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明史

（普林斯顿，1973　年），第　41—45　页。
② 见海伦？邓斯坦：《晚明的时疫：一个初步调查》＇149＇，见《清史问题》，3，3（1975　年　11　月），第
9—10　页和第　52—59　页上的地图。
① 例如，在《金瓶梅》的几乎任何一章中都有这方面的描写，见克莱门特？埃杰顿译：《金莲：译自小说《
金瓶梅》的中文原文》＇150＇，4　卷（伦敦，1939　年）。
② 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204＇（台北，1966　年），第　40　页；和彭信威：《中国货币史》＇421＇（1954
年；第　3　版，上海，1965　年），第　741—752　页。
① 关于这些改革，见梁方中（音）：《中国的一条鞭法税制》＇337＇，王毓铨译（坎布里奇，1956　年）：黄
仁宇；《16　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剑桥，1974　年），第　112—133　页；和杰里？登纳林：《财
政改革与地方控制：官绅联盟经受住征服》＇143＇，见《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528＇，小弗雷德里克？韦
克曼和卡罗琳？格兰特编（伯克利和洛杉矶，1975　年），第　86—120　页。



年）②和其他大臣去到乾清宫，要求见太子。起初，他们的要求遭到同情李选
侍的太监的拒绝。以杨涟为首的大臣们强行入宫，并查问朱由校的下落。一
个曾经在别的事情上与东林党人合作过的太监，这时护送太子出来见他们。
他被带到附近的文华殿，群臣在那里正式叩见他们的下一个皇帝。
宫廷里的政治斗争是邪恶的。李选侍拒绝离开乾清宫，虽然朱由校已经
脱离了她的控制，但她宣称，太子在个人生活和国家大事上都需要她的帮助
和指点。但杨涟、左光斗和其他东林领袖不打算把太子交给一个他们根本不
能信任的人，因为他们刚失去一个与他们志同道合的皇帝，为此他们曾等待
了二十多年。左光斗指出，一个未婚男子和一个既不是他母亲又不是他父亲
的法定妻子的女人住在一起是非礼的，他实际上是指责李选侍图谋篡位，像
唐朝的武后那样。③这样的指责引起李选侍及其支持者的忿恨，但达到了预期
的目的。９　月　３０　日，她移居到紫禁城内的另一个住处。东林势力虽然赢得了
一个重要胜利，但权力斗争并未缓和。实际上这桩移宫案只不过刚刚开始。







































② 威拉德？J。彼得森：《匏瓜：方以智与思想变革的动力》＇425＇（纽黑文和伦敦，1979　年），第　64—80
页；和袁清（音）：《城市的暴乱和骚动》＇623＇，见《从明至清：17　世纪中国的征服、地域和连续性》＇476＇，
乔纳塞恩？D。斯彭斯和小约翰？E。威尔斯编（纽黑文和伦敦，1979　年），第　280—320　页。
③ 全汉升和李龙华：《明代中叶后太仓岁出银两的研究》＇122＇，《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6，1（1973　年
12　月），第　169—242　页。



天启朝，１６２１—１６２７　年


１６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　日，朱由校成了明朝的第　１５　位皇帝。根据一个东林领袖
的建议，决定将　８　月　２８　日泰昌皇帝即位起到阴历年底（１６２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
这段时间称为泰昌朝。新皇帝的天启年号从　１６２１　年　１　月　２２　日起开始使用，
“天启”出自《左传》，意为“天开辟［统治者之道］”。①
天启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灾难时期，在明朝没出息的统治者中，天启
皇帝的名声最坏。②他父亲有　１６　个孩子（只有　５　个活到成年），他是其中之
一，体弱，教育不够，也许在智力上还有缺陷。鉴于晚明时期政府的高度集
权性质，他显然是国家在危机时期经受不住的那类统治者。尽管他的一些顾
问鼓励他学习并在政府事务中起积极作用，但这位皇帝对这类事情很快就失
去兴趣，宁愿缩在深宫里过一种较少需求的生活。在那里他可以平静地寻乐
和从事他的业余爱好，他的爱好之一是木工，据说他对此很擅长。当他在制
造优美的家具和设计精致的宫殿模型时，万历时期的官僚战争正在朝中的党
派之间继续进行，国家对重要问题的决策，愈来愈多地留给皇帝宠信的内廷
仆从去自由处置。在这些仆从中有一个太监，他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
彰的人物之一。

魏忠贤和客氏出场

这些年来，把太监看成邪恶化身的中国传统看法已经不那么盛行，而把
他们仅仅看作参与宫廷里无休止的政治斗争的一个集团则已经被人们接受。
因此有人提出，太监刘瑾（死于　１５１０　年）维护的一些政策是有远见的，应该
得到官方的支持；张居正在万历朝初期的成功，则多亏他和太监冯保的良好
关系；甚至东林领袖如杨涟、左光斗也要倚重像王安（死于　１６２１　年）这样的
“好太监”在宫中宣传他们的观点。我不想反驳这些具体论断，并承认在现
存资料中对太监有极大的偏见，但对于魏忠贤（１５６８—１６２７　年），①　很难有
什么好话可说。
魏忠贤在家乡肃宁县（今河北省）度过名声不好的青少年时期，然后自
愿当了太监，据说从那时起，他用　３０　年时间爬上了一个影响宫廷政治的位
置。尽管对他被描绘成一个老谋深算的阴谋家近来有所怀疑，但大家都知道
他在　１７　世纪初服侍过朱由校的生母。当然，那时未来的泰昌皇帝的长子朱由
校还是个很小的孩子；但大多数资料暗示，魏忠贤已经在作长远打算。如果
是这样，他就是非常成功的。多病的朱由校特别喜欢这个太监和一个叫做客
氏的乳母（死于　１６２７　年）。他们成了他的心腹和经常的伴侣，传说他们引导
他“淫乐”。
不论这些传说的真实性如何，它们无法得到证实，当泰昌皇帝死时，魏
忠贤和客氏显然处于有利地位。新皇帝即位不到一月，两人都得到封赐，他



① 黄仁宇：《税收和政府财政》＇254＇，第　279—286、301—305　页。
② 贺凯：《朱翊钧》，见富路特和房兆楹编：《明人传记辞典》＇191＇（纽约和伦敦，1976　年），第　334　页。
① 黄仁宇：《明代财政管理》＇250＇，见贺凯编：《明代政府研究的七篇论文》＇263＇（纽约和伦敦，1969
年），第　117—118　页。



们的几个亲戚也得以入锦衣卫任职。魏忠贤自己则从宫中一个相对来说比较
次要的职位转到权力很大的司礼监，这个机构经过多年已成为京师和全国的
宦官活动中心。魏忠贤不识字，照理不会考虑让他担任这样一个职务。但官
修的《明史》指出，这是客氏通过她对皇帝的影响替他谋得的。②总之，魏忠
贤正是从司礼监指挥了　１７　世纪　２０　年代中期的恐怖统治。
虽然我们不清楚朝廷里的东林党人从什么时候起觉察到魏忠贤和客氏是
个政治威胁，但饱读诗书的杨涟、左光斗和他们的同盟者，对宦官的弊端和
宫中肆无忌惮而又野心勃勃的女人造成的潜在危险是很担心的。自从最后一
次宦官擅权以来，尽管已经过去一百多年，即使是一个不经心的观察家，也
不难看出宦官的权势在万历朝有了发展。万历皇帝不仅在经济、政治和军事
上委宦官以重任，而且在他将近　５０　年的统治中，允许他们在人数上有相当大
的增长。当时的耶稣会会士的记述指出，在　１６　世纪末和　１７　世纪初，按常规
选入宫中的太监，一次就有　３０００　人之多，宫中及别的地方所用太监的总数接
近　１６０００　人。其他资料提供的数字还要大。③
与东林集团有联系的官员虽然他们自己也不得不常常跟像王安这样的太
监打交道，但很明显，他们对皇室的情况感到不安，并及时把他们的看法公
开说出来。在天启皇帝即位之前，就有一个与东林有联系的御史，上书要求
惩治向泰昌皇帝进药从而导致皇帝病情恶化的太监。接着，与李选侍有联系
的太监受到抨击，李选侍被控盗窃内府珍宝。在随后的调查中，有人想贿赂
一个倾向东林的官员，要求他不要深究。这个官员向他的上司揭发此事后，
他立即被从刑部调到工部。在新岗位上，他又立即卷入同魏忠贤控制下的太
监的一连串争吵，问题涉及修建万历和泰昌皇帝陵墓时滥用款项与处置失
当。①
１６２１　年　２　月，魏忠贤和客氏受到直接批评。御史王心一（１５７２—１６４５
年）对皇帝给予他们的封赐提出抗议，指出这种事传到辽东，将挫折与满洲
人作战的军队的士气。②他的上疏未被理睬，但那年晚些时候，王心一和其他
一些东林集团的官员重新发动进攻。他们要求将客氏永远逐出宫门，因为她
继续留在宫中可能引起政治分裂。皇帝犹豫不决，但王心一和其他几人终因
他们的直言不讳受到惩罚，客氏仍旧保持她的影响。１６２１　年夏，她和魏忠贤
策划了一次宫中清洗，支持东林的王安被谋害，和他接近的人也被撤职。

朝廷中的党派斗争

在　１７　世纪　２０　年代初，无论是魏忠贤还是客氏还算不上是一股政治力量，


② 夏燮编：《明通鉴》＇210＇（约　1870　年；重印，北京，1959　年）；4，第　2953　页。张铨传，见张廷玉等
编：《明史》＇41＇（1736　年；重印，北京，1974　年），291，第　7454—7456　页；和恒慕义：《清代名人传
略》＇271＇（华盛顿特区，1943—1944　年），第　34　页。
③ 关于这些灾难，见本书第　9　章，《满族的挑战》。
① 关于白莲教的活动和教旨，见陈学霖：《白莲教…弥勒佛教义和明清两代的人民起义》＇25＇，《汉学》，
10，4（1969　年），第　211—233　页。
② 关于这一争论，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293＇（1658　年；重印，4　卷，载《国学基本丛书简编》，
上海，1936　年；影印，台北，1956　年），4，第　24—36　页；和朱常洛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176—177　页。



尽管他们的名声愈来愈臭，在宫中的权力愈来愈大。要等几年后他们才强大
到敢向他们在朝中的敌人挑战。与此同时，官僚们在自己中间进行着激烈的
政治斗争。天启朝这些斗争的第一批牺牲者中有首辅方从哲（１５８３　年进士，
１６２８　年去世），他是东林党的宿敌，由于对红丸案和移宫案的处理而受到攻
击。③使他的批评者特别气愤的是，他允许“非知脉知医者”向泰昌皇帝进药
和没有强迫李选侍搬出乾清宫。尽管这些指责可能不公平，但在天启皇帝于
１０　月　１　日即位后不久，方从哲请求辞职，并于　１６２１　年初告退。
方从哲的离去，无疑使朝中的东林党人感到高兴。对天启皇帝保留刘一
燝、韩爌（约　１５５８—约　１６３７　年）、叶向高（１５６２—１６２７　年）①为首辅，也是
这样。他们虽然不是积极的东林党人，但他们同情东林党，并在此后几年的
许多次争论中援助过他们。当邹元标于　１６２１　年年中来到京师，并和一些同他
意气相投的人如高攀龙（１５６２—１６２６　年）、赵南星（１５５０—１６２８　年）、刘宗
周（１５７８—１６４５　年）相结合时，东林党的影响就更大了。刘宗周几乎立即就
使人感到他的存在。他到礼部任新职不久，就上疏指出，魏忠贤可能成为第
二个赵高，赵高是秦朝声名狼藉的太监，被认为应对秦二世的死和秦朝的崩
溃负责。魏忠贤虽然气得暴跳如雷，但还没有力量奈何刘宗周。①
这样，在　１７　世纪　２０　年代初期，组织松散的东林集团成了朝中占优势的
一派。不过他们的势力并非没有受到挑战，并经常受到重大的政治挫折。１６２２
年初，两个东林的同盟者周嘉谟（１５４６—１６２９　年）和刘一燝，在一再受到据
说是听命于魏忠贤的官员的指责后，各自辞去了吏部尚书和首辅的官职。②
那个夏天，另一个东林的重要支持者礼部尚书孙慎行（１５６５—１６３６　年），在
同东林的宿敌、太监以至皇室成员进行了一系列激烈争论后，离开了政府。①
对东林运动最严重的打击发生在　１６２２　年秋。邹元标和冯从吾在北京建立的一
个促进哲学讨论的书院引起了争论，他们两人在争论中辞职。由于大多数参
与这些哲学讨论的人与东林有牢固联系，东林的反对者就指责这个书院的建
立是为了党派性的目的。
当皇帝下令关闭书院后，邹元标和冯从吾被迫提出辞职。邹的离去严重
地影响到政府的稳定。他自复官以后，是东林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