体，而臣独留，何以①　《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②　《明孝宗实录》卷二一二，弘治十七年闰四月辛酉。
　　③　《明武宗实录》卷十，正德元年六月庚午。
　　①　《明武宗实录》卷十，正德元年八月戊子。
　　②　《明史》卷三○四《刘瑾传》。
　　③　陈洪谟：《继世纪闻》卷一。
　　自容？不知何以为处。”④武宗和刘瑾不容他去官，反而晋其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
　　在为刘健、谢迁饯行时，李东阳戚然涕下。刘健很有些鄙视地说：“何泣为？使当日力争，与我辈同去矣。”⑤听到同僚不肯谅解的责备，他只能默默无言了。
　　与刘瑾周旋是很艰难的。虽然刘瑾对他还算客气，但讨论起问题来，已经免不了声色俱厉，发现了工作中的差错，也免不了假以颜色。正德二年（1507）七月，李东阳检核《通鉴纂要》一书的错字，纠劾负有直接责任的五名官员。这本来是一件例行公事，刘瑾恣意扩大此案，受处罚者，夺俸五人，致仕十一人，削籍二十人。他的用意，是要把更多的官僚，包括李东阳本人，都牵连进去。为了应和刘瑾，李东阳干了一些损害自己形象的事情。如在刘瑾的奏疏上批答：“尔刚明正直，为国除弊。”①在敕封刘瑾父亲的诏书上说“积善以贻子孙，尝闻其语，扬名以显父母，今见其人”云云②。刘瑾在朝阳门外建玄真观，李东阳为他撰写碑文，极其称颂等等，这也是一种御用文学。
　　与刘瑾的亲信周旋也是很艰难的。刘健、谢迁致仕以后，焦芳、王鏊入阁。王鏊被认为是正人，但学究气似乎更浓，或因文人相轻，他与李东阳的关系不好，并在正德四年致仕。焦芳为人十分霸道，学识亦差，所以有人说：“不学如芳，亦学士乎？”他对刘健有怨言，竟然“于众中嫚骂”；他任吏部侍郎，对尚书马文升屡加姗侮；因对原阁臣彭华、谢迁不满，延及江西及浙江余姚人，肆口诟詈。③为了抵消焦芳的作用，李东阳引荐更能委曲求全、更善于应付宦官集团的官僚杨廷和入阁，“小有剂救”④。
　　张彩不但是刘瑾的亲信，而且是刘瑾“大敬爱”的人。他待人严厉，傲慢无礼。一次，李东阳和杨廷和亲至张彩府宅，邀他外出观花。张彩居然不肯露面，久之，派一仆人来说：“请先行，将后至。”李东阳无可奈何地对杨廷和说：“张乃以办事官待我曹。”⑤李东阳的这些表现，引起不少士大夫的反感。南京太常少卿罗玘是李东阳所取士，有师生之谊，他深以为耻，寄书李东阳，责以大义，要他“痛割旧志，勇而从之”，否则，“请先削生门墙之籍，然后公言于众，大加诛伐，以彰叛恩之罪”①。还有人写诗讥刺李东阳：“文名应与斗山齐，伴食中书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绿，鹧鸪啼罢子规啼。”②时人评论，诗中含有“不如归去”意。如果说，李东阳与刘瑾虚委周旋是出于他的自我保护意识，这也确实有损他的名声，然而，他留在内阁，在当时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首先，他维护了某些传统的制度。焦芳入阁前任吏部尚书，入阁后想兼④　陈洪谟：《继世纪闻》卷一。
　　⑤　《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②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中《李东阳》。
　　③　《明史》卷三○六《焦芳传》。
　　④　《明史》卷一九○《杨廷和传》。
　　⑤　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七《简傲》。
　　①　焦竑：《玉堂丛语》卷七《规讽》。
　　②　焦竑：《玉堂丛语》卷七《规讽》。
　　摄部事，刘瑾也认为，由他掌握部事可以放心，屡次派人与李东阳商议。李东阳以“无此例”回绝，刘、焦二人还要纠缠，李东阳举出三点，说明此二事实难兼摄。其一，内阁佐天子出令，吏部拟升调官，间有可否，难道自拟议之，又自可否之？其二，吏部廷跪承旨，内阁班首立听，若相兼摄，将出跪而更起立邪？其三，部事差谬，章奏错误，则要回话认罪，直至罚俸。那么，作为阁臣也要随同认罪乎？焦芳想了想，确实有道理，便辞去了部事。再者，四川镇守太监罗籥要求便宜行事之权。这实际上是刘瑾的意愿。
　　李东阳力言不可，说：太祖定官制，在外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钱粮，布政司管民而不管军马，按察司管纠劾刑名而不管军马钱粮，其权分而不专。后来的巡抚、总兵、镇守内臣等，抚安军民，防御贼寇，其权虽同而不专。“若并付镇守衙门，任其进止，非唯事体不便，恐镇守一人亦自担当不起。”③镇守内臣便宜行事一款，终未如刘瑾愿施行。
　　当然，在刘瑾权势极大膨胀的形势下，更改吏部尚书人选和限制镇守内臣权势，只能是“小有剂救”。李东阳的最大作用，则在于保护了一批被治罪的官员。如果不是他勉力调节，会有更多官员死在刘瑾的严厉打击下。正德二年（1507）闰正月，由刘瑾定罪，尚宝司卿崔璇、湖广副使姚祥被枷于长安左右门外，工部郎中张玮枷于张家湾，期限为一个月。刘瑾创用一百五十斤的大枷，受刑者不数日则死。①五天后，李东阳等进言，崔璇等“各人所犯，自有本等罪名。若枷号，乃至重之典，死生系焉”，此三人“以侍从部署，亦曾效微劳，一日不谨，致罹重法，命在旦夕，实可矜怜”。他希望武宗“少霁威严，特加宽贷，或遵法司，依律问拟，则轻重适中，恩威并著，既已见爱民之仁，亦不失待士之体”。又过了五天，对崔璇等“姑从轻释，发铁岭卫永远充军”②。
　　次年六月，发生匿名文簿案。刘瑾召百官跪于奉天门下，至暮，执三百余人送镇抚司究问。李东阳奏：“匿名文字出于一人，其阴谋诡计，正欲于稠人广众之中掩其形迹而遂其诈术也。各官仓卒拜起，岂能知见？况一人之外，皆无罪之人，今并置缧绁，互相惊疑。且天时炎热，狱气薰蒸，若拘挛数日，人将不自保矣。”他提出，先将众官释放，再密加体察，置之典刑，③使得大批官员所面临的危难局面有所缓解。
　　正德四年（1509）闰九月，刘瑾欲置平江伯陈熊于死地。李东阳力争。
　　刘瑾说，陈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李东阳说：“某诚姑息，但非姑息陈熊，乃姑息陈瑄耳。”陈瑄是第一代平江伯，通漕运，有大功，“每岁四百万石至京师，诚国家万世之利也”。陈熊被革爵，免去一死①。应当说明，陈熊贪黩殃民，他被惩治，“人无惜之者”②。但李东阳的争辩有很强的制约力，这也就是刘瑾在一些场合不得不接受他的意见的原因。
　　罚米实边，是刘瑾处治官员的一大举措，不少人为此而破家。李东阳婉转劝解说：“其在边关，多劳少益，不若原籍预备仓上纳，却为实用。”这③　李贽：《续藏书》卷十一《李文正公》。
　　①　《明史》卷九五《刑法三》。
　　②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九《史乘考误十》。
　　③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九《史乘考误十》。
　　①　李贽：《续藏书》卷十一《李文正公》。
　　②　《明史》卷一五三《陈瑄传附陈熊传》。
　　一改动③，使得受罚者免却输边之劳，阴受其福。
　　另外，像刘大夏、杨一清，以至刘健、谢迁等，也因为李东阳从中斡旋，才避免了更大的灾难。特别是杨一清，后来清除刘瑾，他立有大功。可以说，这也是李东阳无意中促成的一件大事。
　　尽管如此，当去不去，并且与刘瑾之间有某种说不清楚的关系，不但在某些人看来，而且在李东阳本人看来，都是一个污点。无怪乎在他晚年的时候，有人提及此事，他就“痛不能已”④。
　　剪除刘瑾以后，作为首辅，李东阳的日子还是不好过。一方面，言官追究他与刘瑾的关系，甚至把他列为刘瑾党人，另一方面，武宗仍然常住豹房，仍然任用宦官。从正德七年（1512）开始，他又对边军和边将感到兴趣，要李东阳拟旨，调宣府军三千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