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权柄

“只是用兵在即，恐动摇军心。是否要压一下，打完仗再处分？”吴充试探着商量道。　　　
文彦博望着吴充，叹道：“冲卿好糊涂！打完仗后，种姚岂有不立功之理？届时时过境迁，再诛这二人，便难了，那形同姑息！我若是石越，在长安便先行军法斩了这二人！打完仗后要查，也是查究竟背后有多少同党同谋！”　　　
吴充不料文彦博态度如此坚决，倒有点始料不及。若换了一个人，吴充倒要怀疑他是针对自己来的了。毕竟身为兵部尚书，吴充亦是希望能为兵部稍存体面的。此外，他亦的确认为用人之际，对于种、姚这样的将门，应当多存恩抚之心。　　　
但文彦博却是毫无顾忌，又道：“若非大战在即，理当穷治此案，整顿职方司。这等事情，一为之甚，绝不可再！然此时尚有用职方司之处，却是不便牵连太广。惟有先诛二犯，震慑后来，兼可安抚仁多。明日面圣，冲卿定要拿定主意！”　　　
文彦博说话如此咄咄逼人，吴充心里亦不免稍觉不快。虽然文彦博是三朝元老，又是枢密使，论资历地位，的确高于自己。但是吴充也是参知政事兼兵部尚书，同样也是历三朝的老臣，并非枢密院内文彦博的下属。吴充已无恋栈之意，但他亦不免有一点私心——他希望兵部在自己的任期内，能有一份完美的记录。所以从公的方面，他的确是担心这件事对伐夏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从私的方面，他却是希望可以体面的解决这件事情。所以才会急急忙忙来找文彦博商议——明日一早，这件事肯定要上报皇帝的，只有事先得到文彦博的谅解，体面的解决问题才会成为可能。　　　
但文彦博的态度，让吴充非常失望。他掩饰着自己的不快，含糊地回道：“下官自会谨慎。公文上说折可适亲历此事，他这两日便会到京师，或许当向他询问清楚。总之须得毋纵毋枉。”　　　
“折可适？”文彦博愕然道：“他去长安做甚？”　　　
让文彦博与吴充都略有些意外的是，折可适在次日便抵达了京师，几乎是同时，与他一起快马到达京师的，还有石越的奏章与种、姚二家诸将的请罪表章。在即将大举用兵之时，忽然发生这样的事情，让赵顼感觉非常的恼怒。虽然这件事情因为涉及军机，只有极小范围内的几个人知情。但皇帝却不能不慎重处置。　　　
然而，大宋朝廷仿佛天生就是异议者并存的地方。即便是只有枢府、兵部、卫尉寺少数机构的重要长官才知道的事情，照样会存在着意见的分歧：枢密使文彦博、同知枢密院事孙固坚持主张以军法诛二人以儆效尤；而同知枢密院事吕公著与兵部尚书吴充则认为应当先行押监，待伐夏事了，再行处置，以免动摇军心。此外，几位军队背景出身的府部寺长官，更是干脆认为“情有可原，罪有可恕”，主张赦免二人，让二人戴罪立功。　　　
赵顼心中更倾向于吕公著与吴充的意见。虽然他并不相信种、姚二家有造反的可能与实力，但是他也有他要担心的事情。在需要用人之际，一般来说是应当加以恩宠的。此时诛杀其家人，是很可能会影响到臣子的士气，导致他们在战场上不能尽力竭力报答皇恩。无论是先行押监，待他们立下功劳后再以功抵罪加以释放；还是直接让他们以有罪之身效力沙场，都是收拢臣子忠心的有效手段。这种手腕，历代帝王将相，莫不常用。赵顼几乎能想象到恩赦二人后，种、姚二家诸人感激涕零的样子。　　　
但是，文彦博与孙固的坚决，却让他相当为难。而且石越的奏折中对此也是态度鲜明。细读石越的奏折，根本是已经将那两个小武臣定罪，并且是罪在不赦。　　　
他们的理由也是很有说服力的。　　　
大宋皇室的祖宗家法，最忌讳的就是藩镇之祸。　　　
所谓“藩镇之祸”，换句话说，便是武人之乱。　　　
当年石越就曾经在赵顼面前一指见血的指出：军队最重要的便是纪律与忠诚。所以讲武学堂首先要教给学生的，便是纪律。而忠诚则来自于荣誉与晋升。　　　
宋朝的军制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宋太祖以来建军理念的一次深化与变革。宋太祖钦定的军法，是最重视纪律与服从的。而熙宁以来的军制改革，则更加深化了这一理念。　　　
赵顼内心里十分同意石越的意见：若能将纪律与忠诚，刻入武人的骨髓中，则国家有能战之士而无武人之患。　　　
因为帝王的权术，而牺牲掉军队纪律的权威，是否值得？　　　
短期的利益与长期的利益，究竟何者更重要？　　　
孙固对着皇帝说起话来，简直可以用“放肆”来形容，赵顼一面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几乎溅到自己脸上的唾沫星子，一面听着孙固激烈的话语：“陛下，若为市恩于下，而败坏法纪，实是鼠目寸光！为人主者，只须赏罚严明，则臣下自然心服。当赏不赏，当罚不罚，皆肇祸之由……”　　　
“不然！”吴充不待孙固说完，便插言反驳道：“凡事有经有权，国法亦不外乎人情。二犯行刺，岂是无因？曾无可悯处？且押后处置，亦非不罚，不过权宜之计，以免沮丧边臣之心。大臣者，非刀笔吏也，奈何墨守律令而不知变通？孙大人此言，实是法家之语。商申之术，乖离圣教，何足为恃？”　　　
“陛下！”孙固正眼都不看吴充一眼，向赵顼拱手欠身，厉声道：“吴充乃奸臣，作此奸臣之语！微臣自束发受教，未敢有违圣人之训者。《论语》有云，‘政者，正也。’《贞观政要》有言，‘夫君能尽礼，臣得竭忠，必在于内外无私，上下相信。’又云，‘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杂，必怀之以德，待以之信，厉之以义，节之以礼，然后善善而恶恶，审罚而明赏。’若‘罚不及于有罪’，‘则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锡祚胤，将何望哉！’唐太宗不以权术驭下，而有贞观之治，为一代圣主。奈何为大臣，竟欲导陛下去诚信而用权术哉？况且唐之藩镇之祸，岂是一朝而成？盖亦是骄兵悍将，恃功卖宠，而居上位者不能防微杜渐，致使法度渐坏，终不可救。今日之事，正是防微杜渐之时！”　　　
“吴充为大臣而不知大体，以邪术导人主，臣请陛下，速远此奸小！”文彦博对吴充也极为不满，竟丝毫不留情面。在他看来，当面不明确地拒绝自己，转过身来在皇帝面前却是另一番言辞，的确是小人的行径。　　　
孙固与文彦博尖锐的言辞，说得吴充一张老脸胀得通红，雪白的胡须气得不停地抖动，扑通一声就跪了下去，颤栗着说道：“臣待罪侍奉陛下十有余年，无功于社稷，无补于圣明，不见容于同侪，尸位素餐，愧对陛下！臣有罪，臣不敢有他言，惟望陛下念臣老迈，许臣致仕，臣永感陛下隆恩。”说完，已是老泪纵横。　　　
赵顼只觉得头“嗡”地一下响了起来。　　　
由意见之分歧而导致互相攻击，自居为“君子”，而以对方为“小人”、“奸臣”，最后意气相争，干脆辞官去位——这样的故事，赵顼是再熟悉不过了。他有点恼怒地望着他的这些个心腹重臣们。平心而论，他亦分辨不出谁是谁非。吴充当然不是“奸臣”，至少他赵顼相信自己还有这点起码的判断力，纵使孙固、文彦博，内心里亦未必以为如此；但是孙固、文彦博错了么？那却也未必。　　　
当然，谁是谁非也许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　　　
但是，大战之前诛杀重要将领的家属已经够让人放心不下，兵部尚书在此时撂挑子却更是雪上加霜。不仅仅是兵部一堆的事情需要一个能干且有威望的兵部尚书，而且这样的情况，极可能会加深臣下对皇帝的怨望或者恐惧——皇帝不惜让一个兵部尚书致仕也要杀掉自己的家人，这会给种家、姚家什么样的心理暗示？！　　　
难道要让这些统兵大将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那样的话，只怕赵顼自己也不可能睡一个安稳觉。　　　
但文彦博与孙固也不那么好打发的。　　　
吴充不把兵部尚书放在心上，难道文彦博与孙固就会多在乎枢密使与同知枢密院事的差事？虽然这两个职位，是无数人一生追求而不可得的目的，但对于了解文彦博与孙固的性情的赵顼来说，却是十分清楚地知道，这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官位，从来都不能够让他们委屈自己太多。　　　
文彦博名望已高，所追求的东西本就不多了；而孙固，却是个重视名望甚于官位的人。　　　
无论如何，先和一把稀泥再说。　　　
赵顼无奈地想道。　　　
折可适饶有兴趣的观察着御前侍卫班的日常训练。他对这些传说中武艺高强、勇猛善战的大内侍卫们充满了好奇。御前侍卫班共有十一班，其中七个班是带甲骑士，三个班是不带甲骑士，是三十六班马军侍卫中第二大的一支军事力量，也是与其他所有大内侍卫们完全不同的一支军事力量。御前侍卫班的所有成员，都必须是烈士子弟！换句话说，这是由战争孤儿组成的军队。在诸班直中，御前侍卫班与最精锐最得皇帝信任的殿前指挥使班、由武臣子弟组成的内殿班一起，构成了大宋皇帝陛下最信任的三支军事力量，堪称是大内侍卫中的大内侍卫！　　　
御前侍卫班的普通士兵，在皇帝身边服役约四五年后，大部分人便会进入讲武学堂培训，毕业后就会被皇帝派遣到各支部队，担任指挥使、副指挥使一级的职务。或者进入卫尉寺系统，成为营一级的军法官主官，即所谓的“护营虞侯”。　　　
这些人，从某个方面来说，不仅仅是保卫皇帝人身安全的武装力量，亦是悍卫皇帝政权安全的武装力量。皇帝通过这样的人员流动，可以有效的在各支部队中，直接安插自己的亲信，从而加强自己对军队的控制权。　　　
因此，折可适并不敢小觑这些大内侍卫们。但他同样避免不了以一个军人的眼光，来评价这些“羽林孤儿”。　　　
他所看到的，是东三班的三百三十名御前侍卫。一个班相当于禁军中的一个指挥，三百三十人，正是禁军一个马军指挥的基本编制。　　　
校场上摆放着整整齐齐的三百副木*马。折可适一眼就可以看出：木*马的高度与大小，与普通的战马几乎完全相当。“羽林孤儿”以都为单位，分成三部分训练。训练由都兵使率领副都兵使、两名都承勾、以及每都的军法官将虞侯主持。什将以下的军官，都无例外的要参加操练——这一点，让折可适有点惊讶，因为在河东，在指挥一级的操练中，大什一级的武官，是协助主持操练的。　　　
士兵们披挂齐整，身着铠甲，手里还拿着长枪，整齐地站在木*马的左侧。　　　
副都兵使大吼一声：“上马！”　　　
士兵们整齐迅速地将枪挂在马侧，跃身上马。数百人一齐做出这个动作，更是显出一种夺人心魄的气势来。　　　
“下马！”副都兵使又大吼一声。　　　
取枪，换手，从右侧翻身下马，一气呵成！　　　
几百甲士一齐下马踏在地上发出的轰响，让折可适感觉到脚下的大地都有些颤动。　　　
“上马！”　　　
“下马！”　　　
“上马！”　　　
“下马！”　　　
副都兵使不停的吼着，士兵们从左侧上马，右侧下马，又从右侧上马，左侧下马；还要从后面上下马，如此周而复始，不停地重复着这种看似简单的动作。　　　
两个承构手执皮鞭，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校场。某一个士兵稍慢一点，便快步跑过去，对着头就是一皮鞭打去。被打的“羽林孤儿”也不敢叫唤，只是忍着疼痛，继续上马、下马！　　　
折可适非常清楚这种简单训练的残酷性。　　　
河东军从来没有过这种训练，能在河东军中当骑兵的，大多数是从小骑惯了马的，他们的骑军也并不披甲，因此平素训练，更注重射击的准确性与对马匹的控制，从技术上来说，他们并不需要练习上下马的技巧。但这种训练所带来的纪律性，却不是河东军可以相比的。而且，折可适自忖，河东兵即便在上下马的熟练度上，亦未必可以胜过这些“羽林孤儿”。　　　
“御前侍卫班平素只用木*马训练么？”折可适试探着向陪同自己的小内侍问道。　　　
那小内侍尖着嗓子笑道：“折大人说笑了，只用木*马那怎生打仗？只不过战马来之不易，不得不爱惜罢了。执矛冲锋、骑射、投掷霹雳弹，哪一样都免不了要用真马。”　　　
“原来如此。”折可适不卑不亢地致谢，心里竟生出一种嫉妒来。自从宋军发明投掷霹雳投弹的战术以来，河东诸军不止一次希望装备这种威力巨大的武器，但是却始终争取不到配额。宋军以地域为区分，可以说事实上存在着几个系统：京畿军、西军、河北军、河东军、东南军。在这五大军队集团中，河东军的存在始终有几分尴尬：京畿诸军近水楼台先得月，本不待说；西军是朝廷近阶段战略重心的所在，自然也多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