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明史

千年有记载的历史要在别处、别的时间予以处理。我们同样知道这样的事实，
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事件和发展为我们将要叙述的中国社会及其思想和制度
奠定了基础。秦和汉的制度、文学和艺术的发展状况、社会形态以及思想和
信仰的体系牢牢扎根于过去，对更早的历史没有相当认识，是不能通晓的。
既然现代的世界越来越相互地联系在一起，历史地认识它已经变得更加必
要，历史学家的工作也已变得更加复杂。在原始资料激增和知识增加时，论
据和理论也相互影响。尽管单单总结已知的东西也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工
作，但认识的事实基础对于历史的思考却越来越重要。
从本世纪初起，剑桥史书已在英语世界中为多卷的丛书树立了一种模
式，其所包含的各章由专家在每卷编辑的指导下撰写。由阿克顿爵士规划的
《剑桥近代史》，在　１９０２　至　１９１２　年间以　１６　卷本问世。接着出版了《剑桥古
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和关于印度、波兰以及英
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现在已为　１２　卷的《新编剑桥近代史》代替，《剑
桥欧洲经济史》也即将完成。其他剑桥史包括伊斯兰教史、阿拉伯文学史、
伊朗史、犹太教史、非洲史、日本史和拉丁美洲史。
就中国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任何
一个西方国家的文明史都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作为整体的欧洲文明史略
少分歧交错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极为详尽、广泛，中国有关历史的学术许
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达而精深的。但直到最近几十年之前，西方的中国
研究尽管有欧洲中国学家重要的开创工作，其进展却几乎没有超过少数史学
典籍的翻译和主要王朝及其制度的概略的历史。
近来，西方学者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和日本丰富的有关历史的传统学
术，不但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了解，而且还大大地
促进了我们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批判性的认识。此外，当前一代西方的中国
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正在迅速发展的欧洲、日本和中国的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
时，还能利用近代西方有关历史的学术的新观点、新方法以及社会科学新近
的研究成果。新近的有关历史的事件，在使许多较旧的看法成为疑问的同时，
又突出了一些新问题。在这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剧烈
变革正在不断增强势头。
１９６６　年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目的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
部规范的有价值的著作：由于当时的知识状况，定为　６　卷。从那时起，公认
的研究成果的涌现、新方法的应用以及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展，已经进一步推



动了中国史的研究。这一发展为以下的事实所表明：《剑桥中国史》现在已
经变为计划出　１５　卷，但还必须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和工艺
的许多方面以及地方史的所有丰富材料。
近　１０　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认识的显著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西方历
史学家对这一重要而复杂的学科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他们自己的
人民需要更多更深地了解中国。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人类，不但由于正当而且
必要，还由于它是一门使人发生兴趣的学科。

费正清
崔瑞德
（谢亮生译）



译者的话

本书是《剑桥中国史》第　７　卷的中译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前此出版的多卷本《剑桥中国史》的中译本有：第
１　卷，《剑桥中国秦汉史》；第　３　卷，《剑桥中国隋唐史》；第　１０、１１　卷，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第　１４　卷，《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１９４９—１９６５
年》。中华民国史的两卷亦已列入近期出书计划；其余各卷在国外出书后也
将尽快翻译出版。
出版　１５　卷的《剑桥中国史》，是一个大项目。在多数学术译著印数不
多，经济和印制困难的条件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承担了这一项目，给予
我们极大的支持和帮助，我们深表感谢。
本书的翻译仍遵循忠于原文的原则。少数中文资料未能查到原文，照字
面回译，则删去引号。为方便读者查阅，在脚注的书名后用［　］　号标出相应的
《书目》中的编号；并将《书目》所列条目译为中文。
本书译校分工如下：
张书生　　译第　１、２、３　章和第　４　章前半
杨品泉　　译第　５、６　章和第　４　章后半
思炜、张言　　译第　７、８、９　章，整理、翻译《书目》；谢亮生参与了这
部分的翻译，并负责全书的统稿、校订工作
黄沫　　译第　１０、１１、１２　章和《书目评注》
我们水平有限，不妥及错误之处敬请指正。



剑桥中国明代史



第　１　章　　明王朝的兴起，１３３０—１３６７　年


引言


元朝是蒙古征服者从忽必烈汗起统治中国的时期，人们对它的特点说法
不一，而且现在仍在许多学者中间争执不休。①可是，有一件事却是确凿无疑
的。在　１４　世纪中叶以前很久，它的统治的能力，即它维持社会秩序、管理省
县级政府和征收税务的能力越来越削弱了。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１３２８
—１３９８　年）于　１３２８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生在今安徽淮河平原一个赤贫的佃农之家。
他从未经历过中国那个安定的农业社会的正常环境，直到他　４０　年以后起而统
治这个帝国并指导它的恢复工作。明王朝诞生于半个世纪有增无已的扰攘纷
乱中；在这个一切遭到破坏的年代，全国大部分地方的日常生活的进行日益
直接诉诸于暴力。它提供了中国社会逐渐军事化的典型范例，而且也由于这
一点，它提供了元失其鹿而群雄争逐的典型范例，即他们通过军事力量把一
个号称为受有天命的继承者政体强加于人。尽管中国人在传统上喜欢把这种
情况归之为改朝换代循环理论提出的一乱一治的典型形式，但是，元朝瓦解
和明朝兴起的方式却完全不是表现在中华帝国历史上的那种改朝换代的模
式。１４　世纪中叶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期。纷乱中的中国社会充分揭示了它的
潜力，也充分展示了它一般很少表现出来的组织结构。因此，人们可以看到
这个时期中国文明的某些特征，它们在和平的、有秩序的文官政府之下是不
容易辨认出来的。同时，这个时期的暴力行为也给明王朝留下了持久的印记。
它很值得历史学家密切注意。






























① 元王朝的历史构成本书第　6　卷的部分内容。



日益恶化的中国情况，１３３０—１３５０　年


元朝的宫廷

派系斗争是政治上的通病，整个元王朝也有此特点；它早在　１４　世纪就是
元政府的破坏性因素。在忽必烈汗的长期统治（１２６０—１２９４　年）之后，代表
他的孙子和这些孙子的后人们的利益互相冲突的朝臣小集团经常互相残杀，
争夺皇位。某些学者在不断的派系斗争的重大问题中看到了两种对抗的政
策。其中一种是以蒙古为基础的政策（和派系），它以亚洲内陆草原的蒙古
利益为依归，而以察合台汗国的传统为代表。这一政策的根子可以直接上溯
到忽必烈汗的对手们，特别是可以上溯到窝阔台系的海都：他在他的整个统
治时期都是和忽必烈汗作战的。另一个派系被认为是以中国为基础的皇帝对
通常称之为“儒家化”方式治理国家的关心，这就是想用官僚治理的方式来
达到它在中央集权下实行经济统制的目的。这就在蒙古的政治领导阶层中在
治理中国的方法和目的问题上引起了根本的和不可调和的分裂。①后一个集团
在　１３２８　年发动一次政变，其目的是想“复辟”海山（１３０８—１３２１　在位，庙
号武宗）的一系。他的两个儿子——和世■和后来的图帖木儿——都在　１３２８
年被拥立为帝。前者被后者（即元文宗，在位至　１３３２　年）的党羽所杀害。他
被他的两个年轻的儿子所继承。第一个登极的是弟弟，名亦璘真班，死时为
六岁幼儿，仅在位两个月。也许是在可疑的情况下死后不久，他的　１３　岁的哥
哥妥懽贴睦尔于　１３３３　年即位。作为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位蒙古君主，他在　１３６８
年被明军赶出大都（北京），在　１３７０　年死于大草原。妥懽贴睦尔在中国史书
中用明太祖所赠的封号称为元顺帝；也叫惠帝（宗），后一个封号却是在蒙
古的他的逃难的朝廷所追赠给他的。他的直到　１３６８　年的　３５　年的统治大大超
过了从忽必烈死后到　１３３３　年间七位君主平均在位五年半的时间；在这七位君
主统治时期的特点是不断的阴谋、政变和篡弑。可是，他的漫长的在位期并
不表示元朝的统治重新取得了稳定。相反地，派系的混战从以控制傀儡皇帝
为目的的政变转变为蒙古地方掌兵大员之间通过争夺左、右知院这两个主要
官职来控制朝廷的斗争。这种情况本身就说明了政府的质量方面毫无改进。
元顺帝在位的年代与明王朝兴起的时期大致相合。这位元朝的末代皇帝
在当时的许多中文史料中和明初历史学家的笔下被形容为一个放荡淫佚的怪
物，这种说法当然是夸大其词，但是很难断定夸大的程度究竟多大。有几位
当时的作者赞誉他。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他在使元王朝足以夸耀一时的权
力瓦解和消逝的那些事件中不占举足轻重的地位。成吉思汗是一位军事天才
和具有雄才大略和超人毅力的领袖，但是，人们发现他的这个第七代孙子充
其量不过是一个庸才接班人而已。只要看看在他统治时期的历史得写一些更
大的人物，得写主要由别人制造和遇到的问题，这种评论就足以说明一切了。

元朝军事力量的衰落




① 对元末政治作这种解释的最有力的主张见达迪斯：《征服者和儒生：元朝末年中国政治变化的面面观》
＇134＇（纽约，1973　年）。



自从　１３　世纪末以来，元政府的军事力量已处于衰落之中。在　１３　世纪　７０
年代征服了南宋之后，在中国境内的蒙古和亚洲内陆军队的主力都戍守在黄
河平原上，以拱卫大都（北京）。有些特殊的蒙古部队则因需要而定被派往
战略要地，但是它们并未按常规被分派到各行省去警戒全帝国。军队中的汉
人职业士兵们，有的是　１３　世纪　３０　年代金王朝灭亡前受女真人统治的汉人，
有些是　１３　世纪　７０　年代南宋被征服时投降的汉人：正是这样的士兵构成了分
布于全国各地的戍军的主要成份。
这种构成模式一直延续到元王朝的末年；这就是说，蒙古族戍军和元帝
国禁卫部队的主力是部署在北方，靠近京师，而汉人部队不管是在蒙古人统
率下或是西亚人（色目人）统率下，则守卫在中部、南部和西南部各地区。
各行省的戍军也不是均衡分布的，而是集中在长江下游。扬州、建康（南京）
和杭州是除京师地区以外元军以最强的部队把守的地方。这是为了要保卫运
河南端的富庶之区，因为这里要向京师供应财赋，特别是要供应税粮。以较
少兵力部署的其他地方也都是方面重镇，如四川、云南、长江中游和东南沿
海。
元朝的戍军管理得很糟糕。一位学者曾经写道，甚至到了　１３　世纪末，管
理不善正使军事制度走向崩溃，而且到了　１４　世纪　４０　年代他们无力镇压地方
叛乱和土匪是屡见不鲜的。甚至有时派往战场进行重大战役的驻守京师的帝
国禁军，到了那时也不再是不可战胜的了。①从　１４　世纪初开始，在元王朝主
力军队的地区部署上和叛乱活动的相对地少数上，其地理的相互关系是很清
楚的；到了这个世纪的中叶元军的战斗力到处在急剧衰落，而叛乱活动则有
增无已，这种相互关系就让人看得更清楚了。元王朝的强制汉人的能力——
不管它是依靠亚洲内陆的部队（包括以中国本部为基地的蒙古军队在内）还
是使用汉人职业士兵或是征自平民的募兵——在这几十年中迅速地削弱了下
来。更其重要的是，这种事实已被广大的汉人民众看得一清二楚了。
当社会变得无秩序和不安全时，一方面是居官或不居官的地方领袖们都
主动起来组织地方防御部队，并且建筑防御工事。另一方面，土匪们又利用
混乱的形势搞一些其规模和胆子都越来越大的组织。地方自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