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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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明伦大典》卷十三。
　　并借此案打击异己者，株连四十余人，史称大狱。大狱之前，科道尚狎视张璁，欲借京察拾遗之例打击之，大狱之后，旧党诸臣都不敢轻视张璁了。改革弊政，抑制宦官张璁掌握了国家监察大权后，立即运用监察之权，改革弊政。他反复申明太祖规定的宪纲，像太祖那样严格地约束官僚集团。首先整顿都察院，对不遵守有关规定、耽误公事的“河南等道监察御史傅元等二十员”查催赴部。①又疏请对失职的科道官员进行惩治，严格检查十三道的工作效率，要求各官在规定的时限内将题奏涉及的公事办完，对办事拖沓的人员轻则量行戒谕，重则参劾别用。张璁在院，斥去失职的科道官员二十多人，补充以比较廉明和干练的人员，改善了都察院的状况。正德以来，都察院、刑部、大理寺三法司非常散漫，竟然到中午才开始办公，相沿成例。张璁请申饬三法司堂官严督所属，早上散朝后，就各回衙门开始办公。张璁尤其痛恶官僚的贪污和行贿，都察院行文京内外各衙门，“敢有仍科派小民馈送京官者，在外许巡按御史纠察，在内许缉事衙门访捕，依律治罪”①。张璁执法严格认真，打击了正德以来贿赂之风，史称“一时苞苴路绝”。嘉靖前期，吏治得到改善。嘉靖六年冬，张璁升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一入内阁，他立即对翰林院的积弊进行清理。正德以来，形成一些陋习，如规定由内阁教习的庶吉士才可进入翰林，其他部门的官员虽有文学才能亦不能入充翰林官员。由是，内阁将翰林职位在门生弟子中递相授受，形成结党营私的局面，损害了封建国家的利益。张璁疏请革除此弊，不拘内外官员，只要文学才行出众，都可以被推荐和召试授翰林之职。同时对现在翰林院官进行考核，将考核不符合要求的二十二人罢黜或外调他职。同时任命大理寺少卿黄绾、福建按察副使张邦奇等为翰林官员。张璁还加强了庶吉士的拣选和考核。
　　张璁借世宗平台召对的机会，密请撤除各地镇守中官，其后又屡次请求施行。由外藩入继帝位的世宗目睹正德中宦寺之祸，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张璁限制宦官势力的努力得到了成功，先后革去镇守、守备内官二十七员。正德中受中官控制的腾骧四卫改隶兵部，宦官势力遭到抑制和削弱。
　　张璁立朝，以身作则，廉洁奉公，不徇私情，即使与同议大礼的霍韬等人亦每因政事相争，不少假借。张璁对朝廷耿耿忠心，深得世宗嘉许，特赐银章二枚，文曰“贞良忠一”和“绳愆弼违”。时杨一清为首辅，翟銮先于张璁入阁，而世宗待张璁礼遇特隆。七年加张璁少保兼太子太保。《明伦大典》书成，复进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
　　官场倾轧张璁利用议礼作为取得政治权力的手段，掌权后，他就致力于政治改革，清理正德以来的弊政。张璁因议礼而获得皇帝的不次拔擢，一般人视为干进，致使张璁等未能在士大夫中建立相当的威信，当时六卿都是很有资格的人物，他们表表自树，政治上同张璁保持距离。如胡世宁、王守仁等人，他①　《张文忠公集》卷三《催取风宪官员》，载《敬乡楼丛书》，民国黄群排印本。①　《张文忠公集》卷三《禁革贪风》。
　　们在议礼中观点同张璁基本相同，但却不愿与张璁一起为争礼而斗争。对大礼持相同态度的人尚如此，其他的人就不用说了。因之张璁等的改革缺乏深厚的人事基础，每论事立议，虽其主张明显的合理合法，却必定不能在大范围内获得推行，加上世宗专制严酷，张璁的举措受到一定限制，改革的广度和深度都受到影响。此外，张璁还受到“应机玩世，持禄苟安”的庸俗官僚杨一清的牵制。①正嘉之际，杨一清在家闲居，因赞成张璁的大礼之议，得以被荐入阁。杨一清在武宗朝边功甚著，劣迹也不少。再相后，乘张璁整顿翰林院之机，“送乘间引所厚入院”，又“多循旧弊，用私人，受馈遗”②。于是张璁和杨一清产生嫌隙，进而相构不已。张璁在与杨一清的斗争中遭到很大的打击，八年八月，张璁被给事中陆粲论罢，幸而霍韬力为之辩，一清乃致仕，璁得召还，遂任首辅。杨一清始去，张璁又受到夏言的牵制。世宗自大礼议后，以制礼作乐自任，如分祀天地，罢太宗配祀等，夏言在更正祀典上迎合世宗，获得世宗的信任。张璁自取得政治权力后，集中精力进行改革，并不醉心于礼乐上的繁文缛节，对世宗兴作礼乐多所谏正。于是夏言和张璁相轧。十年七月张璁再次被迫致仕，后虽被召还，其改革的锐气和努力遭到极大的削弱。
　　张璁和桂萼在议礼时密切合作，取得了对杨廷和斗争的胜利，执政后两人都锐意于革弊，但他们却免不了封建官僚的通病，二人因序位之尊卑发生龃龉，逐渐失去政治上的团结，以致使张璁遭到杨一清、夏言势力的攻击而蒙受重大损失。其后，张璁与议礼中的政治盟友桂萼、方献夫、霍韬、黄绾等无多改善，十四年张璁疾作，屡疏乞骸骨。十五年四月致仕，十八年二月卒，适世宗南巡在承天，闻之伤悼不已。赐谥文忠。璁传世有《礼记章句》、《敕对录》、《谕对录》、《大礼要略》、《钦明大狱录》、《张孚敬诗集》、《张文忠公集》。
　　①　支大纶：《世穆两朝编年史》卷二《永陵编年信史》，万历刻本。
　　②　霍韬：《石头录》卷四；《玉堂丛语》卷六。
　　第二节桂萼均平赋役，屡忤官吏桂萼，字子实，号古山，江西安仁（今江西东乡东北）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授丹徒知县，史称其人性刚使气，屡忤上官，后调知浙江青田，不赴。用荐起知武康，复忤上官下吏，还遭到御史白简弹劾。桂萼不但屡忤上官，他和一般的胥吏书手的关系也不协调，这种情况在封建社会中实属少见。桂萼在县任职，非常了解缙绅势家及豪强地主欺隐土地逃避赋役的情况，深知赋役不均给朝廷的统治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因之，他积极致力于均平赋役的工作。然而官豪势家总是通过合法或非法的手段，把赋役转嫁到贫苦农民身上。官豪势家不但通过诡寄、飞洒等诸种手法欺隐土地，又独占肥沃的土地，却只按低税率交纳很少的田租，不愿为农民“分粮”和“为里甲均苦”①。只要有志于清理赋役积弊改变不公正状况的州县正官着手于丈量土地或均平赋役，“势家即上下夤缘，多方排阻”，使之不能有所作为。桂萼历次任上，都致力于均平赋役。正嘉之际，他任成安知县，排除多方阻难，终于完成了清丈土地的工作，成安“原额官民地二千三百八十六顷五十九亩九分”，清丈之后，“均量为大地二千七百八十一顷四分五厘”②。丈地之后，桂萼“计亩征粮，民不称累”，纠正了当地社民享无税之田、屯民供无田之税的不合理现象。桂萼看不惯官场中的贪污腐化，痛恨势家豪强和地方官吏上下勾结、在征赋派役中营私舞弊的各种丑行，这就是桂萼屡忤上官下吏的社会原因。正德中，武宗政荒，大臣苟于利禄，士风日下，吏治黑暗，北方刘六、刘七和四川爆发的农民起义震撼了明朝的统治，武宗无子，因之引起了严重的统治危机。桂萼满怀经世济国之志，锐意革弊，而每被抑挫，他对正德以来的腐败政治十分愤激不平。
　　以正大礼而入阁嘉靖初，桂萼由成安知县迁南京刑部主事。他身在闲曹，却非常关心国事和政局的变化。当他通过乃兄翰林修撰桂华获知朝中关于大礼议的斗争，即赞成张璁的主张。不久张璁被杨廷和党排挤到南京，桂萼与张璁在仕途上都多次受到挫折，对政治现状非常不满，两人在南京日相讨论，研究对杨廷和集团的斗争策略。
　　嘉靖二年十一月，桂萼上疏请正大礼，疏中强调指出，宋人范纯仁已把预养为嗣的英宗和入继之主作了区别，而当今皇帝入继帝位分明是入继之主，为什么要遵从为预养的宋英宗而制订的濮议之礼呢？桂萼还指出杨廷和所议“灭武宗十有六年之统，泯遗诏禅受之旨，而夺兴献帝不可夺之嫡宗，且使兴国太后处慈寿皇太后之间，礼莫之尽”①。世宗采纳了桂萼的意见，决心重议大礼。
　　①　《明经世文编》卷一八○，《请修复旧制以足国安民疏》。下引同。
　　②　《成安县志》卷三《赋役考》，明刊本。
　　①　《桂文襄公奏议》卷一《请正大礼疏》，康熙刻本。
　　桂萼等人上疏激烈地批评杨廷和的议礼方案，世宗又不断降敕诘责杨廷和，朝官中越来越多的人不再附从，杨廷和自知难以维持，于是辞职。杨廷和既去，赞成张璁、桂萼观点的人渐次增多，世宗决定召张、桂入京。内阁蒋冕、毛纪为了阻挡张、桂来京，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主动提出在兴王尊号上略作让步，称世宗父母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和“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但仍考孝宗母昭圣，并请下敕谕停召张璁和桂萼。桂萼、张璁在凤阳途中接到诏书，桂萼复上疏指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皇不皇，惟在于考不考，请在尊号中去“本生”两字，名正言顺地追尊自己的父母。既至京师，桂萼又与张璁联名上疏，极论两考之非，指出两考是一种欺骗，实际上是剥夺皇帝尊奉父母的神圣权利。
　　桂萼、张璁初到京师，杨廷和党的势力尚盛，二人颇为孤立。刑部尚书赵鉴与给事中张翀等勾结，阴谋扑杀桂萼和张璁。世宗通过厂卫侦知其事，立即任命桂萼、张璁为翰林学士，两人又受到武定侯郭勋的保护。三年七月，由于礼部侍郎何孟春、翰林修撰杨慎等人的煽动和要挟，发生了群臣在左顺门哭谏争礼的事件，世宗杖责诸臣，同时罢免了毛纪、汪俊、何孟春等人的职务。世宗旋即任命赞议大礼的席书为礼部尚书，会同桂萼等齐集廷臣，议定兴王尊号，三年九月下诏改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为皇伯母，追尊兴王为皇考恭穆献皇帝，母为圣母章圣皇太后。由于桂萼和张璁密切配合，奋力抗争，他们的议礼主张得以实现，桂萼等终于通过议礼击败杨廷和集团，在朝廷中确定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嘉靖四年，桂萼升任詹事，仍兼翰林学士。由于内阁首辅费宏的裁抑，桂萼和张璁虽列名翰林，却不获参与经筵，不参与献皇帝实录的修纂，不参与教习庶吉士等。费宏去职后，情况才有改变。六年三月桂萼升任礼部右侍郎，是年杨廷和余党借李福达案倾陷赞议大礼的武定侯郭勋，而欲牵连加罪于桂萼诸臣。世宗痛恶旧党借事罗织，尽换三法司诸官，以桂萼署刑部，张璁署都察院，方献夫署大理寺，重审李福达案。会搜查御史马录私书，内阁贾咏及都御史张仲贤、工部侍郎闵楷、御史张英、大理寺寺丞汪渊等密谋陷害大礼诸臣的私书被发现。贾咏引罪致仕，其他人则纷纷下狱候审。桂萼密承世宗风旨，认真审理此案，狱词颇详。该案最积极的策划者巡按山西监察御史马录承认犯了故入人罪，于是旧党利用李福达一案倾陷大礼诸臣的阴谋暴露无遗。桂萼等对该案进行判决，大略言李福达非白莲教，马录仇恨郭勋，构成冤狱，又列出了原来审理此案及与该案有关诸臣的罪过。世宗悉从桂萼所言，将该案编成《钦明大狱录》颁示天下。①李福达获得释放，马录等论戍，其因此案逮系廷杖、戍边、削籍诸臣凡四十余人。桂萼等以平反有功，受到嘉奖。是年京察，旧党犹借拾遗之例攻击桂萼，桂萼疏请斥逐杨廷和在言路的私党，实行科道互纠，世宗下令速举。于是京察和互纠罢黜科道十三人。是年旧党经过两次重大打击，一蹶不振。桂萼、张璁的政治地位日益巩固，赞议大礼的方献夫、霍韬、胡世宁、李承勋等渐居要职，①　穆宗即位，御史庞尚鹏据四川蔡伯贯一案，奏称李福达实为白莲教魁首，请为马录、颜颐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