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明史

工作。但是在乾隆朝晚期，特别是在　１８　世纪　７０　年代至　８０　年代，开始了某些
大规模的计划，以一种又打又拉的方式大力消除这种含混状态。
第一，朝廷有意散播一种由皇帝批准的对南明事件的解释，给予那些站
在明朝一边为国而死的人以很大的光荣，但明确指出，明朝的让位（和清对
汉族人民的挽救）是不可避免的事。的确，晚明不可救药的道德风气和政府
状况，使得烈士们的奋斗更加可歌可泣。弘光朝廷的灭亡被确定为明朝的结
束，承认以后南明朝廷的历史性但不是合法性。
第二，更加抱负不凡，乾隆帝企图促进他的国家的文献质量，一方面收
集最好的图书，加以重抄，编成巨大的《四库全书》，另一方面，与此同时
搜出各种不符合需要的著作，加以销毁或改动。后者的范围，自然包括对满
族人或他们的祖先女真人有不利反映的历史著作，或者不符合乾隆对南明的
解释的作品。③
因乾隆禁令而引起的对南明材料的改动，程度的大小难以估计。但这对
清初以来全部幸存的作品的影响微不足道，也许由于已经熬过　１５０　年所有近
代以前的原本书所面临的危险——水、火、蛀虫、贫穷和疏忽——不大可能
被少数几年（最多从　１７７４　至　１７８８　年）执行得不一律的禁令从这样一种文献
丰富的文化中消灭掉。相反，乾隆的南明研究政策的影响，似乎积极方面多
于消极方面。《四库全书》计划大大地刺激了对各种旧书的兴趣。而且，有
意研究南明的学者多对乾隆法令的宽大精神感到满意，而不是被禁令的严峻
文字所吓倒。
总之，紧随乾隆朝之后的几十年，在一些人当中令人注意地重新引起了
对南明的兴趣，他们是在这样一种学术空气中培养起来的，他们对收集到的
材料作出评价，对有问题的旧本进行比较、核对和修订。第一个对南明资料
进行全面的原本研究的，是乾隆和嘉庆年间的学者杨凤苞（１７５４—１８１６　年），
继他之后是　１９　世纪的两个藏书家李慈铭（１８３０—１８９４　年）和傅以礼（１８２６
—１８９８　年）。①此外，１９　世纪初兴起出版丛书的第一个高潮，它的特点是只
限于晚明和南明的作品，以及第一次出版几个杰出的南明义士的文集。这一
活动的成果是产生一部伟大的清代关于南明知识的总结，徐鼒（１８１０—１８６２
年）的《小典纪年附考》。
通过这种工作，为清朝统治的最后几十年发生的事准备了文献根据，那
时对南明的兴趣带上一种坚决反清、反满和排外的倾向。热情的革命者如梁
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　年）、章炳麟（１８６８—１９３６　年）和刘师培（１８８４—１９１９
年）当时举出南明提醒他们的同胞，清是野蛮的征服者，而　１７　世纪时汉族人


② 谢国桢编的《明史资料丛刊》，1（江苏，1981　年），第　1—160　页重印了《后鉴录》＇228＇。
③ 见《禹贡》，5（1935　年），第　29—41　页。
① 见沈德符编：《野获编》＇468＇（1619　年；北京　1959　年重印），第　464—467　页，和徐学谟：《世庙识余
录》＇233＇（1608　年；台北　1965　年重印），4，第　9—14　叶（第　103—113　页）。



民曾表现出抵抗外来入侵者的精神，这是现在完全可以仿效的。某些参加并
记述明朝的抗敌斗争的人，成了有名人物，出现了出版南明丛书和明朝忠臣
义士文集的第二个高潮。
自然，１９１１—１９１２　年清朝覆亡后，当新生的民国在对西方列强干涉的经
常恐惧中迈出最初不稳的步子时，发掘这种文献的热情进一步增长起来。事
实上，鲜明地题为《痛史》的丛书，就是在清朝被推翻时付印的。随后的几
种丛书合在一起包罗了许多以前被清廷禁止的作品。但在本世纪　３０　年代和
４０　年代，促进南明知识的原动力有了新的变化，像柳亚子这样的学者兼政论
家，用这个时期的故事来鼓舞抗日的民族感情。
这个突然对南明著作普遍感到兴趣和几乎是发狂地出版各种各样手抄本
（往往很少或者不去证实作者、可靠性或质量）的浪潮，很快启发了两位杰
出的爱国学者进行书目研究。谢国桢详尽的《晚明史籍考》①和朱希祖更有选
择的《明季史料题跋》至今仍然是晚明和南明资料最好的现代指南。
１９４９　年共产党革命在中国大陆取得胜利和国民党政府迁到台湾以后，中
国人对南明的兴趣在性质上有了明显的分歧。在台湾，从大陆逃来的人从沿
海的抵抗故事中寻找历史的类似。刚从日本人的殖民控制下解放出来的台湾
本地人，不仅发现郑成功是一个伟大的民间英雄从而加强了他们是中国少数
民族的意识，而且是抵抗大陆武力统治的一个不屈的象征。对这两部分人来
说，在对南明历史的构想中，赫然出现了东南沿海战场。伴随这种兴趣而来
的，是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和最重要的南明研究丛书的出版，即台湾银行经
济研究室编的《台湾文献丛刊》（１９５７　年—）。②
另一方面，在大陆中国，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思想影响强调“封建
的”不公平是晚明时期普遍的社会政治动乱的原因。在此之前被视为流寇的
“农民起义者”受到赞美，被认为是当时最进步的社会力量。（在这种意向
下，谢国桢编的《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对研究南明状况的学者最有帮助。）
这样，南明的历史倾向于成了晚明造反军残余部队的历史。他们打击“地主
官僚阶级”，并在满族人进入中国北部之前推翻“腐败、封建的”明朝政府
被认为是正确的；在此之后，他们以“民族斗争”为重并联合南明政权反对
“外敌”也是正确的。
但是，这个看法带来许多解释上的困难。可以说，在对　２０　世纪到目前为
止用中文出版的唯一的一本南明简史——谢国桢的《南明史略》的批评和对
史可法评价的长期争论中，③各种“矛盾”最充分地暴露了出来。在文化革命
和本世纪　６０　年代和　７０　年代的所谓“四人帮”时期，争论变得特别激烈。由
于在对南明的看法上遇到这么多解释上的难题，到　１９８０　年，大陆中国的学者
转向计划和准备出版新的原文和文献证据，以供对　１７　世纪中叶的历史进行更
为渐进的、在概念上是尝试性的探讨。






① 见苏均炜：《大学士严嵩新论》＇475＇，载《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1982　年），第　822—862
页。
② 见《明代的军屯》＇558＇（北京，1965　年）。
③ 见《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182＇（上海，1957　年）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81＇（北京，1961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