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明史

有“臣万安呈上”几个字。万安是一名善于奉承的官员，伪称与万氏有亲戚
关系，并利用她的恩庞在朝廷建立了他的权力地位。最后，他已成为权位较
高的大学士，并以此身份起草了新帝登基的诏书。在统治的第一个月内，年
轻的皇帝用尽心机，让一名非常笃实的大太监把此书带进殿内，在那里召集
一些大学士以此书质询万安；那个老人在羞辱之下匍匐在地，无言以对，最
后不得不奉命退隐。他再也没有被召回朝廷，并在一年内死去。朱祐樘正在
向人们发出信号，情况即将不同了。
他们父子二人在体质、心理和智力这几方面有明显的区别。朱祐樘是一
个瘦小和胆小的人，长有明亮的眼睛和飘逸而稀疏的胡须。几幅皇帝的画像
表明，从朱祐樘起的几个皇帝有着不同的、更像南方人的外表；他和他的儿
子武宗（１５０５—１５２１　年在位）是少数民族纪氏的后代。这大概可以从他们的
外表的长相看出，不过这与武宗以后的世系并无关系。
从心理上看，孝宗似乎与他父亲完全相反。在他登基前几个月，他已娶
张氏；这时他宣布立她为皇后。他对她十分宠爱。她生下二子三女；尽管谣
传武宗之母曾是一名侍女，但他显然与其他妇女未发生过关系。房兆楹推测，
他很可能是整个中华帝国史上唯一的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皇帝。①他曾在万氏控
制他父亲和皇室的不祥气氛中被他的爱吵架的祖母周太后扶养；他自己的母
亲已成了万氏的受害者。他一定因失去她而深感悲痛。他登基后，宣布早已
不在人世的母亲为皇太后，并派官员到广西去寻找出她的家族。出现了冒名
顶替者，但被揭露，没有发现她的亲属。他命令在广西和京师建造纪念她的
祠庙，并以强烈的虔诚心照料京师的祠庙。
在思想上，这个认真的年轻人完全信奉儒家学说和伦理价值。在明代，
也许在历史上，再也没有其他皇帝像他那样一心一意地接受关于君主身负重
任的传统主张。再也没有其他皇帝如此努力去履行那些要求做到的义务。他
在上朝听政，执行各种规定的礼仪活动，重新制定和认真举行经筵，特别是
任命那些值得尊敬和体现儒家行为的模范人物为朝廷官员并倾听他们的意见
等方面，都是一丝不苟的。他深切地关心人民的福利。他探索执法的办法，
组织对刑法及贯彻刑法不力的一次研究。这就导致一部钦定的关于刑律及其
案例的重要著作《问刑条例》的问世。
虽然声名狼藉的西厂重新开设，但他把它及其地位相当的东厂的工作限
制在正当的调查活动方面。他任命领导这两个机构的人大部分是正直的官员
（在这些部门中这种官员确实很少），他们受到整个政府的尊重。锦衣卫的
情况也是如此，他们在过去也是政府实行恐怖活动的手段。他削减朝廷的奢
侈品消费，撤掉许多宦官管理的采购机构。儒家思想的政治家们从未碰到如
此温顺的统治者，对他的报答是在他们写的历史中把他描写为一个完美的模
范人物。他给官僚们灌注了一种充满巨大希望的精神，明朝早期的某些活力
和责任感也得以恢复。
可是事实上他当一个完美的模范人物还不够格。他很注意帝国的问题，
但是他既不能向国家展示一种开阔的前景，也不能给它提供雄才大略的领
导。此外，完全可以理解，对他感恩戴德的官僚们掩盖了他的一些错误，其


① 关于　1440　年前与瓦剌蒙古人关系的中国官方记载，见白翠琴：《明实录瓦剌资料摘编》＇413＇，第　46—
77　页。关于也先事迹，见他的传记，载《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416　页。



中包括他过分地宠爱和依赖他的张皇后。她是一个愚蠢和爱提要求的妇女，
易犯小错误，而这些小错误也包括需要贵重物品，轻信最花言巧语的和尚道
士的教义，以及对她家族，特别是她的两个极为贪财的兄弟无限溺爱。
这两人就是张鹤龄和张延龄，他们得到了他们的姐姐张皇后和她的母亲
金氏的持久不衰的支持，靠着肆无忌惮地滥用他们幸运地取得的高官的职权
而青云直上。他们的父亲张峦在他女儿选进宫时，原来不过是国子监的监生，
在　１４９０　年已被封为寿宁伯。次年秋季，他的女儿生下了在　１４９２　年春季被宣
布为皇太子的儿子，使张氏家族取得了有特权的地位。不久，也在　１４９２　年春
季，国丈呈交一份不得体的奏疏，要求提升为侯；虽然许多高级朝廷官员因
没有先例和不适宜而加以反对，但皇帝仍提高了他的爵位。三年后，当此时
已为寿宁侯的张峦死去时，其爵位被他长子张鹤龄继承。他本人又被追封为
地位更高的昌国公；尽管官员们指责，他的一座豪华的陵墓是以公帑建造的，
按照他的品位，这违反了礼仪的规定。次子张延龄当时还是十来岁的青年，
在以后的某个时候被封为伯，最后封为建昌侯。
张氏家族的许多堂兄弟、叔伯、养子和结拜弟兄以及形形色色机会主义
的食客都得到了官衔、官职，最后取得了土地和参与贪污腐化的机会。整个
明代没有其他外戚享受这样的待遇；这既证明皇帝对他妻子的依赖，又证明
他对最接近他的那些人不能采取坚定立场。他的外戚屡次因具体和严重的不
法行为而受到指控，但是皇后和她的母亲，以及一个阉党和其他投靠张氏以
从中取利的心腹朝臣始终为之辩护。虽然他们不能操纵皇帝去恫吓他们的政
敌，他们却一直能向他求情，以致使他干脆对这些指控置之不理。他统治时
期以后年代发生的两件事清楚地说明他的进退两难的心情。
《明史》中张氏两兄弟及其父亲的本传告诉我们，皇帝听到张氏兄弟在
北京南部的故乡强夺周围农户的田地时，在　１４９７　年②派高级官员中一名调查
坏事的无所畏惧的人，即刑部侍郎屠勋和另一同样大胆而正直的宦官萧敬前
去调查。他们带了一份指责二张的报告回京，报告中包括关于皇后家乡的民
众对她家族的行为的不满给皇帝造成损害的大胆的评论。他们坚决要求将田
地归还所有的受害者，以及以后限制再发生这类行为。皇后大怒，而据《明
史》记载，“帝亦佯怒”。但是他同意报告中的主要内容。后来他私下对萧
敬说：“汝言是也”，并赐给他一件金质的礼物。①
１５０５　年皇帝去世前的两个月，著名的学者和文人李梦阳——当时是一名
年轻的户部郎中——呈上一份很长的奏议，批评了朝廷和政府的许多方面的
现象；他特别指出了容忍张鹤龄的赤裸裸的滥用职权给王朝造成的长期损
害。张鹤龄本人、他的姐姐张皇后和她的母亲都愤怒地提出要李梦阳脑袋的
要求。皇帝真的不知所措了。作为与他妻子和岳母妥协的第一步，他下令把
李梦阳投入狱中，然后私下认真地垂询几个大学士。一个大学士提出李梦阳
的言词“狂妄”，但另一个则说李所写的都是“赤心为国”。①


② 见木宫泰彦：《日华交通史》＇285＇，Ⅱ，第　319—327　页及第　9、11　两章；王伊同：《中日之间的官方关
系，1368—1549　年》＇549＇，第　60—64　页，及第　4、5　章各处；郑梁生：《明史日本传正补》＇66＇，第　367—381
页。
①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585＇，第　330、334、348、365　页；又见王崇武：《明仁宗宣宗事
迹旁证》＇541＇，各处。
①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585＇，第　329、331、335、348、383、386　页；又见王崇武：《明



皇帝倾向于后一种意见，经过了一阵犹豫后，他甚至不愿鞭笞李梦阳以
取悦于他的几个女眷；他代之以罚李三个月的官俸，把李释放，于是李成了
朝廷和京城的一个英雄。后来皇帝又问另一个权位较高的官员关于老白姓对
此事的议论。答复是人民因皇帝的宽宏大量而非常高兴，并大受鼓舞。皇帝
说道：“朕知之。方朕询及宦者时，其所答反乎此。若辈欲以杖毙梦阳耳，
我宁杀直臣快左右心乎！”②
总之，官员们能够信任这个皇帝，因为明朝再也没有其他皇帝能像他那
样采取正确的态度，克制他的愤怒，和一心一意地去尽为君之道的更重的责
任。但是他们不能总是依赖他采取这些态度含蓄地体现出来的行动。不管他
们多么严厉地批评时政，并且以明确的暗示批评他，他愿意耐心地聆听，并
且至少要对他们的关心报之以感谢的赞许。有几次他下令作出所请求的纠正
行动；但是他常常评论说，他们如此令人钦佩地陈述的高明的主意此时不宜
用，以此把事情搁置起来。人们逐月地阅读他的统治的《实录》时会得到这
样的印象：所有那些有抱负的官员，不管是出于真心或是仅仅为了出风头，
要求他没完没了地温习儒家的伦理道德、经典的和历史的先例，和考虑他们
详尽地陈述的各自的政策观念。他的政府官员对他纠缠不休。在他的统治时
期，风险是小的，所以这样的机会不容错过。在明代各代皇帝治下，有勇气
的、偶尔是有洞察力的官员得负担起往往是以死相谏的责任。在宽厚的孝宗
皇帝治下，这种情况是很个别的；他的性格引起了大量批评性的忠告。
他并不强壮，在他统治的后期，他不得不常常称病而不上朝。甚至在那
时，他也不能摆脱朝政，例如在　１５０２　年阴历十二月（实际上是　１５０３　年　１　月），
他的大学士们责备他耽误了关于采取措施以救济受洪水灾害的南京的决定。
他们劝他应孜孜不倦地注意决策问题，以便在政府中激励更高昂的士气。这
位一向谦恭的（虽然是筋疲力尽的）年轻皇帝因他们良言相劝而表示感谢。
但是他自有主见。他与他的妻子一起，看来也虔诚地信奉道教；在皇帝
的赞助下，道士们定期在朝廷举行斋醮。这些活动可能像当时存在的医药实
践那样是一种合法形式，但它们并没有使皇帝放弃对儒家价值观念的信仰。
可是他的士大夫们却不能掩盖他们的藐视和不满；他们在报告自然灾害时常
常威胁说，这类背离理想帝王准则的行为，会造成表现为旱、涝、瘟疫和饥
荒的宇宙运行的失调，使他的统治陷入困境。１５０４　年当他封道士崔知端为太
常寺卿时，引起了一片喧闹；这个职务是兼职的（即无实权的）礼部尚书的
荣誉官衔。在朝廷看来，礼部这一以儒家准则纠偏的堡垒被这一任命所玷污。
但是皇帝坚定地不顾所有的抗议。崔知端在成化时期曾为万氏小集团不合法
地任命的僧侣之一，在弘治时期，他曾受“奸”阔李广的庇护（李强烈地偏
爱道教，已不光彩地被迫自尽）。我们应当假定，崔知端（关于此人的材料
甚少）与李广一样也是张皇后的宠幸。
在这个不幸的皇帝统治的　１８　年期间，自然灾害显得异常频繁和严重，尤
其从　１５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至　１５０５　年他去世时更是如此。他多次批准对这些受
灾地区减免税赋和采取救济措施，史籍证明他对黎民的苦难深为不安。但这
里我们在解释记载时又必须留意，因为全国的官员不断利用他们自己及其他


成祖朝鲜选妃考》＇538＇，第　171—176　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288　页。
② 这个估计数根据《明实录？宣宗实录》＇380＇中论述东南亚各国的有关条目，材料收于赵令扬等编：《明
实录中之东南亚史料》＇48＇，Ⅱ，第　263—340　页。



官员的关于自然灾害的报告，作为促使这位最易接受意见和谨慎的统治者承
担改革他政府的某些方面的责任，以便恢复宇宙的和谐。他越是肩负起儒家
的责任，他们越是把问题堆到他的身上。
一种不断发生的灾害是完全真实的。那就是位于山东的黄河堤坝每年决
口引起的洪水，那里正是黄河和大运河相交之处。在堤坝失修时已经形成的
黄河的几条支流之一越过了位于章丘（约在济南西南　８０　英里处）的运河，危
及大批人的生命并中断了运河的运输。这里邻近徐有贞在　１４５３　至　１４５５　年进
行大规模修复工程的沙湾。这时似乎需要更根本地解决这个问题。１４９３　年，
当时在地方上任职的高级官员刘大夏经吏部尚书王恕推荐，负责这项工作。
刘大夏绝对不是一个有水利工程专长的人；他作为一个文人和通才，是
一个经得起检验的执行巨大任务的行政官员。他研究了河流管理工程的历
史，招收了地方上所能找到的最有经验和技术最佳的人，采取了著名的前辈
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