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明史

—装载着中国丝绸和瓷器回到阿卡普尔科。到了　１５６７　年，中国和美洲之间的



贸易关系已经很好地建立起来，不间断地继续到了下一个世纪。①





























































① 1529　年，因为大学士杨一清抱怨内阁制敕机构的人员不足，挑选了一些庶吉士在翰林院培训，1532　年后
他们再次正式地被委以内阁职务。



严嵩之死


１５６０　年，严嵩已有　８０　岁。他的心力和身体都已衰弱，不能再像他从前
那样勤恳地侍奉皇帝。一些年来皇帝的多数敕令事实上是由他的儿子严世蕃
草拟的，当他入值时，严世蕃陪伴着他。在严的妻子于　１５６１　年去世之后，他
的儿子必须在家里伺候他，这是严能够让他的儿子避免离开北京去照料他母
亲葬礼的唯一办法。这时戴孝的他的儿子不能再和他一道到皇城的西苑去侍
奉皇帝。严这时甚至不能看懂皇帝的手诏；他为了回奏，必须把皇帝的诏令
带回家中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常常喝醉或者干些其他放荡的事，因而什么
东西也不能及时准备。当皇帝派太监去催要答复时，严不得不自己起草点什
么，而他草拟的东西却被发现原来是不合格的。继续干这种工作，他的确是
太老了；他毕竟不是道教的神仙，而是一个有病的老人。他容易受到责难，
很快就倒了楣。
严嵩在内阁的副手大学士徐阶，最初是夏言在朝廷上推荐的，夏言于
１５４８　年被严嵩处死。徐阶和严嵩从来不和，在他于　１５５２　年成为大学士之后，
他努力削弱严在皇帝面前的有利地位，反对他的政策，提出相反的建议，暗
中指挥对严和他的代理人的弹劾活动。严怀疑徐以某种方式背地支持弹劾他
的各种企图，但他什么也不能证实。他有几次试图使徐被免职，但每次都失
败了。徐继续在政策问题上向皇帝提出建议，他终于被允许筹办不死药和草
药，这项工作以前是只交给严嵩的。
皇帝从未完全信任严嵩。他有时会干脆不理或拒绝严的建议，以便行使
他裁决事情的绝对权力。当严不能再侍奉他时，他开始寻找一个代替的人。
徐阶等待这个机会已有八年。他知道皇帝觉得严嵩已不再有用，知道他瞧不
上严的儿子。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可能他就加深皇帝的不满。１５６２　年，他
亲自照管　１５６１　年　１２　月焚毁的皇帝寝宫的重建工程。严嵩反对重建这座宫，
另外建议皇帝移居到上世纪　５０　年代被废黜的英宗皇帝实际上被当作囚徒时
住过的另一座宫里去。皇帝拒绝考虑这个建议。他的宫只不过四个月便复原，
１５６２　年　６　月，在他重新定居以后不到两月时，严嵩便被免职。
在皇帝的知己和顾问陶仲文得病而于　１５５９　年从朝廷告退以后，他只好重
新挑选一个道教名家来指导扶乩仪式。他的新的扶乩者最初只是焚化交给他
的密封的问题，而皇帝很少能够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
去。扶乩者和送交包封的太监开始在焚化包封之前阅读所提的问题。他们因
而能够按照皇帝的意愿而占卜答案。
徐阶和这个扶乩者联合，开始攻击严嵩。在严被免职之前不久，他是一
连串扶乩所得答复中的话题。当皇帝按惯例询问帝国为什么没有治理好时，
他被告知，那是因为好人没被任用而不孝顺的人没有退职。问及谁孝顺和忠
诚，谁不孝顺不忠诚时，他被告知，徐阶忠诚而严嵩不忠诚。当这个答复随
后在别的占卜中得到证实时，皇帝变得非常不安。有关这件事的消息被一个
太监非正式地传给了一个御史，这个御史立即弹劾了严嵩的儿子。当严试图
代他的儿子说情时，皇帝指责了他。很明显，他已经不再受宠，他于　１５６２
年　６　月被迫去职。
皇帝这时信任徐阶。１５６０　年，当陶仲文和陆炳在几星期之内相继去世
时，皇帝失去了仅有的亲密伙伴。他把陶当作同等的人对待，把陆炳（陆在



１５３９　年救过他的命）当作兄弟对待。严嵩走了。只有徐阶仍然受宠。徐小心
谨慎，不立即攻击严嵩和他的党羽；他反而显得很和解。当　１５６２　年晚期接到
弹劾胡宗宪的奏疏时，皇帝说胡不是严党中人，而徐也没有催逼这个问题。
他不能冒险批评皇帝。过去每一次贬黜严嵩的尝试都因为上奏的人不能
把他们的批评限制在严嵩身上而失败了；他们常常也攻击了皇帝的某些政策
和决定。立太子的事已经搁置了　１０　多年，而皇帝不想讨论这件事。可是上奏
的人认为不得不联系严嵩的罪恶而提出这个问题。皇帝有可能终于对上奏者
非常生气，以致他可能忽略他的奏疏的主旨，反而惩罚他。徐阶记住了这一
点。
１５６２　年，严世蕃在他父亲去职时，被谪戍瘴疠之地。他不前往他的戍地，
反而回到他在江西的祖居，他在那里开始招募一支大的卫队。１５６４　年　９　月，
在皇帝生日的时候，严嵩进呈一篇如何召鹤（道教神仙的使者）的文字，同
时请求允许他的儿子从戍地回来照顾他。这个请求被拒绝了。１５６４　年　１２　月，
一个御史上奏说，严世蕃实际上住在江西，并且招募了　４０００　多人。严世蕃和
他的同伙被控谋反，被捕，并被带到北京受审。
对严世蕃的最初的控告书，其中也指控他和几个官员的死有牵连，这几
个官员是按照皇帝的命令被处决的。当有人把控告书的草稿给徐阶看时，徐
把有关谋反罪行的材料之外的一切事情都删去了。皇帝立即批准了判决。他
长期以来就瞧不上严嵩的儿子。１５６５　年　４　月，严世蕃被处死，他的父亲被贬
为平民，严家的财产被没收。严嵩，一个在朝廷上无人可求的无家可归的人，
死于这一年的晚些时候。



皇帝的晚年


皇帝至少从　１５６０　年起就患失眠症（金石药中毒的一种症状）。他常常彻
夜工作，批阅奏疏和案卷。１５６４　年早期，徐阶请求皇帝选拔更多的大学士，
部分地是因为他不能独自处理工作。这时皇帝的情绪还常常容易波动，变得
时而抑郁，时而激怒。随侍他的太监只要可能就尽力顺着他。１５６４　年夏，他
们开始在他睡着时把桃子放进他的床里，过后告诉他是从天上落下来的，是
神仙所赐。他很高兴。
到了　１５６５　年，他的脑力无疑减弱了。１５６６　年　３　月，他告诉徐阶他大病
了　１４　个月。他想回到他的出生地去增强他的生命力。尽管他一再提出此事，
徐阶每次都劝阻他，认为在他当前的健康状况下，他经不起旅途的艰苦。１５６６
年　１１　月以后没有颁布过手诏。皇帝挨过了两个月，１５６７　年　１　月　２３　日，他的
健康状况恶化。他从他的西苑宫被移到他在紫禁城里的寝宫，正午前后死在
那里。
１８　世纪的《明史》的编者们认为嘉靖皇帝是“中材之主”。明代史学家
谈迁（１５９４—１６５８　年）说，嘉靖皇帝比许多依靠道教的灵丹妙药追求长生的
汉、唐和宋的皇帝多少要好一些，但从整体来看并无区别。他作为君主的主
要缺点是常见的，弗朗西斯？培根（１５６１—１６２６　年）的评论适当地总结了这
种缺点：
君王工作的障碍多而且大：但最大的障碍常常是他们自己的意向。因为［泰西塔斯说］向对
立　的　一　方　行　使　意　志　力　，　Ｓｕｎｔ　ｐｌｅｒｕｍｑｕｅ　ｒｅｇｕｍ　ｖｏｌｕｎｔａｔｅｓ　ｖｅｈｅｍｅｎｔｅｓ　，　ｅｔ　ｉｎｔｅｒ　ｓｅ
ｃｏｎｔｒａｒｉａｅ［君主的愿望多半是强烈而前后矛盾的］，这在君王们是常见的。因为想左右结局但
却不容忍中庸，这是权力的误用。①




























① 例如，在　1533　年　9　月　13　日宣布的祝贺皇帝长子诞生的大赦中，大礼争论中反对过皇帝的官员们都被特
别排除在外。



１６　世纪早期的明帝国


１６　世纪前半叶一般认为是一个经济非常活跃的、农业技术和生产发展
的、纺织品和手工业生产大规模发展的时代。它还被认为是一个皇帝的专制
权力增强、帝国的控制能力强大的时期，可是这些看法似乎是矛盾的，因为
如果帝国的控制是牢固的，那末税收，尤其是新开垦土地与商业和手工业生
产的税收，理论上应当提供岁入的新来源。事实上却渐渐不能按一个多世纪
前制定的定额征税了。按照上述标准，控制至少不像它从前那样牢固了。
尽管正德和嘉靖两个皇帝以不同的方式尽力维护他们的君权，像专制君
主那样进行统治，但结果都失败了。每一个都不得不以消极的方式来维护他
的权力。分享特殊利益的官员们能够把皇帝的政策引向他们自己的目的，而
不顾皇帝的愿望。
官员们和这两个皇帝之间的主要对抗涉及君主应起的作用，两个皇帝虽
然方式很不相同，却都使官员们失望。这些对抗所显示的对皇帝职责的想像
是从新儒家的治国之术的学说引导出来的，这是一套在南宋（１１２７—１２７９
年）朝廷形成的思想。这种对皇帝职责的想像推崇像周代的创建者武王（公
元前　１０６７—公元前　１０６５　年在位）那样的古代贤明君主，他们“垂拱而天下
治”。①理想的皇帝行事要像一个不偏不倚的官僚政治的争论的仲裁者，一个
躬行礼仪的没有七情六欲的人。连在其统治初年要求伸张君主职责的优良传
统的嘉靖皇帝，也觉得这种想像是太压抑人了。不过，这对约束、牵制皇帝
为坚持自己的权利而作的种种努力是有用的。尽管在这个时期进行了预定
的，而且有时是粗暴的尝试以推行皇帝的意愿，但总的来说，它们证明是无
效的。收回已经落入私人手中的租税收入的尝试一再失败，这是最好不过的
证据。
到了　１６　世纪早期，许多应征税的田地通过这种或那种手段已经从赋税登
记簿中消失，而许多已开垦的新田地从来没有登记过。刘瑾对原来摊派给军
户及其田地的税收定额恢复管理的努力终成泡影。嘉靖统治初年对地产和荒
地恢复管理的尝试同样终成画饼。官员们分享了这种新的恩赐。官员们免税
的情况在　１５１２、１５３１　和　１５４５　年增加了很多。①
海外贸易的禁令从未有效地强制施行，朝廷还是不能从商业税中获得任
何大量的收入。从农业技术和生产进步、从贸易和商业、从手工业品和纺织
品生产得到的利润，落入了别人手中。尽管明帝国的经济繁荣，有些臣民从
中得到了好处，但帝国的国库并未受益。













① 皇帝曾经于　1531　年批准停止南京的皇帝献祭，这样就确定了此后大礼只能在北京，在他的监督下进行。
① 参见本书第　4　章《永乐时期》。



第　９　章　　隆庆和万历时期，１５６７—１６２０　年


二帝及其前辈


在本章研究的时期之前的两个世纪中，明代君主政体的特征已经显著地
发生了变化。早期的皇帝指挥战役，颁布法令，创设国家机构，管理官吏。
在制度安排已定，行政机构设置齐全以后，皇帝在处理帝国事务中不再起积
极的作用。官员们只希望皇帝成为他们道德和才智的典范，因此，作为人世
间的最高权威，他在争端中的仲裁被视为决定性的和不容置疑的。这种作出
决断的方式很少提供对于问题的合理解决办法；但是，由此而得出的解决办
法当受到皇帝绝对权威的支持时，是不可改变的。
皇帝为了保持他的绝对权威，避免使自己卷入提请他注意的问题。他逐
渐变得更加与外界隔绝，他的权力表现出一种消极的特征。他能够容易地解
除任何官员的职务或惩处任何官员，下令免征赋税，给予赦免。但是，他要
主动地提出议案却是非常困难的，时期较早的皇帝不放弃他们的皇权的任何
部分，但是当从皇位掌管国家事务显然不再可行时，朝廷官员们开始把早期
的施政安排恭敬地说成“祖宗之制”，以此暗指破坏现存制度就是不孝。事
实上，他们是借助于口头恭维这些初期制度上的安排，告诫所有的人——即
使是皇帝——不要进行影响深远的改革。
弘治皇帝（１４８８—１５０５　年在位）符合官僚们的期望。在没有作出重大决
定的同时，他使他的朝廷保持了和睦、协调；以传统标准衡量，他的私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