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权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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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船过了东水门后,一路缓行,直至内城角子门附近的相国寺桥之畔,方靠了码头。早有仆役童子先行上岸招呼,僧、商人二人方才并肩上岸。却见岸上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年,手挽白马,站在码头边的一棵柳树之下,见着二人,连忙笑吟吟走上前来,深揖一礼,声音清爽的说道:“侍剑见过二叔、智缘大师。”
原来这二人,便是唐甘南与智缘。李丁文那次辞了王安石与智缘之后,即拜会唐甘南,托他此事,叮嘱务必要将智缘引入石越幕府。唐甘南却也听到京师意欲开发湖广的诸般政策,便欲上京见见石越,了解详情。因此连忙托人访着智缘,殷勤相邀。智缘早己听说唐甘南之名,知道此人,短短数年之内,便使唐家由一普通的富商之家,而发展至富甲天下,实有过人之能,且与石越关系密切,因此也并不拒绝。二人竟因此相携来京。唐甘南自是早己用急脚递五百里加急,将行程告之石越。石越本欲亲来迎接,但他以参政之尊,毕竟颇忌招摇,兼之公务烦忙,便只遣侍剑前来。这是示唐甘南以亲昵之意。
唐甘南知道石府的仆人,与一般府中不同,侍剑在石府之中,亲信更甚于唐康,忙笑道:“许久不见,你又长高不少。府中一切安好?”
“参政与夫人甚安,二叔呆会见了便知。只是这几日朝中事务太多,参政无暇抽身,故此礼数上怠慢了,还请二叔与大师不要见怪。我己经备好车马,便请二叔与大师过府中叙话。”
“阿弥陀佛。”智缘轻宣佛号,笑道:“石参政实在太客气了。不过贫僧离京日久,还是想先回大相国寺一趟。”
“大师可是怪我家参政失礼么?”侍剑笑道,“委实是参政此时尚在宫中未还。参政早晨进宫前,还吩咐府中备好斋饭,便盼大师佛驾光临。”
“岂敢。罪过。”智缘望着侍剑与唐甘南,温声道:“贫僧岂敢做如是想?实在离寺日久,心中挂念。”说罢双手合什,欠身道:“贫僧便先告辞了。”
侍剑连忙笑道:“大师且慢。既是大师想着回寺,便让小人送大师一程。改日我家参政必然亲来大相国寺,向大师讨教。”
唐甘南也笑道:“大师莫要再推迟,说起来在下也有许久没有去过大相国寺,正好一道送大师一程。”
智缘沉吟一会,知道难以推辞,当下笑道:“阿弥陀佛,如此叨扰了。”
“叨卜里。”侍剑一面应道,一面往远处打了个招呼,便见两辆华丽的四轮马车应声而至,旁边还有八个骑着骏马的家人。侍剑将唐甘南与智缘请上马车,自己也上了马,挥鞭笑道:“去大相国寺。”自己却一马当先,上了相国寺桥,往州桥方向走去。那些家人一愣,旋即会意,不动声色的紧跟着侍剑驰去。
不料闹市之中,人来车往,车马不敢走快,走了三四十分钟,智缘在车中不耐,掀开车帘往外一看,见外面赫然竟是土市子,顿时一愣,土市子与大相国寺南辕北辙,他立时便知道是上了侍剑的恶当。不料侍剑见车帘一动,己闪到车前,笑嘻嘻赔罪道:“大师莫怪,是我家参政要小人务必请大师请到府中,以慰仰慕之情。小人不敢违了参政之令,这才出此下策,待到了府中,大师要打要罚,任凭大师处置。”
智缘又是好气,又是好笑,不料自己聪明一世,却被一个毛头小子所证,眼见他笑嘻嘻的绝无恶意,竟是发作不得,又终不能从车上跳出去,大扫石越的面子。只好苦笑摇头,道:“岂有如此胆大妄为的书懂。”
侍剑吐吐舌头,笑道:“我老早便听参政说,大师与王相公交好,于世俗礼法,尽不在意,是超凡脱俗之人。料来必不怪罪我不知上下的。”
智缘笑道:“贫僧不来怪你,自有佛祖怪你。骗人是要下割舌地狱的。”
“阿弥陀佛,大师你这不是骗我吗?前些日子,小人还去了沛京的十字僧庙,他们就吓我就人一生下来就有罪呢。小人就寻思,我何况有什么罪孽可言?我家参政是个大好官,大忠臣,常和我们说要善待百姓,身居高位要有同清冷悯之心,小人年纪虽小,可从来没做过一件坏事,如何便说我有罪呢?我小小的骗一下大师,佛祖慈悲,再也不会让小人下地狱。”侍剑口舌伶俐,素性倚小卖小。
智缘听到此言,心中一动,双眉微垂,温声道:“善哉!石参政能持此心,是朝廷百姓之福。”
侍剑当下揽结而行,一面和智缘说些京师里的笑话,时不时问些佛经要义,西北风俗,乃至医术药材,他是石越的书懂,石府藏书不论,白水潭学院另有图书馆,甚至皇家藏书,他总能借阅,交游见识,又尽是大儒俊彦,论起见识之博,较一般的书生,都要好上许多。此时即是要投其所好,便故意引智缘说些得意之事,竟是让智缘喜受非常。
***
大约同时,大内武库。
随行皇帝赵项检阅武库的,有尚书右仆射吕惠卿、枢密使文彦博、副使王韶、兵部尚书吴充、卫尉寺卿章惇、军器监苏颂,宦官李宪、张若水、李向安,还有特旨随行的太府寺卿石越与吏部侍郎韩维、兵部侍郎郭逮、以及兵科给事中郭申锡等人。狄咏全副戎装,率领着御龙直左班的五百名侍卫,警惕的盯着每一个人。
没有人想到赵颈会突然要率领大臣们巡视武库,也难怪众人如临大敌一般。
“联自束发,即知为人君者,要使自己的臣民安居乐业,马放南山,铸兵为犁,方为太平盛世。然而我大宋自建国起,实无一日之太平。灵武未复,燕云沦陷,旦夕有变,虏骑数日之间,便达沛京城外。国家社樱,实有累卵之危。联前日读报,闻泰西之地,有古巴比伦国者,曾有所谓‘空中花园’者,我大宋之太平,便如此物,实是空中楼阁。兵法有云,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今日之势,则是敌虏为不可胜,以待我之可胜。故历代先帝,尽皆勤修武备,养兵百万者,非不知其劳民伤财,不得不然耳。故联一即位,即讲求富国强兵之术,其意无他,欲致太平尔。卿等观武库甲兵,谓之‘凶器’,联却以为,实在太平之器。”
“陛下。”司马光待皇帝说完,即应声说道:“臣以为欲为不可胜,在德不在险。”
“非也。天时地利人和,德者人和,险者地利,二者不偏废。”吕惠卿淡然说道。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故曰,在德不在险。若天子勤修德政,孰敢轻犯?”
“非也,形胜之地,兵家所必争。若谓在德不在险,此宋襄公所以败国亡身也。司马参政精于史实,岂不知耶?历代王者,无不据有形胜之地。以本朝而论,仁宗不可谓不明,而元昊扰边,关中震撼,百姓劳苦转运,死者万计,及至今日养兵百姓,劳累百姓者,皆非我大宋无德所致,而是我大宋无险所致。故陛下所言,实为至理。然而一劳永逸之策,还在收复故地。北控燕云,西占凉夏,进据西域,此万世太平之基。纵边藕小警,亦不至动摇我中原根本之地。”
司马光冷笑道:“吕相公不知道历代亡国,多非由外族,而是由德政不修,导致百姓叛乱么?”
“是么?然此事石参政另有高论,司马参政不妨听石参政一言。”吕惠卿望了石越一眼,不动声色的说道。
石越知道二人争论,并非仅仅因为过往不和。宋朝百姓评论吕惠卿与司马光的关系时常笑言:“一个福建子,一个陕西人,如何厮合得来?”
二人的确是生性不能相投。但是此时争论,其根源却依然是为了部分兵器民营化。司马光虽然不反对解除持兵禁令,但是对于兵器民营化,却认为是走得太远了。反对的态度异常坚决。但是不知为何,吕惠卿对于部分兵器生产民营化,却一直表示了坚定的支持态度。如果按司马光的观点,则国家败亡的主要成胁来自国内,固然一方面是敦促皇帝修德政,另一方面却也不可避免的要防范百姓;而吕惠卿的观点,则是直指主要成胁来自异族,那自然要进一步的武装百姓,方为上策。石越本来乐于见到吕惠卿出头争辩,不料几句话下来,吕惠卿却将球踢到了他的脚下。
石越连忙向赵项欠身行礼,方娓娓说道:“臣的确曾向皇上言道:历代亡国之原因,非止是人君德政不修,也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豪强数百年兼并土地,使得百姓贫者无立锥之地。若再加官府逼迫,则民不聊生,自然盗贼蜂起,致有亡国之祸。若使百姓有一线生机,断不致于反抗朝廷。本朝若要脱离治乱循环之道,则须从根本处下手,朝廷要时刻给百姓找一条活路。豪强兼并土地,百姓无田可耕,朝廷要通过法令,禁止过度的兼并,同时要鼓励、帮助百姓开垦新田,并且,还要鼓励工商业,让工商业能尽可能多的吸纳贫民,如此,天下少一个饥民,便是少了一个叛贼。这才是治本之道。又,天下甚大,必要之时,可以组织无业之民开藕拓土,就地扎根,亦可缓解兼并之害。”
“治乱循环,实是气数。历朝概莫能免。何况鼓励工商,则务农者少,务农者少,则粮食不得增加,粮食不得增加,则百姓必然饥馁,石子明所言,前后矛盾,本末倒置。况且百姓重视乡土,不乐迁移,强行征发,必致大乱。”文彦博亢声反驳道。
“非也。请文相公听在下细言之:凡太平日久,则人口必然增加,此势所必然。若初有人口一万,历二十年,则可至二万,再历二十年,则可以至四万,如此递增,若以原有人口数称为‘人口基数’,则人口基数越大,所增人口越多。百年太平,人口滋长,必然构成压力。何也?因垦田数之增加,无法比上人口数之增加。而且兼并一事,难以杜绝,由此有更多的人来分更少的土地。如此岁岁增加,每乡土地有限,而人口增长无穷,必有不能生存者。故每逢末世,百姓生子杀子,生女杀女,大伤天和,虽如此亦不得生存。故历朝历代,治乱循环,实由此来。或谓历代人口最盛时,皆是历代最强盛时,此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凡当末世,百姓谋生不暇,若再交赋税,是无生理,故盗贼隐户,必然增加。故历代最强盛之时,实非人口最多之世,而仅是在籍人口最多之世。此后则是隐户逃户增多,致使后世不见此间真相。故解决之道,在于为百姓谋生路。百姓不乐迁移,亦不必强行征发,可以鼓励之,诱使之,人情驱利避害,若迁移之利大于不迁,则未闻有不乐迁者。至于以为重工商而伤国本,此商教之鄙见,非圣人之义。商人使物资流通,让农夫生产的粮食与作物卖掉,以更好的价格买回盐、茶等物,更能让最好的农具、种子传遍天下,非徒然害农而己。何况朝廷还可以通过贸易得到税收,从而减少农夫之负担。可以鼓励商人买回耕牛等物,让农夫生产更多的粮食。工商与农业,并非是一端繁荣必致使一端受害,而是完全可能互相促进的。臣在杭州时,鼓励商业,未闻杭州粮食减产,农夫之家,亦只从中获利。臣以为,不可固执商鞍千余之前的遗法于今日。”
“说得好听而己。”文彦博拂袖怒道:“陛下不可轻信此言,历朝未闻有不重农而国富强者,农为国本,不可动摇。治国之道,务在安静。”
石越凝视文彦博,从容一笑,朗声说道:“臣未曾言要国家不重农,臣亦以为农为国本,固国家不可不可重农。臣所讲者,为重农之术。盖历朝偏见,以为重工商必然伤农,而臣以为未必然,兼重工商,有利于农。历朝皆以为固邦之术,在于抑兼并,而兼并却无法抑制,臣以为本朝既然祖宗以来,未尝抑兼并,则不妨去寻找新的方法来解决,解决之道,便在鼓励移民垦田。且朝廷治民之道,不当是为防范百姓,而当是依靠百姓,帮助百姓。若以防范百姓为务,则臣恐有防不胜防之恍;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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