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

私人，靡然坏之，此圣政可惜也。①在这篇《论辅臣科臣疏》中，汤显祖除了批评辅臣失政、信私人、塞言路外，还对那些在当时弊政和辅臣们包庇下的贪官污吏，一一列举给予了痛斥和揭露。给事中杨文举奉诏理荒政，沿途“辄受大小官吏公私之金无算”。不仅取之于所过州县，而且未经过郡县，“亦风厉而取之”，“所住驿递及所用给散粮庶官，亦戏笑而取之”。有吏员检其归装，其中金花彩币等约可八千余金，折乾等礼约可六千余金，古玩器直可二千余金，而所从千人，赏犒无节，“所过鸡犬一空”。②汤显祖对于当政的这种腐败，他不仅了解得十分清楚，而且一针见血指出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当政者失政，也包括皇帝应负的责任，必然就引起神宗的恼怒，因此被贬职为徐闻典史。他从此到僻于雷州半岛的徐闻，并在那里生活了三年。万历二十一年（1593），汤显祖依制迁浙江遂昌县令。从徐闻到遂昌，从典史到县令，都是临民的地方官，他必须开始适应一种地方官员的生活，“令遂昌，哺乳其民，日进儒生讲贯古义。性简易，不能睨长吏颜色。”虽然他成为亲职于民的父母官，却仍然没有改变正直清傲的性格，尽管能够适应那种地方官员的政务，却无法去适应那种官场的丑恶，因此他开始对官场的生活感到了厌烦。万历二十六年（1598），趁任满赴京的机会，告部投劾，弃官而归。三月，回到了家乡临川。
　　汤显祖的弃官，在当时曾引起一些反响。据说曾有抚按官员复荐他而起用，但汤显祖均拒不赴任，他已决心不再与官场的恶势力同伍。万历二十九年（1601）辛丑外察，主事者借机削夺了他的官籍。汤显祖对此不以为然，他早已有所思想准备。对于政治的厌恶与理想生活的追求，使他重新激起了创作的热情，已不在乎什么地位与官籍。
　　恶势力的迫害使汤显祖从此完全脱离了官场，但也正因为如此，才在中国戏坛上造就一个旷世天才。他以一介文人回到家乡，在那里生活了十八年，创作了十八年。
　　《临川四梦》万历二十六年（1598）七月，汤显祖移家沙井新居，即以玉茗堂、清远楼为主体的新宅，从此书斋玉茗堂便作为汤显祖的创作地而名传千古。当年秋天，汤显祖创作完成了《还魂记》即《牡丹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八《汤显祖传》。亭》。他在此传奇剧本的《题词》中写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人耶？。。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①　《明史》卷二三○《汤显祖传》。
　　②　汤显祖：《汤显祖集》卷四三《论辅臣科臣疏》。
　　所必有邪？”①将自己的情寄于梦的理想之中，这就是汤显祖作品的主旨，也正如他自己所说：“二十年来才一梦，牡丹相向后堂中。”近世史家侯外庐对汤显祖的这一作品给予极高的评价：“他的剧作不但和当时的正统观念相对立，而且向往于对封建制社会的历史的矛盾予以加剧并寻求解答。”②汤显祖对于社会问题是极用心的探讨的，所以才会那么认真，那么执著。他在给宜伶罗章二的信中写道：《牡丹亭记》，要依我原本，其吕家改的，切不可从。虽是增减一二字以便俗唱，却与我原作的意趣大不同了。往人家搬演，俱宜守分，莫因人家爱我的戏，便过求他酒食钱物。如今世事总难认真，而况戏乎！若认真，并酒食钱物也不可久。我平生只为认真，所以作官作家都不起耳。③“平生只为认真，所以作官作家都不起耳。”这句话说出了汤显祖的处世准则。这样认真的为人处世，不仅使汤显祖处处碰壁，而且长期生活于窘迫之中。但这也正是他的价值所在，不去应合潮流，将自己的情寄于戏剧的梦境之中，去批判现实。汤显祖便是以这样的创作精神写成了一出出令人惊叹的戏剧作品，而且受到了人们的欢迎。时人记述说：“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奈不谙曲谱，用韵多任意处，乃才情自足不朽也。”①在汤显祖的戏剧作品中，对于封建正统思想的批判成为他创作的主导思想。在《牡丹亭》中，他将这种思想寄托在主人公杜丽娘和柳梦梅身上。杜丽娘和柳梦梅不仅以自己的爱情冲破生死界限，而且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自己做主结为夫妻。正是这种敢于反礼教的爱情故事，才打动了观众，使汤显祖的《牡丹亭》成为“上薄《风》、《骚》，下夺屈、宋，可与《西厢》交胜”的划时代之作，成为家传户诵深受欢迎的舞台主流。②乃至名伶商小玲扮演杜丽娘，唱至《寻梦》一段时，哀痛过度，竟死在舞台之上。这种强烈的艺术震撼力，不仅感染了观众，也感染了汤显祖自己，使他以更大的激情投入到新的戏剧创作中去。
　　汤显祖的家居创作生活，并不顺利。就在他迁居新宅的第二个月里，八岁的爱子西儿病殇。两年后，长子士蘧客死南京，与此同时，又因大计被削官籍。家庭生活与仕途的接连打击，使隐而自清的汤显祖不得不去找寻一种精神的慰藉。他虽然以“清远道人”自号，却开始信奉佛教。在与当时高僧达观的交往中，他开始逐渐加深了对于佛教的理解。晚明时知识分子面对着国家政治前途的失望，往往想通过佛、老去找寻超脱。但是这只能作为一种自我安慰，却无法改变现实。汤显祖在这矛盾的选择中，最终还是拿起笔，让自己在理想的梦境中去批判现实，去寻求真情。他几乎是在这种家事、政事的纷扰的同时又创作了另两部传奇剧本《南柯梦》（亦作《南柯记》）和《邯郸梦》（亦作《邯郸记》）。
　　《南柯梦》完成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这是依据唐人李公佐的传奇小说《南柯太守传》改编而成。写性格豪爽的淳于棼，因睡于一棵大槐树下，①　《汤显祖集》卷三三。
　　②　侯外庐：《汤显祖＜牡丹亭还魂记＞外传》。
　　③　《汤显祖集》卷四九《玉茗堂尺牍之六·与宜伶罗章二》。
　　①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五《词曲、填词名手》。
　　②　张琦：《衡曲麈谭》，转引自《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下册。
　　被槐树中蚂蚁国招为驸马与瑶芳公主成亲，被任南柯太守。在南柯任上，淳于棼戒酒律己，兴利除弊，将南柯郡治理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后因公主病故，淳于棼回朝后整日与权贵交欢，陷于淫乐，甚至与琼英郡主、国嫂灵芝及皇姑上真淫乱，最终被右相段功进谗，发遣还人间，醒来方知原是南柯一梦。
　　汤显祖在《南柯梦》中，借用蚂蚁国的故事写出了一个理想中的乌托邦社会（即南柯郡）。侯外庐对汤显祖的《南柯梦》给予极高的评价：“在历史的进程还没有先进阶级来实现其历史任务的时代，梦想的追求虽然带有一些胡话，但是梦想的政治倾向却是明显的。这样具有政治倾向的伟大的理想在当时还是罕见的，而且在汤显祖的艺术思维的发展过程中也是逐步达到高峰的。”①这才是汤显祖创作《南柯梦》的主旨。汤显祖在《南柯梦》中，还写到与现实生活中同样的官场和朝廷，以权力之争中的勾心斗角及宫廷中荒淫的生活，应该说，这仍然是汤显祖的寄情之作。在找寻不到出路的时候，汤显祖又不得不如同现实生活中一样，在佞佛中去追寻思想寄托。《南柯梦》中的淳于棼最终被契玄禅师一剑斩断了与瑶芳公主的情丝，终于万念俱空，被众僧引入了佛门之中。这又表现了汤显祖在找寻不到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时，那种感到人生如蚁的茫然之情。
　　汤显祖在思想上属于泰州学派，而且更近于李贽（卓吾）的思想，因此在其思想中夹入佛教出世观也就不足为怪了。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的失落中往往会寄托于佛、老，以求得自我解脱。但是这并不等于他们真的超脱了现实社会生活，相反，他们往往会更加深入到民间社会的生活当中，看到那些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从而产生自己的理想社会模式，而在这一切都无济于事的时候，佛、老便成为他们自我解脱的一种思想寄托。
　　在完成了《南柯梦》的次年，汤显祖又写成《邯郸梦》。《邯郸梦》是根据唐人沈既济传奇小说《枕中记》改编的。写卢生在赵州酒店中偶遇神仙吕洞宾，谈及自己建功树名的志向。吕洞宾为了点醒卢生，让他梦中与清河崔氏小姐成亲，又受唐玄宗招贤，以钱行贿，得中头名状元，授官翰林学士兼知制诰。此后于官场中争斗沉浮，用尽各种手段，最终坐上丞相之位，出将入相六十年，子孙尽享荣华富贵。临终时还想着给年方数岁的幼子讨个荫袭，又怕死后总裁国史对其六十年勤劳功绩编载不全。。。一觉醒来，店主人的黄粱饭尚未蒸熟。卢生由此大悟，对“其间宠辱之数，得丧之理，生死之情，尽知之矣”①。
　　依然是写官场生活，依然是写梦境，但是其中所反映出的却是晚明社会与官场的现实。在汤显祖的笔下，从科举取士，官员的升降，无不充满了黑暗的关节。这对于经历过官场生活的汤显祖来说，并不陌生，而在当年大计中被削籍，更使汤显祖看透了官场的腐败黑暗，他将这种对于现实官场生活的愤怒之情寄托于《邯郸梦》的创作之中，使这部戏曲作品更充满战斗力。从汤显祖于万历二十六年辞官归乡，到万历二十九年写成《邯郸梦》，这三年是他一生戏曲创作的高峰时期。“临川四梦”（或称“玉茗堂四梦”）中的三梦都创作于此期间，只有《紫钗记》早于此，大约初稿成于万历十五年（1587），定稿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临川四梦”的完成，是汤显①　侯外庐：《论汤显祖〈紫钗记≈帧罚　泄　肪绯霭嫔*1962　年版。
　　①　《邯郸梦》第二十九出《生悟》。
　　祖戏剧创作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顶峰。许多戏曲评论家认为，汤显祖的作品从《牡丹亭》以后，更加成熟，到《邯郸梦》仅用三十折，写出了官场中种种复杂黑暗的关系，所谓“至《南柯》、《邯郸》二记，则渐削芜颣，俛就矩度。布格既新，遣辞复俊。其拾掇本色，参错丽语，境往神来，巧凑妙合，又视元人别一蹊径。技出天纵，匪由人造，。。二百年来，一人而已。”①贫困的晚年“临川四梦”创作完成后，汤显祖没有再继续于戏剧的创作，而是将主要精力放到了指导名伶的演出上。这很可能是出于当时一些人对于汤显祖作品的篡改，他不得不认真于对自己作品表演的保护，其后发生的“汤、沈之争”，便是这种冲突的集中体现。
　　事发于戏曲家沈璟从曲律出发，对汤显祖的作品进行改动。由戏曲家吕玉绳将改本及《唱曲当知》之类小册子寄给汤显祖。沈氏这种囿于格律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戏剧创作，使作者难以抒发自己的感情。沈氏对汤显祖作品的改动自然也就伤及了作品的本身，所以汤显祖一再叮嘱宜伶：“《牡丹亭记》，要依我原本，吕家改的（实为沈改），切不可从。”因为这种改动，改变了原作的意趣，失掉了作品的思想性，不在于表现作品中的人物与情感，而去适应声律，这就破坏了原作的主旨，汤显祖是断然不能接受的。这场争论持续了多年，甚至到汤显祖身后，汤、沈的继承者们还在进行着争论。从今天戏剧研究者的角度来看，这场争论在客观上推动了明代戏剧的发展与繁荣。
　　汤显祖的晚年是在贫穷中度过的。他自己虽然因为厌恶官场的腐败黑暗而弃官，但是对于儿子们的前途，却不得不又寄托于科举上。他的长子便是于求学中病死他乡的，直到万历三十五年（1607）四月初八浴佛节时，五十八岁的汤显祖还在梦中梦见其长子蘧儿“持书颇乐，且语地下成进士”①。万历四十一年（1613）四月间，汤显祖家中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他为三个儿子分家，一是家中失火。按照汤显祖的主张，这次分家，“分器不分书”，“分田不分屋”。但是也正因为这种做法，当年家中的一场火灾使汤显祖的藏书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他自己所著的文集也因这场火灾逸去甚多。这对他打击是甚大的。汤显祖一生的坎坷，使他将自己的感情寄托于戏剧创作和饱览书籍之中。他常指着床头的书对人说：“有此不贫矣。”②而足以使其“有此不贫”的书籍也毁于火时，更加使汤显祖感到了人生的艰难与无情。万历四十三年（1615）秋天，三儿开远中举，多少给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